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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顶娱乐: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民国

来源:http://www.njhqmy.com 作者:云顶娱乐 时间:2019-08-29 01:19

内容摘要:这一时期,知识群体的生活想象主要集中在生活意义、生活趣味、职业生活以及闲暇娱乐四个方面。……所谓优美的生活,是有美术价值的生活,有卫生价值的生活,有时间空间便利价值的生活,即是正当的生活。也有知识分子倡导从当下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发现趣味,并认为这种趣味与自身所处阶层无关,旨在通过对生活的重新发现:寻求生活趣味,往往被当作奢侈的享受……然而因此却说趣味是一种多余的享受,掉开以后,一样可以生活下去,而且掉开才算公平。三、闲暇娱乐——职业生活的调剂与补充近代以降,工业化生产体系将个体的职业生活与闲暇生活割裂开来。四、结语二三十年代城市知识群体的生活想象主要集中在生活的意义与趣味、职业生活及闲暇娱乐四个方面。

本书主要研究1927—1937年上海与北京的知识群体,以报刊、档案、日记、文集、年谱、回忆录等为资料基础,勾勒出现代中国知识群体的日常生活图景。考察了知识群体所处的阶层位置,及其在饮食、交往、休闲、服饰等日常生活的不同维度中发展出旨在建构身份认同感与合法性的话语资源。对这些资源竞争的过程既促成了知识群体内部的分化,又催生了知识群体作为一个整体的阶层意识与集体行动。

关键词:生活;职业;知识分子;闲暇;周刊;娱乐;群体;趣味;想象;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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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出版时间:2018年8月

  【作者简介】胡悦晗,杭州师范大学 历史系,浙江 杭州 311121 胡悦晗,历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2010-2011年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史、城市史研究。

目 录

  【内容提要】本文引入“想象史学”的概念,以《生活周刊》为例,考察1920年代至1930年代城市知识群体的生活想象与身份认同问题。这一时期,知识群体的生活想象主要集中在生活意义、生活趣味、职业生活以及闲暇娱乐四个方面。知识群体赋予“生活”超越当下的正面色彩寻求生活意义。他们将原本重复的、单调的、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精致化、陌生化与艺术化,获得生活趣味。知识群体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入手,倡导职业的真谛与乐趣所在,弥补职业生活单调、无聊的特点。他们将闲暇娱乐视作职业生活的调剂与补充,是恢复职业工作状态的手段。城市知识群体运用他们具有的文化资本,对生活赋予不同的意义与价值取向,同以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为主导的市民阶层生活品位相区隔,既强化了他们对自身群体的身份认同感,也固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分殊。

绪论

  【关 键 词】知识分子;生活想象;身份认同;阶层;文化资本。

第一章 民族国家叙事中的都市想象

  “想象”这一领域,是由超越经验的界限并超越经验所许可的推演过程的表象整体构成的。这就决定了每一种文化,因此也就是每一个社会,甚至每一个复杂社会的每一个层次,都有其自己的想象领域①。伴随第三代年鉴学派对心态史的重新发现,“想象史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最初的边缘地位逐渐占据瞩目之位。历史想象被认为是实证研究与勾勒历史图景之间不可或缺的一步。通过对人类学、语言学与叙事手法的吸纳,关注不同群体的社会想象,力求用“心态的中介作用”展现社会变迁中的物质因素与心态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想象史学的核心关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萌芽之始,就与城市密不可分。城市的基础设施、城市的知识环境、城市知识分子的网络给知识分子的精神赋予了足够的营养,大大地刺激了他们的精神活动。知识分子时常挂在嘴边的却是“反城市话语”,他们的话语和他们的现实生活是矛盾的、乖离的②。他们一方面离不开现代城市生活的声、光、化、电,另一方面则在道德伦理上更偏向传统乡土世界。这种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内在紧张促使他们用想象的方式建构出一套日常生活的应然图景。这套生活图景不仅体现出知识分子自身所具有的超越与批判特性,更涉及他们对自身身份认同感的构建。

第一节 民族国家叙事中的“文明”与“文化”

  由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的《生活周刊》是1920年代至1930年代一份重要的城市刊物。与受到广泛关注的《申报》《良友画报》等刊物相比,已有关于《生活周刊》的研究相对薄弱。由于该刊物虽以刊登时事与政治内容的文章为主,但其影响力与深度远不及同一时期的《独立评论》《东方杂志》等刊物,故以往研究者多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将该刊物纳入对其他相关刊物的整体分析,考察刊载的文章反映出的政治与社会思潮。赵文从社会文化史角度分析该刊物大量城市生活的文章所反映出的城市平民文化的类型和特点,推进了已有研究③。有别于《玲珑》《红杂志》等旨在满足和引领民国时期城市大众消费与生活趣味为主的刊物,《生活周刊》的作者群体主要为城市知识群体,他们刊载了大量关于生活的意义、趣味等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较好地反映了1920年代至1930年代城市知识群体对于生活的想象及其背后潜在的身份认同感。基于此,本文拟以《生活周刊》为例,对此问题加以探析。

第二节 “文明”:上海的都市想象与北京“他者”

  一、寻求意义与发现趣味

第三节 “文化”:北京的都市想象与上海“他者”

  日常生活具有重复性与自在性的典型特征。现代性之中的“日常生活”的基本特征是它的整齐划一、它的沉闷无聊④。以不安于当下的批判性为自身群体特征的知识分子,对日常生活的沉闷、呆滞、虚空的感受较之常人更为强烈。唐弢初来上海,在一家商店担任学徒,过着枯燥呆板的生活。他对这种日复一日、一成不变、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生活感到空虚与绝望,进而以文学创作的方式探索生活的意义:

第四节 “文明”上海的娱乐生活与“文化”北京的“回收”生活

  中国旧式店员的生活是痛苦的,一般都不带家眷,单身住在外地,三五年回家一次。工作条件又很差。每天上班十二小时,从早八点到晚八点,尽管事情不多,却总是枯燥乏味,没有一点变化和调节……我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寂寞。一种好像睡梦中一脚踩入空虚,从云端掉落下来,突然醒转,但觉回顾茫茫,不知身在何地的感觉。古人说遗世独立,我没有那样的本领,自问还得和这个世界打交道,因此发誓要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和眼前的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我开始投起稿来。从此以后,像上了轭的疲驴一样,身不由己的随着磨子打旋,欲罢不能地转下去了⑤。1920年代至1930年代的城市知识分子在《生活周刊》上发表大量文章,探讨生活的意义。《生活周刊》第一期的《创刊词》即指出生活的重大意义:“世界一切问题的中心,是人类;人类一切问题的中心,是生活!”⑥知识分子通过批判商人、新富阶层的庸俗、奢华的生活方式,视其为没有价值与不正当的生活,进而确立有价值的生活的正当性:

小结

  住房有洋房,旅行有汽车,这是正当生活还是奢华生活?……所谓优美的生活,是有美术价值的生活,有卫生价值的生活,有时间空间便利价值的生活,即是正当的生活。

第二章 职业、居住与消费:知识群体的阶层位置

  试看一般富人阔佬,每日花天酒地,娶小老婆,打大麻雀,以昼作夜,以夜作昼,这真是所谓奢华生活。他们所花费金钱无数,而仍没得正当的生活,何等可叹⑦!知识分子赋予“生活”以超越当下的正面色彩,试图从日常生活中寻求意义。他们首先认为,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相互依赖关系,个体无法脱离社会而独善其身。“我们吃的食物是靠人家种的,我们住的房屋是靠人家造的,我们读的书报是靠人家编辑印刷的……离了人家,个人的活动便会没有意义而且也不可能”⑧。其次,知识分子是将个体放置在社会之下,认为生活的意义应当从为群体、为社会服务中寻求。杨鼎鸿在文章中通过批判日常生活中的利益纷争来强调对拘泥于一己之利的超越,寻求生活的意义。徐宗恺将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建立在服务民众的基础之上。万君默认为,首先应当明确生活的意义,其次要对选定的事业产生兴趣。毕云程将知识分子认同为既为自己生活、也为公众服务的“第三种人”:

第一节 民国时期上海、北京的“城”与“人”

  人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是向上发展的。各个人的生活良好与否,直接与个人,间接与社会,发生利害关系的,也可说影响于人类很大的……社会是靠群众的力量与精神而伸张的……生活要有目标,要凭我的能力去做我所能做的事……金钱是万能,是一件很好的东西……但是最坏的也是金钱,争权夺利,不是牺牲许多大好健儿头颅吗?……天赋吾们躯干出来,并不是叫我们吃掉几碗饭,穿掉几件衣服为能事。

第二节 职业、收入与声望:知识群体的职业分层

  要劳吾筋骨,替社会生利的,发展的,否则真是一条蠹虫,要你什么用⑨?

第三节 居住空间分异与社会分层

  人生的意义,不仅是延存生命便算了事;要坚持奋斗,向恶社会宣战,以完成小我的正当生活为起点,以完成全体人类的正当生活为最终极的目的……生活的价值,视其有无服务于群众的价值而定⑩。

第四节 四合院、洋房与公寓楼:居住空间与阶层分化

  我们要先把生活真正的意义认识清楚——就是要致力于社会普遍圆满的生活当中——解决个人的生活。其次,为我们已经择定的事业,就应该努力使他发生兴趣……生活要建筑在兴趣上。兴趣是生活的泉源。我们要解决生活,我们不要先牺牲了兴趣(11)。

第五节 上海知识群体的消费分层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问题,无过于生活问题……以生活之不同而分类,仅有三种。

小结

  一种是靠自己生活;一种是靠他人生活;一种是不但为自己生活,并为公众谋进一步的生活……第三种人,他们对于社会的贡献比较多,而他们所得社会的待遇也比较好。

第三章 日常交往与社会关系网络建构

  他们大部分是知识阶级……他们必须努力和第一种人合力建造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使大家可以得到一种改良的生活,一种合理而愉快的生活(12)。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继承了19世纪以来欧洲浪漫主义传统遗留的普罗米修斯和狄奥尼修斯主义,表现在告别多愁善感、意志薄弱、女子气的传统文人形象,转而强调强健身体、活力和苦难的锤炼,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物力化倾向(13)。尽管在知识分子看来,在追求完美生活的过程中,精神追求高于物质享受,但首先要有一个物质层面健康、强壮的体魄:

第一节 朋友、同事与家人:以私人空间为视角

  我之为我,完全是物质构成的,肌肉血浆骨胳,固然是物质,即精神所寄的脑髓神经,何尝不是物质。所以物质不减,即我不减;物质健全,即我健全……我们从此可以明白了,不健康的人,决计得不到饮食起居的舒适,和心坎上的快慰,他的生活永感残缺而苦痛……我们要在这烦闷的世界里,寻找乐园,第一须养成强健的体魄(14)。二三十年代,现代医学与公共卫生观念在城市日益普及。考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身体改造的话语,除了民族主义情绪外,同样包含了一个浓厚的卫生和体能的面向存在(15)。知识分子强调卫生在生活中对于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假使一个人不讲究卫生,小之妨害个人生活,大之贻害了大众。非但要注意个人卫生,还要注意公众卫生”(16)。

第二节 茶社、酒楼与咖啡馆:以公共空间为视角

  所有个体的奢侈都首先源于对享受的纯粹感性的愉悦:凡能使视、听、嗅、味、触觉陶醉的,都在日常用品中以日益精致的方式对象化了(17)。如果说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知识分子对生活意义的寻求是一种用批判的方式超越于当下日常生活的庸常,那么他们对生活趣味的发现则旨在将原本重复的、单调的、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精致化、陌生化与艺术化,以求获得趣味的体验。一个叫谢明的知识分子将生活同音乐相类比,认为生活有其自身的节奏,而发现并掌握生活的节奏,就显得十分重要:

第三节 “礼尚往来”:以物质文化为视角

  音乐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有节奏。同样的,一个人的生活也是需要节奏的。什么叫生活的节奏?这就是说,生活要有一定的秩序……一个人的生活,如有一定的节奏,按部就班底随时前进,不但于个人身心,个人的道德学问有进步,而且于环绕着你的一切亦有重大之影响(18)。更有知识分子认为应当用艺术的眼光审视生活,将美学与艺术的修养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去:

第四节 牌局、宴请与清谈:北京知识群体的家庭生活

  我们常受点艺术的陶醉,房间内布置得清洁,放点花卉,文学书籍,于是我们所常在的地方也有艺术的意味了。我们一面要把艺术的精神来充满我们的精神生活,一面要把艺术来美化我们的外的生活(19)。有知识分子认为生活中的趣味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我觉得‘趣味’是跟着时间而前进的,我们人类一代一代向前‘永远’前进,好像一个游山玩水的人,一直向深山丛林之中走去,他所看见的东西,不绝变换,他觉得每一段山水,都比前一段更好”(20)。也有知识分子倡导从当下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发现趣味,并认为这种趣味与自身所处阶层无关,旨在通过对生活的重新发现:

小结

  寻求生活趣味,往往被当作奢侈的享受……然而因此却说趣味是一种多余的享受,掉开以后,一样可以生活下去,而且掉开才算公平,这却是不通之论……趣味和生活一样,是人类需要满足的本能,追求生活的热力,决不是关不到趣味方面,恰恰相反,解决生活的时候,总就连带着趣味的寻求……什么是生活,什么是趣味,简直分割不开。雅人高士欢喜这些,贩夫走卒也欢喜这些……日常生活,合拍着浓郁的趣味的事情,不经意中往往便流露出来……人类在生活之中,自然而然的在追求趣味,实在是别无理由(21)。

第四章 精神生活与阶层认同

第一节 书房、阅读与写作:以私人空间为视角

第二节 图书馆、书店与书摊:以公共空间为视角

第三节 书籍的购买、消费与收藏:以物质文化为视角

第四节 图书馆、书房与琉璃厂:精神生活与阶层认同

小结

第五章 生活方式与身份认同

第一节 服饰品味与身体观

第二节 疾病与疼痛

第三节 游乐空间:舞厅、弹子房与回力球场

第四节 流动空间:漫步、出游与旅行

第五节 公园、茶馆与影戏院:北京知识群体的闲暇生活与身份认同

第六节 生活想象与身份认同:以《生活周刊》为例的分析

小结

结论

附录 沧海一“叶”:大历史中的小家庭

人名索引

参考文献

“破”与“立”之间的不断切换

绪 论

所谓最好的时光,指着一种不再回返的幸福之感,不是因为它美好无匹从而我们眷恋不已,而是倒过来,正因为它永恒失落了,我们于是只能用怀念来召唤它,它也因此成为美好无匹。

唐诺在解读侯孝贤的电影时,一语中的地道出了怀旧作为一种文化行为所具有的建构特性。就本质而言,怀旧是作为“对于我们失去的历史性,以及我们生活过正在经验的历史的可能性,积极营造出来的一个征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都市悄然涌动着一种浓重的怀旧情调。民国日历、月份牌等大量民国遗物的出现标志着一股复古潮流的形成。这股风潮逐渐涵盖城市生活的各个层面,以“老上海”“老北京”两个现代中国最具象征性的大城市为主旋律的文学及影视作品相继问世,从日常生活层面勾勒出1920—1930年民国“黄金十年”的城市图景。

然而,怀旧的历史并非历史真实。对上海而言,城市文化的复调特性使得李欧梵眼中的“摩登上海”与卢汉超笔下的“霓虹灯外”都只是上海五彩斑斓的城市生活中的一个面向。Christopher Howe指出,几乎所有关于中国重要生活面向的严肃分析最终都必须面对上海,面对上海在中国的特殊地位。

民国北京的城市文化也绝非小说家与评论家眼中的“民国范”一般优雅、单调。在董玥看来,民国时期北京的战乱与长期贫困使居民只关注眼前最根本的生存利益需要,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没有抛弃过去,而是将过去当作一种可供利用的资源。民国北京并非人们眼中的“故都”,而是一个不断从传统向现代嬗变的城市。

中国现代知识群体自萌芽伊始,就与城市密不可分。“现代知识群体与传统知识群体的最大区别之一,是他们从乡村走向了都市,在现代都市空间中聚集在一起,以都市的公共空间和文化权力网络作为背景,展开自身的文化生产、社会交往和公共影响”。城市的基础设施、知识环境、关系网络给知识群体的精神赋予了足够的营养,大大地刺激了他们的精神活动。知识群体时常挂在嘴边的却是“反城市话语”,他们的话语和他们的现实生活是矛盾的、乖离的。他们一方面离不开现代城市生活的声、光、化、电,另一方面则在道德伦理上更偏向传统乡土世界。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张力使对这个群体的考察具有持续不断的阐释空间。

在郁达夫眼里,五四运动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五四时期是个人主义风靡的时期。李欧梵把五四时期归纳为一个史无前例的自我与社会、个人与整体的对立时期。许多学者认为,肇始于晚清的中国现代知识群体经历了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思潮后,到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知识阶层的整体形象出现。张灏指出,1895—1925年的“转型时代”有两大变化:一是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二是新的社群媒体——知识阶层的出现。

许纪霖认为,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开始形成一个以受过国内外大学的高等教育并拥有现代大学文凭为标志的半封闭的知识精英阶层。在余英时看来,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已形成共识:“士”或“士大夫”已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知识人,知识人代“士”而起宣告了中国知识阶层传统形态的终结、现代形态的形成。

然而,这一概括性论述因缺乏微观层面的实证分析、佐证而稍显笼统。分层研究一个隐含的前提是,其所研究的社会已经是处于相对稳定的定型状态。1927—1937年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五四时期以“原子化”状态存在的知识人如何被镶嵌进一个逐渐秩序化、分层化的社会,已有研究缺乏深入探析。学界对阶级阶层问题的观点不一,更为探究此问题增加了难度。

撇开阶级与阶层划分的学理纷争,1927—1937年城市知识群体是否已经构成了一个从自在走向自为的阶层,这一问题本身就值得商榷。尽管这一时期上海、北京两地的知识群体具备阶层的某些整体特征,但其内部差异同样不容忽视。以往此一时期的北京知识群体因依附于国家建制化的高等学府这一事实而被定义为“京派文人学者”,但晚近的研究也注意到京派知识群体内部的分化。

董玥将1927—1937年北京的知识分子分为来自南方、在北京各教育机构任职或就读的新式知识分子和一批民国时期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地方知识分子。这一时期的上海,现代传媒与出版业,水平参差不齐的公、私立大学以及各种新兴行业所吸纳的知识群体因其在职业、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差距甚大,更加给人以鱼龙混杂、五花八门之感。如此复杂面向的城市知识群体已经构成一个阶层了吗?

然而,就此否定城市知识群体已经构成一个阶层,又太过武断。上海知识群体置身于国内意识形态斗争、帝国主义势力、充满诱惑力的城市物质生活和文化世界主义相互交叉的关系网络中,而所有这些因素都共同构成了他们的主体性结构。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创造社掀起的“革命文学”取代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后,文学开始作为社会与阶级动员的工具,文学的阶级性被广泛讨论。“我们的艺术是阶级解放的一种武器,又是新人生观新宇宙观的具体的立法者及司法官。”这一时期的上海新闻记者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自由职业者,并成立自己的职业团体,为争取言论自由采取行动;上海的大学教授作为一个群体在建立职业社团和采取集体行动方面成长尽管相当缓慢,但在1927年相继成立了“上海各大学教授协会”与“上海各大学联合会”。而在南京国民政府执政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对北京的政治控制力较弱,北京的文化与学术依然有着较为自由的生存空间。

依托于稳定的学院体制和优渥的生活条件,这一时期的北京吸纳了大批游学海外的知识精英。他们通过创办同人杂志、组织文化沙龙等形式聚集起来。在中国现代学科体系划分还未完全定型的20世纪30年代,北京知识群体可以超越学科、单位的界限,依据相近的政治态度、学术取向甚至生活品味形成不同的群体或社团,这种现象对于20年代建立在地缘、师承等基础之上的知识群体圈子而言,已经有了不小的变化。

上述现象表明,中国现代城市知识群体的阶层建构与分化,受意识形态、籍贯与地域差别、情感私交、生活方式与品味以及职业、收入与地位等多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身处其中的个体,在多种因素交错的综合作用下,逐渐倾向于某个特定群体,甚至游刃于多个群体之间。已有研究多从政治环境、社会制度及思想文化等层面考察知识群体认同感形成的过程。这些研究均因过多停留在社会及观念方面的论述而缺少从日常生活的微观经验世界提供更加具有穿透力的解读。

例如,舒衡哲指出,国民党的威权镇压强化了知识分子的“共同体”意识。只有当“白色恐怖”的受难者不再是1927年被杀的不知名的共产主义组织者和工人,而是自己共同体成员时,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团结起来,光明正大地为维护他们的共同信仰而奋斗。

因此,暂时搁置“上海、北京知识阶层是否已经形成”这一难以证实或证伪的问题,在民国时期城市社会分层的背景下,引入历史社会学的视角与方法,考察1927—1937年城市知识群体是否具备阶层构成的基本条件,管窥知识群体在日常生活的层面如何构建身份认同感,或许更有意义。

日常生活如何进入历史书写,是生活史学者面临的共同问题。蒲慕洲指出,西方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存在两种取向。第一类采取全面描述一时一地人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的方式,企图给读者一个有关当时人生活的图像。第二类作品,则是以日常生活中某一特定的问题为中心,重视生活情境背后的文化心态,设法从这一问题在时间中的发展看出文化性格的常与变,并且设法与该社会的整体结构取得联系。

上述两种取向风格各异,但其共通点在于,更加注重政治、经济、社会等宏观结构内的历史细部。当所有的历史书写都是围绕着民族国家的意识与危机展开时,思考的轴心就都是特定的历史事件。在这样一个自觉的历史书写中,日常生活被遮蔽了。日常生活进入历史书写,首要的问题是使原先被遮蔽在民族国家叙事中的历史细节浮出水面,进而将原先习以为常的历史论述以批判反思的方式重新问题化,推动研究深入。

从日常生活角度考察阶层建构,既具有深化知识群体研究与城市生活史研究的学术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20世纪中国的革命话语通过批判当下的日常生活来承诺社会美好的前景;革命目标被演绎成一种乌托邦式的美好理想境界,这种美好境界鼓动着更多的民众投入革命的洪流之中。为了未来的理想社会,必须牺牲现在的日常生活。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使得“革命”意识形态淡出社会生活领域,人们开始迎接一个以满足当下欲望与需求为目的,以各种物质与感官消费为主要内容的世俗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新时代里,长期掩盖在“革命”理想主义光环后的“日常生活”重新走进人们的世界。以日常生活为视角,考察民国时期城市知识群体的阶层建构过程,既有助于推进知识分子史与社会生活史的学术研究,也有益于鉴往知来,反思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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