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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著名儒将曾

来源:http://www.njhqmy.com 作者:云顶娱乐 时间:2019-08-15 05:24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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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书名:曾国藩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作者简介: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易竹贤

出版时间:2014年11月

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作为清代咸丰同治年间“中兴”的第一名臣,拜相封侯,全国景仰;也是湘乡近代最知名的大人物,号称曾湘乡。他自幼熟读经史,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又点翰林,学问相当了得,可以说是一位传统的高级知识分子。正当曾国藩在仕途上不断攀升的时候,太平天国起义势如破竹,攻克南京,改称天京,正式建立起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天国政权。于是,曾国藩以一介书生,办团练,组建统领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几经反复曲折,艰苦奋战,终于取得镇压太平天国的全面胜利。他可以说是极具典型意义的一名儒将,值得研究。我对本县这位先贤没有专门研究过,却也颇感兴趣,颇为敬仰,或亦有些惋惜。个人有几点粗浅认识,提出来就教于学者方家。

内容简介

一、保卫传统与学习外洋

本书自曾国藩所留不下千万言的公私文牍当中,精选近300篇长短不一计约50万言的文字,包括文章、奏疏、书信、日记等多种体裁,内容上涉及其政事、军事、德事、学事、家事等方方面面,反映这个“百科全书式”人物的人生梗概和思想内涵,同时也体现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状貌和世态面相。知人论世,论世知人,本书尽管篇幅有限,但能为读者获取这种双向互动的认知提供助益。

太平天国与清朝的斗争,原是农民起义与封建王朝两个对立政权的斗争;而曾国藩却从文化的角度,说他所率领的湘军与太平军的战争,是保卫传统文化——儒家名教与学习外国文化——拜上帝教的斗争。在《讨粤匪檄》中明白指出:

作者简介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 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之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为之所也。[1]

人物简介

曾国藩又揭示太平军“焚彬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所过州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此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曾国藩号召湘军及军民人等,为保卫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而战。这样的口号对于官僚士绅和一般读书人,自然都有极强的鼓动与号召力量;即对于长期在儒教和传统思想风俗熏陶下的民众,同样有相当的召唤力。正因为如此,湘军从两万人出征,迅速扩大,虽经不少曲折挫败,还是取得了战胜太平军的巨大胜利。

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晚清重臣、名臣,同时也是著名文士和思想家。道光年间中进士,入翰林,擢部堂,历经十多年的京官生涯。咸丰二年丁母忧回籍,被任命为湖南“团练大臣”,借机练成湘军,统之镇压太平天国,历时十年余。其间于咸丰十年充任两江总督,后兼荣列“相国”。又曾挂帅镇压捻军,“无功”而退返两江之任。后移调直隶总督,在任近两年,于同治九年冬重就两江之职,之后年余去世。一生统军理政之外,文事不辍,又重修身、齐家,思想蕴涵丰厚。

洪秀全所领太平军,学习外国,提倡一种朦胧的平等观念,认为天下民众都是天主的子民,皆以兄弟姊妹相称;又提倡剪辫留长发,故俗称“长毛”;还提倡放脚。这些都有积极的意义;起义之初,能激起长期受压迫剥削的农民手工业者及下层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因而队伍迅速扩大,战争进展顺利,势如破竹,先后打败了满清王朝由八旗兵和绿营兵组成的江南江北大营,占据南京,改称天京,建立了与满清相对峙的天国王朝。

编者简介

应该说,他们学习外洋文化是不错的。但他们只学到了皮毛,并不真正了解耶教的本义。而更大的错误在于全盘抹煞传统。“凡民之父母皆称兄弟姊妹”之说,否定了孝顺父母、尊敬师长等传统美德,加上欺神灭道等行径,使所学外国的东西,难以被本国民众所接纳,也就不可能在本国生根。其实早期基督教(或耶稣教),曾反映被压迫的奴隶阶层对奴隶制度的憎恨,但后来也曾为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所利用。而洪秀全本身也曾深受孔孟儒家思想的侵染,是多次应考失意的下层小知识分子。进入天京以后,竟完全搬用封建王朝的那一套,他做“天王”,自称“万岁”,其实质等同于做皇帝,奢靡享受,后宫竟选用有数十位“姊妹”,供他一人淫乐享用,与众多“妃嫔”无异。天国封了许多王,大多奢侈骄横,争权夺利,民众对这些王稍有不敬,便要遭杀头惩处,并没有什么平等可言。凡此种种,便成为招致天国政权崩溃失败的重要原因。

董丛林,男,1952年生,河北盐山人。历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多年来一直在高校从事中国近代史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光明日报》等二十余家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在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等多家机构出版个人著作十余部。晚清湘、淮军政集团要员研究,是其专重的领域之一,有《曾国藩传》(43.6万字,人民出版社)出版及多篇关于曾国藩的论文发表,即将面世的有《曾国藩年谱长编》。

曾国藩既中进士,又点翰林,是清代道咸以后,正统派一路文人。他崇尚儒学及其后续的程朱理学,传承了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良好道德风尚。如孝道、宗亲之情;师道、友道;对乡邻的关切,乡间社仓积谷的热心,以及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等等,都有良好的表现,不必赘述。

目录

曾国藩所尊奉的儒学,确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适应中国封建主义专制王朝的需要,也曾促成封建社会的安定和谐。然而时移世异,清道咸以后,世界早已进入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儒学已不适应近代世界的发展,而且蔽固思想,阻碍革新,致我堂堂中华日趋衰惫,屡受外敌侵凌,割地赔款之事屡见不鲜。究其根源,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儒学便难辞其咎。而曾国藩这时却说:“我朝崇儒一道,正学翕兴。”[2]大加吹捧,这就显得十分保守,近乎顽固的了。

导言

然而,难能可贵的是,曾氏在某些地方也曾突破儒家的藩篱。如他本来是科举出身,官运亨通,却也开始意识到科名进学的道路不合世用,“此中误人终身多矣”。在家书中谓纪译儿“八股文,试帖诗皆非今日急务,尽可不看不作,至要至要”;“纪鸿儿亦不必读八股文,徒费时日,实无益也”[3]。又说他“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毋徒汲汲于进学也”。[4]而更重要的是,曾国藩在实践中也开始感受世界潮流,主张向外国学习,成为洋务运动的先行倡导者和最初的实行者。早在咸丰年间,他已经认识到“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5],并尝试创办军械所,造小火轮;同治二年(1863)派容闳赴美购办机器,随后即在上海建立并扩充江南制造总局,在国内自己制造兵器和轮船。曾氏的这些举措,不仅仅是为“可以剿发逆”,而且为的是“可以勤远略”[6],即振本自强的长远谋略。同时为了振本自强,曾国藩曾几次上书朝廷,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分门学习[7];“同治十年”(1871)七月初三日,曾氏又与李鸿章专门合奏《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摺》,并订有章程12条,为具体实施办法[8]。他们希望把幼童培养成人才,归国以后,“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凡此种种,不必讳言,也表明了曾国藩思想和行为的某种进步意义。

甲编

二、尊崇孔子与帝王专制

顺性命之理论(道光十八年四月下旬,1838)

作为儒将,曾国藩在根本上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和践行者;他要保卫的传统文化,也主要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他对孔子的尊崇,是相当真诚的,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七日日记

在《书学案小识后》一文中,曾国藩颂赞“孔子,圣之盛也”[9]。在《圣哲画像记》中,称赞周文王、周公、孔子为“三圣”;又肯定“宋之贤者”以为《孟子》可以配《论语》,即以孟子为“亚圣”的说法。同时,选择“文周孔孟之圣”以下古今圣哲三十二人(主要是儒家的继承者),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称赞他们“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并谓“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10]在孔孟儒学的诸多继承者中,曾国藩特别推重程朱理学。他说:“有宋程子、朱子出,绍孔氏之绝学,门徒之繁拟于邹鲁。反之躬行实践,以究群经要旨,博求万物之理,以尊闻而行知,数百千人,粲乎彬彬。故言艺则汉师为勤。言道则宋师为大,其说允已。”[11]清乾嘉之间,“汉学”兴起,有人以实事求是的观点,“薄宋贤为空疏”。曾国藩批评说,“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谓即物穷理者乎?”而且责备这些汉学家“名目自高,诋毁日月”。[12]其说不无可议,却也可见曾氏对程朱理学的褒爱。在《圣哲画像记》中,也曾有过这样的批评,肯定有宋五子(周敦颐、二程、张轼、朱熹)“上接孔孟之传”,并谓“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13]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日记

曾国藩所表彰的文周孔孟以下儒家的思想家们,确实承继了儒家“修齐治平”的道路和宏远理想。曾国藩自己也是努力这样做的。他曾说:

禀祖父母(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一日,1842)

君子之立志也,有同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已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14]

禀祖父母(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1842)

他是因六弟为“小试不利”,有些牢骚,笑“其所忧之不大也”,故在家信中发了这番议论,表达的是正统儒家那套“修齐治平”,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曾是这样表白,他一生确也是这样做的。按孔子教导的那样克己治家,那样治军治国,从而与诸多同仁一道实现了所谓“咸同中兴”。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1842)

然而,儒家的后继者一直到曾国藩,他们所尊崇的孔子,在自己生活的春秋时代,其实也是很平常普通的儒者;他所代表的儒家,只不过是当年百家争鸣时代较为突出的九家中的一家而已。他后来之所以成为“圣人”,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样阔得可怕的头衔,正如鲁迅所说,“完全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15]从汉武帝时代,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6],从而为促成汉朝大一统帝国的出现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孔子儒家学说是在小生产经济的条件下,总结东周以来的思想意识形态,成为封建思想的集大成者,故能适应君主专制社会的需要,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能独占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长达二千余年。后继的许多思想家们自然也有发展与完善,承传并发展了儒家的优秀成分,故促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及康雍乾等鼎盛时段的出现。然而儒家思想的根本——三纲五常,君主专制,却也一直传承下来,长期适应并服务于封建专制社会,而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灵魂。它对人性的压抑,对个人自由的束缚与摧残,对外的闭关锁国,愈到后来愈加发展到极至,以致中国社会的专制主义也特别严酷,残忍和保守。如前所述,近代中国也便愈加落后而衰惫,不断被外敌侵凌欺辱。曾国藩尊孔,正处于这样的时代,也便和帝王专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他难以超越的时代局限。

道光二十二年十至十二月日记选(1842~1843)

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升任翰林院侍讲,感激涕淋,说“受君父皇上天恩,蒙祖宗之德荫,将来何以为报,惟当竭力尽忠而已。”[17]他要努力尽忠并维护满清封建王朝。即如他的征讨太平天国所要捍卫的以孔子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也是为了挽救清王朝的危机。在《讨粤匪檄》中,有明白的表述。曾国藩之所以“卧薪尝胆”,统湘军征讨,“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同时赞颂“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18]这就把尊崇孔孟与忠于君父、颂赞君主,完全统一起来。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太平军围逼集贤关,安庆形势紧急,曾国藩在家信中说:“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19]这位孔丘信徒,已经把自家的命运,与清王朝的安危连成一气,不可分割了。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1843)

辩证法告诉人们,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都有两面或多面,孔子及儒家思想也不例外。曾国藩也知道孔子最初并不时行,“仲尼干诸候不见用,退而讲学于洙泗之间”。[20]那时诸子各家自由争鸣,到汉武帝以后,孔子儒家思想才一家独尊,终止了自由争鸣的时代。二千余年来,孔丘既有代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面,也有与封建帝王专制相伴而行,不可分割的一面。正如李大钊所说的,孔子是“历代君主所塑造之偶像”,是“专制政治之灵魂”。[21]以史为镜,凡尊孔的时代,多是封建帝王专制的时代。民元以后,实现共和,而袁氏尊孔,接着便上演复辟丑剧;张宗昌尊孔,便是辫子军企图扶溥仪复辟坐龙廷。国民党政府明令规定孔子诞辰为“国定纪念日”,令全国举行“孔诞纪念会”,说如此可以“奋起国民之精神,恢复民族的自信”。胡适批评说,这是“做戏无法,出个菩萨”。[22]而紧跟着国民党便提倡所谓“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专制。由此可见,既要继承孔子儒学的优秀传统文化一面,又要批判其封建主义灵魂的消极一面;只热加追捧,而不正视并批判其负面,便有思想文化倒退复辟的危险。验之历史,屡试不爽!

复贺长龄(道光二十三年,1843或1844)

三、曾国藩湘军传统的正面与负面

致刘蓉(道光二十三年,1843或1844)

曾国藩及其所统率的湘军,既有优良的传统,对后世有良好的影响,但也有其负面的不良的影响。试分述之。

五箴并序(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初二日,1844)

其一,曾氏以儒家“仁者爱人”的传统,统率湘军,而“以爱民为第一义”。在咸丰十年(1860)四月,《致沅弟》信中说: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1844)

弟在军中,望常以爱民诚恳之意,理学迂阔之语时时与弁兵说及,庻胜则可以立功,败亦不致造孽。当此大乱之世,吾辈立身行间,最易造孽,亦最易积德。吾自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历年以来,纵未必行得到,而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尤悔颇寡。[23]

求阙斋记(道光二十五年五月,1845)

这是曾国藩的真心话。刚隔一年,又说到同样的意思[24];其他地方还多次提到。咸丰十一年(1861)旧历除夕,在军中遇大雪,外间饥民甚多,故而放赈的举措;[25]皖南亦有设粥厂放赈的事[26];对湘军统领营官哨弁的教诫,第一条便是“禁骚拢以安民”,指出“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27]。又说:“凡为将帅者,以不骚扰百姓为第一义。”[28]他看到大乱之世,“一片荒凉之景”,凋丧不忍耳闻情境所表示的同情[29]。以上数端,都可见曾国藩戎行之间对百姓的关心。而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则是他所作的《爱民歌》,歌前有“禁扰民之规”的引言,其中说:“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故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30]歌词中的扎营不要“取门板”,“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鸡鸭,“切莫掳人当长夫”,“号令要严明”,“军士与民如一家”,及后作的《解放歌》中优待俘虏的政策等优秀传统[31],对后世影响更为明显。毛泽东早年崇拜曾国藩,受过曾氏影响。他创建领导红军,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便体现出受曾氏影响的痕迹。自然,毛泽东点石成金,其思想境界的高度,表现的完整缜密,影响的广大深远,则与曾国藩所言不可同日而语了。

书《学案小识》后(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1845或1846)

其二,曾国藩认识到,“制胜之道,在人而不在器”[32],因此特别重视人才的选拔与使用。他曾说“凡将才有四大端”,第一条便是“知人善用”;再加上“善觇敌情”,“临阵胆识”和“营务整齐”。他自己这样考察人才,也希望弟弟曾国荃于这四大端下功夫,并以此“考察同僚及麾下的人才”。[33]他曾告僚属“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尤以习劳苦为办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劳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34]总之,人才是办事之本,也是战争胜利之本。

答刘蓉(道光二十五年,1845或1846)

怎样才能罗致人才?曾氏总结说,“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曰慎用,曰勤教,曰严绳”[35]。他的部下多有良将头目,即其幕府,便集有近百人,多为才士,可谓广收。同时他又认识到“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36],故对手下人才绝大多数能量才使用,相当慎重。至于“勤教”,曾国藩主要是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他“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并私心立誓,总不肯做官发财以遗后人”[37],强调家中子弟要读书自立。因此曾家后人多不是什么“富二代”或“官二代”,如曾纪泽、曾纪鸿等多人,都有各自的长处。这一点很值得后人学习借鉴。此外,曾国藩有相当严格的生活习惯,坚持早起;对待部下则“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泰而不骄”,且经常“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38]。这样,部属也就好治理了。最后的“严绳”,即谓严格地惩罚错误,使趋于正。只要看看《曾国藩全集》中的许多革职查办的奏稿摺片,就可明白他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惩处的例很多,如咸丰十年(1860)七月,曾氏因战功刚举荐任皖南道员的李元度,(李本是曾的儿女亲家);事隔月余,却因徽州失陷,“贻误大局,责无可辞”,便又请旨将李“革职拿问,以示惩儆”[39],可见其惩处不问亲疏远近,秉公执法。对贪腐尤为痛恨。安徽涡阳县知县沈镰,借清查田亩为名,敛钱肥己,“差役四出,鱼肉乡里”。又造言生事,残害善类,诸多劣迹。“非从严参办,不足以示惩儆”,故奏请将沈“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以为贪劣不职者戒”。[40]

君子慎独论(道光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1847)

曾国藩以为“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乃是“君子之乐”[41]。他的知人善用,成绩最显著者,莫若对李鸿章,左宗棠的选拔,培养与支持。李鸿章,安徽合肥人。道光年间进士。原在本籍办团东,后投靠曾国藩充任幕僚。曾对其赏识有加,影响良善。咸丰十一年(1861),李初组淮军,曾国藩便多方关注支持,说“少荃一军……新军远涉,孤立无助,殊足危虑”[42];曾对九弟说,“少荃欲再向弟处分拔千人,余亦欲许之,不知弟有何营可拔?”[43]一个“再”字,可见支援帮助之多。这是因为曾国藩认为李鸿章“劲气内敛,才大心细”,是一个可任封疆大吏的干才。说李研核兵事,于水师尤有心得,故向朝廷奏请派李“前往淮扬,兴办水师,择地开设船厂”;又请旨擢授两淮盐运使,“以济舟师之饷”,代其筹划周全[44]。使李鸿章的淮军得以迅速成长,发展壮大,连外国人戈登的“常胜军”对李也不敢怎么样。曾在家书中赞扬说,“此间近事,惟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戈登虽屡称欲与少荃开仗,少荃自度力足制之,并不畏怯。戈登亦无如之何。近日渐就范围矣”。[45]李鸿章后来的建成淮军劲派,称霸北洋水师,与曾国藩的爱赏、支持和影响是分不开的;李也始终对曾国藩感恩不忘,待以师礼;曾死后,在《曾文正公神道碑》里犹极加颂扬。而左宗棠则有所不同。左系湖南湘阳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中举后,几次会试皆不第,便不再去应考。每自比诸葛亮,出语令人感觉狂放。曾为胡林翼所赏识,后入骆秉章幕府,赞助湖南军务。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攻克武昌,因左宗棠“济师济饷”有功,曾奏请朝廷升任兵部侍郎,加四品卿御,入曾营襄办军务。期间,湖广总督官文“为蜚语”攻击左,曾国藩胡林翼等皆奏左无罪得免。曾国藩在后来的奏稿中,对左有分析,还有评价。说他“求才太急,或有听言稍偏之时,措辞过峻,不无令人难堪之处”,深中左氏缺点。另又褒扬宗棠“其才可以独当一面”,且“思力精专,识量闳远,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又说他“素知大局,勇敢任事,必不肯舍难而就易,避重而就轻”,故奏请留左宗棠襄办江皖军务[46],优点评论也相当精当。曾在家信中也说,“与左季高同行,则以气概识略过人,故思与之偕,以辅吾之不逮。”[47]这些都说明曾国藩对左宗棠的赏识和器重。然而左宗棠后来却自己说有些意气用事,以致八年与曾国藩不通音问。曾国藩却还是从大局出发,在左宗棠任陕甘总督,西征叛回过程中,曾国藩以两江总督之重任,为左筹解饷银,每月以三万两协济左宗棠军营。并强调“甘肃艰险情形,实为各省至苦之区,权衡缓急,不能不先尽甘饷”,“每月仍筹足三万两,全数解交甘肃”。[48]左宗棠之所以能荡平新疆,并取得新疆建行省的历史性胜利,与曾国藩的协助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因此让左十分感动。最终结果是大家所知道的,左氏终于在赠曾国藩的联语中,上联说:“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这样的话从左宗棠这位战功卓著,又睥睨一切的人口中说出来,对曾是极大的慰安,尤其可见左对曾国藩是从心底折服了。

致澄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1847)

其三,曾氏组建统领湘军另一显著特点,是多用书生领兵。湘军的四大名将,曾自己是道光十八年进士,左宗棠是道光十二年举人,彭玉麟是附生,胡林翼是道光十六年进士。名将李鸿章,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江忠源,道光十七年举人。湘乡人罗泽南,诸生,讲学乡里,他的学生李续宾也是诸生,李续宜系文童,王鑫诸生,许多弟子都跟随老师出征;所谓“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学”。[49]这是罗泽南师生提兵破贼的特点,也大致可以概括儒将治军的特色。语云,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虽不一定是所有儒将能够做得到的,但曾国藩提出的将才四大端,则基本上都能具备;特别是“知人善用”,“善觇敌情”,可以说是儒将的长处。曾国藩还因知识丰厚,往往善于总结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能讲求舆地,相度山川脉络,审慎行军;断言兵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剖析微茫”[50];又能从大局出发,顾瞻战争全局,如同治《湘乡县志》所说:“其治军,则不分畛域,湘、鄂、江、皖、苏、浙诸军,联为一气,而粮台之军火饷糈,以时分应他军,接济邻省”[51]。这正是曾氏之所以为各地各军将士拥戴,湘军迅疾凝聚扩大,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答欧阳勋(道光二十七年,1847或1848)

然而,曾氏及湘军不僅有优秀传统,如前所述,也有重要的不良方面,对当世和后代都有突出的影响。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1849)

统领湘军的儒生,曾国藩以下诸人,都是传统的知识分子,饱受“四书”“五经”的熏陶,“三纲五常”那一套牢不可破。他们无论领军打仗,治理民众,或提倡洋务,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所谓“咸同中兴”的短暂光焰,其实正敲响了满清王朝统治崩溃的丧钟。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任何人也阻挡不住民主共和取代帝王专制的历史潮流。

应诏陈言疏(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二日,1850)

曾国潘标榜“不要钱,不怕死”[52],他也曾严惩贪官,这些自然很好;他自己大致也做得不错。但到后期,湘军中腐败现象却也逐渐滋生发展,甚或相当严重。打破天京以后,曾经抢掠数日。洪秀全的天国金库,原来传说金银多多,后来竟无有下落,不僅朝廷怀疑,国人也不无疑问。留下一个大谜团。有些人讽称曾国荃为“老饕”;而湘乡后来流传俗谚云,“打开南京发洋财”,大概都是这谜团中的事例。

答冯卓怀(道光三十年,1850或1851)

湘军最大的负面传统影响,主要还是开启了地方武装势力割据的源头。曾国藩为首的湘军之外,当时还有李鸿章为首的淮军;湘军也兼及楚军,《清史稿》及一般人都以为是左宗棠为首;还有鲍超建川军,朱洪章的黔军,胡林翼的鄂军以及沈葆桢的闽军;等等多种说法。到了民国,更是各种军阀割据:奉系,直系,皖系,川军,黔军,滇军,桂系等等,指不胜屈。军阀横行,鱼肉百姓,国家不能统一,且往往被外国帝国主义窥伺侵凌。故中国革命进程中,曾突出“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口号和实际运动。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方才统一政令军令,后来称八路军、新四军,再后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再有畛域之分,真正结束了军阀割据的恶习。我们今后还能去搞什么川军、湘军,再去提什么桂系、皖系,倒退到地方割据的思路上去吗?

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51)

四、研究儒将曾国藩需有一定的知识准备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1851)

曾国藩一生读书甚多,经史百家,涉猎广泛;后来军旅生涯,仍坚持每日读书数十页,很少间断。应该说他的知识相当广博,而且丰富;生活阅历也十分充裕而多经验。但大半生戎马倥偬,学问成就不突出,不足名家。而要研究他,却需有多方面的知识,否则容易出偏差。湘乡出版的《曾国藩与湘军文化研究》2012年第一期所刊曾氏手书日记若干篇的文字移译,便有不少的纰漏,大多由于知识准备不足。我并未全部接触过曾氏手书日记,更不用说研究,仅就上述若干篇按刊发顺序说点个人意见。

备陈民间疾苦疏(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1852)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二日]温《诗经》《鼓钟》《楚茨》。三者不能并列。前面是总书名;后者是《诗经》中的两篇。可于《诗经》后用冒号,或不用标点。 “伦仙”,应是“崙仙”。《汉书》后可用冒号或不加标点。马官传,应为《马宫传》;为《汉书》中三人合传的末篇,先天读完了前两人传,接着又读下一篇三人合传,这是曾国藩读经史的特点,一篇接一篇点读,基本上不间断,很值得后人学习。可胜“概”哉,应为“慨”。“初虞日”,应是“初度日”,出自《离騒》,后即指称生日。

复胡大任(咸丰元年,1851或1852)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大人“寿履”反菲,应是“寿辰”,系指本月初九日,父亲“大人寿辰”,“酒食太菲”。自己生日反而“酒食较丰”,故觉得“颠倒错谬”。下面“应酮”,系“应酬”之误。“天头”以下数语,是国藩的前辈好友,倭仁字艮峰的批语,整句应加括号。他的日记写好后,请师友传看,并求批评指教。艮峰看过后加批语,“自寿诗”是否改为自警诗或自勉诗,如何?故断句应为:“寿字,易警、勉等字,如何?”“次于自寿诗韵”,“于”应为“予”,《正韵》与“余”同,即“我”。次韵,亦称步韵,即根据我的自寿诗的韵及用韵的次序来作和诗。

乙编

[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十一日]“夜月如画”,似应为“夜月如昼”。繁体畫与晝两字易混。用昼可与夜对照,因夜月如昼光明,可以清楚观览南山雪景、渭水寒流诸美景。“伺”以过此,当是“何”以过此。

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53)

[咸丰八年十月十一日]书籍字“面”,是书籍字“画”。“树立于孙”是“树立子孙”。这反映曾国藩不积家财遗留子孙,而要让子孙自立的思想。

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咸丰三年正月,1853)

[咸丰十年十月十一日]“鬯谈”误为“久谈”。鬯谈与久谈二者在曾的日记中均多次使用,却有区别。颜师古注《汉书》,谓鬯同畅。久谈只表谈话的时间长久;而鬯谈则可能表谈话的对象相悦,谈话的内容投机,含感情色彩。两者一般不应混同。

与冯卓怀(咸丰三年正月,1853)

[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一日]“因国割未满百日”,“国割”系“国制”之误。咸丰帝(文宗)于本年七月十七日(癸卯)崩,朝廷规定百日丧制礼,全国遵行,不得娱乐宴请等。因百日丧制未满,故曾的生日也“谢绝请客”。旋改水陆各军克复“无力”运漕等处摺一件,“无力”系“无为”之误,地名。又“隋”心泉“朴”安庆府摺一件,系“陈”“补”之误,手书繁体“補”。本日所改另二片,合计四件,并皆见于《全集·奏稿三》整理本此日均不误。

与朱孙贻(咸丰三年二月二十七日,1853)

[同治元年十月十日]《尔雅义奠》,是《尔雅义疏》,书名,为我国古代解释词义名物的专书,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各家注疏颇多,而以清代郝懿行(字恂九,号兰皋)的《尔雅义疏》较为详审。写祭帐四幅,“帐”系“幛”之误。幛,在较长宽的整幅绸布上题字或词句,用作庆贺或悼唁用。帐则是蚊帐或帐(账)册,《全集·日记》整理本亦错。

与徐嘉瑞(咸丰三年二月,1853)

后面几日日记文字移译,大多不误,只有几处衍字、漏字及标点不甚妥当处,不赘述。

与江忠源(咸丰三年八月三十日,1853)

以上若干篇的纰缪,或者出于对经史不太熟悉,或者由于社会风俗礼制知识缺欠;或由于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知识未备,或对古代各种书画文体了解不多,等等。除有些纯粹由于粗心所致外,大多是知识准备不足。这些缺憾对于研究作为著名儒将的曾国藩,应该是有妨碍的。补救的办法,看来还得向曾国藩学习,勤字当头,“总以发愤读书为主,史宜日日看,不可间断”[53],“读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此之谓“专学诀”;又说“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54]自然,还得在实践中学习,充实阅历,丰富社会知识,熟悉风俗习尚等等。说得如此头头是道,在下做得怎么样呢?实未能至,心向往之,愿与诸君共勉。

与吴文镕(咸丰三年九月初六日,1853)

注释:

与张亮基(咸丰三年九月初九日,1853)

[1]《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32页。以下凡引是书,均简称《诗文》、《家书》、《日记》、《信札》、《奏稿》等。

与彭洋中曾毓芳(咸丰三年九月十七日,1853)

[2]《书学案小识后》,见《诗文》,第166页。

与王錱 (咸丰三年十一月初六日,1853)

[3]《家书》,第292页。

复吕贤基(咸丰三年十一月十七日,1853)

[4]《家书》,第87页。

与胡林翼(咸丰四年正月十六日,1854)

[5]《奏稿》三,第1603页。

与郭崑焘(咸丰四年正月二十一日,1854)

[6]《奏稿》三,第1603页。

讨粤匪檄(咸丰四年正月,1854)

[7]《奏稿》十二,第7191页。

报东征起程日期折(咸丰四年二月初二日,1854)

[8]《奏稿》十二,7331—7335页。

靖港败溃自请治罪折(咸丰四年四月十二日,1854)

[9]《书学案小识后》,见《诗文》,第165页。

官军大破田家镇贼折(咸丰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854)

[10]参见《圣哲画像记》,《诗文》,第247-252页。

晓谕新募乡勇(约作于咸丰四年,1854或1855)

[11]《送唐先生南归序》,《诗文》,第167页。

统筹全局折(咸丰五年二月二十七日,1855)

[12]《书学案小识后》,《诗文》,第166页。

谕纪鸿(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1856)

[13]《诗文》,第249页。

谕纪泽(咸丰六年十月初二日,1856)

[14]《家书》,第39页。

谕纪泽(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1856)

[15]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14—316页。

与李元度(咸丰七年闰五月初三日,1857)

[16]《汉书·董仲舒传》。

沥陈办事艰难仍吁恳在籍守制折(咸丰七年六月初六日,1857)

[17]《家书》,第62页。

致胡林翼(咸丰七年八月初三日,1857)

[18]《诗文》,第233页。

致沅弟(咸丰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858)

[19]《家书》,第673页。

致沅弟(咸丰八年正月十九日,1858)

[20]《送唐先生南归序》,《诗文》,第167页。

湘乡县宾兴堂记(咸丰八年五月,1858)

[21]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载1917年2月4日《甲寅》,后收入《李大钊全集》。

谕纪泽(咸丰八年八月初三日,1858)

[22]胡适:《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载《独立评论》第117号,后收入《湖适论学近著》第一集。

谕纪泽(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1858)

[23]《家书》,第540页。

致澄弟季弟(咸丰八年八月二十二日,1858)

[24]《家书》,第548—549页。

致胡林翼(咸丰八年九月二十九日,1858)

[25]《日记》,第699页—670页。

复邓汪琼(咸丰八年十一月初二日,1858)

[26]《家书》,第814页。

致澄弟沅弟季弟(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58)

[27]《诗文》,第437页。

李续宾死事甚烈功绩最多折(咸丰九年正月十一日,1859)

[28]《诗文》,第456页。

复胡林翼(咸丰九年正月十二日,1859)

[29]《日记》,第632页。

圣哲画像记(咸丰九年正月二十一日,1859)

[30]《诗文》,第466页。

谕纪泽(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1859)

[31]《诗文》,第429—432页。

咸丰九年五月初八日日记

[32]《家书》,第868—869页。

复邓汪琼(咸丰九年六月二十四日,1859)

[33]《家书》,第352页。

复葛封泰(咸丰九年八月十九日,1859)

[34]《家书》,第559页。

复左宗棠(咸丰九年九月二十五日,1859)

[35]《日记》,第740页。

遵旨会筹规剿皖逆折(咸丰九年十月十七日,1859)

[36]《诗文》,第393页。

致吴廷栋(咸丰九年十月二十一日,1859)

[37]《家书》,第183页。

复胡林翼(咸丰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59)

[38]《日记》,第391页。

咸丰九年十一月初二日日记

[39]《奏稿》二,第1247页。

复张裕钊(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七日,1860)

[40]《奏稿》九,第5506—5507页。

致澄弟(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日,1860)

[41]《日记》,第421页。

丙编

[42]《家书》,第814页。

致澄弟(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四日,1860)

[43]《家书》,第808页。

复李续宜(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六日,1860)

[44]《奏稿》二,第1188—1189页。

预筹淮扬宁国太湖三支水师折(咸丰十年五月十七日,1860)

[45]《家书》,第1061页。

遵旨妥筹办理并酌拟变通章程折(咸丰十年六月初三日,1860)

[46]《奏稿》二,第1181—1182页。

复刘绎(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一日,1860)

[47]《家书》,第585页。

复夏炘(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一日,1860)

[48]《奏稿》九,第5799—5800页。

奏请带兵北上以靖夷氛折(咸丰十年九月初六日,1860)

[49]《诗文》,第307页。

致沅弟(咸丰十年九月初十日,1860)

[50]《家书》,第723页。

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折

[51]《湘乡县志》(同治本)人物志·名宦篇。

(咸丰十年十一月初八日,1860)

[52]《家书》,第388页。

致澄弟(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61)

[53]《家书》,第11页。

致澄弟(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四日,1861)

[54]《家书》,第55页。

谕纪泽(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四日,1861)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复许振祎(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一日,1861)

责任编辑:孔建会

谕纪泽纪鸿(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1861)

复杨岳斌(咸丰十一年六月初八日,1861)

谕纪泽(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1861)

箴言书院记(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1861)

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八日,1861)

咸丰十一年八月初十日日记

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七日日记

复左宗棠(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1861)

克复安徽省城贼众尽数歼灭及攻剿详细情形折

(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1861)

谕纪泽(咸丰十一年九月初四日,1861)

复毛鸿宾(咸丰十一年九月十一日,1861)

沥陈前湖北抚臣胡林翼忠勤勋绩折

(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四日,1861)

恳辞节制浙省各官及军务等情折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861)

复庞钟璐(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1862)

复袁甲三(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1862)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日记

复汪士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62)

遵旨筹议五省合力会剿先陈大概情形折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862)

议复借洋兵剿贼片(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1862)

复毛鸿宾(同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1862)

同治元年二月初一日日记

遵旨统筹全局折(同治元年二月初二日,1862)

李鸿章改由轮船赴沪折(同治元年三月初八日,1862)

复李鸿章(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四日,1862)

筹议借洋兵剿贼折(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四日,1862)

复李鸿章(同治元年三月三十日,1862)

复奕桂良(同治元年四月初九日,1862)

同治元年四月十一日日记

复李鸿章(同治元年四月二十日,1862)

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日记

致沅弟季弟(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1862)

复多隆阿(同治元年五月十八日,1862)

致沅弟季弟(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1862)

议复调印度兵助剿折(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日,1862)

同治元年七月初四日日记

同治元年八月十九日日记

复吴廷栋(同治元年闰八月二十三日,1862)

同治元年九月十四日日记

同治元年十月初十日日记

谕纪泽(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四日,1862)

复奕(同治元年十二月初三日,1863)

密陈购买外国船炮预筹管带员弁折

(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二日,1863)

复王家璧(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63)

复夏教授(同治元年十二月,1863)

复彭毓橘(同治二年正月初一日,1863)

复薛焕(同治二年正月十八日,1863)

致沅弟(同治二年正月十八日,1863)

致沅弟(同治二年正月二十日,1863)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一日日记

致沅弟(同治二年四月十六日,1863)

恳辞曾国荃补授浙抚并谢恩折(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二日,1863)

密陈近日大江南北军情及饷缺兵逃大局决裂可虞片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1863)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日记

复李榕(同治二年五月初十日,1863)

南洋通商大臣一缺仍请裁撤折(同治二年六月十二日,1863)

复奕(同治二年八月十二日,1863)

遵旨复陈江南防务紧迫暂难全力援淮及相机驭使李世忠折

(同治二年八月十三日,1863)

复沈葆桢(同治二年八月二十日,1863)

遵旨复议南漕运京请准变通成例并饬王大臣及户部集议新章折

(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二日,1863)

致澄弟(同治二年十月十四日,1863)

复李鸿章(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五日,1863)

复吴廷栋(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七日,1863)

致澄弟(同治二年十一月十四日,1863)

复僧格林沁(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864)

复奕(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64)

奏陈新漕仍由海运酌定办理章程折

(同治三年正月十八日,1864)

致沅弟(同治三年四月二十日,1864)

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日记

致沅弟(同治三年五月十六日,1864)

奏报攻克金陵尽歼全股悍贼并生俘逆酋李秀成洪仁达折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1864)

丁编

同治三年七月初一日日记

复恽世临(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七日,1864)

再陈裁撤湘勇及访查洪福瑱下落尚无端倪片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九日,1864)

复奏谕旨垂询诸事折(同治三年八月十三日,1864)

致李鸿章(同治三年九月初四日,1864)

批鲍爵帅禀单(同治三年,1864或1865)

致李联琇(同治四年正月十六日,1865)

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二日日记

同治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日记

复李鸿章(同治四年五月初四日,1865)

遵旨赴山东剿贼并陈万难迅速缘由折

(同治四年五月初九日,1865)

谨陈筹办情形并请收回成命折(同治四年五月十三日,1865)

复苏廷魁(同治四年闰五月十七日,1865)

贼众全萃皖境拟先赴临淮折(同治四年闰五月二十一日,1865)

复刘长佑(同治四年闰五月二十八日,1865)

批浙江处州陈镇国瑞具禀暂驻归德并饷项军火如何筹措等情

(同治四年六月初六日,1865)

谕纪泽纪鸿(同治四年七月初三日,1865)

遵旨复陈并请敕中外臣工会议剿捻事宜折

(同治四年七月二十四日,1865)

谕纪泽(同治四年九月初一日,1865)

奉旨复陈近日军情及江督漕督苏抚事宜折

(同治四年九月十九日,1865)

谕纪泽纪鸿(同治四年九月二十九日,1865)

迭奉谕旨复陈各处军情及湖团处置折

(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866)

致澄弟沅弟(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五日,1866)

致刘蓉(同治五年正月初三日,1866)

复刘铭传(同治五年二月十三日,1866)

同治五年二月十六、十七日日记

复丁日昌(同治五年二月二十六日,1866)

遵调鲍超剿捻并筹定霆军饷项折(同治五年三月初五日,1866)

谕纪泽纪鸿(同治五年三月十四日,1866)

密陈重视捻匪博贮将才核实奏报力戒虚浮以正风气片

(同治五年三月二十一日,1866)

同治五年四月十五、十六日日记

复陈远济(同治五年五月十二日,1866)

致澄弟(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1866)

同治五年六月初七、八日日记

批铭字营刘军门铭传禀防河事宜俟抵周口与潘张二军通力合作等情

(同治五年六月二十五日,1866)

复李鸿章(同治五年七月十八日,1866)

致澄弟(同治五年八月初十日,1866)

致沅弟(同治五年八月二十四日,1866)

复彭毓橘(同治五年九月十一日,1866)

致沅弟(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1866)

复刘铭传(同治五年九月十三日,1866)

复彭毓橘(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1866)

病难速痊请开各缺仍留军中效力折

(同治五年十月十三日,1866)

复陈病状艰难请准不回江督本任仍命李鸿章暂行兼署折

(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1866)

复尹耕云(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67)

致欧阳夫人(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一日,1867)

致澄弟(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1867)

致沅弟(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67)

致沅弟(同治六年正月二十六日,1867)

谕纪泽(同治六年二月十三日,1867)

致鲍超(同治六年三月十四日,1867)

复李昭庆(同治六年三月十六日,1867)

致欧阳夫人(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日,1867)

复刘崑(同治六年五月二十四日,1867)

加李鸿章片(同治六年八月初七日,1867)

复马新贻(同治六年十一月初三日,1867)

遵旨预筹与外国修约事宜密陈愚见以备采择折

(同治六年十一月十五日,1867)

复郭崑焘(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日,1867)

金陵建立军营官绅昭忠三祠折(同治六年十二月初三日,1867)

同治七年正月十七日日记

同治七年二月十五日日记

同治七年二月二十九日日记

同治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日记

复方骏谟(同治七年四月初八日,1868)

同治七年闰四月十二日日记

遵旨绘造江苏全省舆图情形折

(同治七年闰四月二十二日,1868)

复何绍基(同治七年五月二十二日,1868)

预筹裁撤湘淮军经费折(同治七年七月二十二日,1868)

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记(同治七年八月十四日,1868)

奏陈新造轮船及上海机器局筹办情形折

(同治七年九月初二日,1868)

请禁川盐私行楚省收复淮南销盐引地折

(同治七年十月初五日,1868)

复吴嘉善(同治七年十月初五日,1868)

箴言六则规澄侯(同治七年十月二十五日,1868)

筹议江苏水师事宜折(同治七年十一月初三日,1868)

戊编

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四日日记

复马新贻(同治七年十二月初一日,1869)

谕纪泽(同治七年十二月初三日,1869)

同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日记

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四、十五、十六日日记

遵旨妥议驭外防守机宜折(同治八年正月初七日,1869)

同治八年正月十六、十七日日记

略陈直隶应办事宜并请酌调人才酌拨银两折

(同治八年正月十七日,1869)

谕纪泽(同治八年二月十八日,1869)

直隶清讼事宜十条(同治八年三月初五日,1869)

《国朝先正事略》序(同治八年三月末,1869)

复朱学勤(同治八年四月十四日,1869)

复李鸿章(同治八年五月十五日,1869)

遵旨筹议直隶练军事宜折(同治八年五月二十一日,1869)

复吴廷栋(同治八年六月十二日,1869)

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同治八年七月初六日,1869)

遵旨续议直隶试办练军事宜折(同治八年八月二十七日,1869)

致各府厅州(同治八年十月二十七日,1869)

长芦盐务按照部议十条分条复奏折

(同治八年十一月初一日,1869)

复倭仁(同治八年十一月十六日,1869)

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记

查明畿南所属灾歉轻重来春应行赈恤酌拟办法折

(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70)

湘乡昭忠祠记(同治八年十二月,1870)

饬发清讼事宜(同治八年,1869或1870)

批候补县丞杭楚沅禀呈条陈(同治八年,1869或1870)

复杨昌濬(同治九年正月二十四日,1870)

复刘蓉(同治九年正月末,1870)

直隶清讼完竣请将办理勤奋各员酌奖折

(同治九年二月初二日,1870)

江宁府学记(同治九年二月,1870)

复方楷(同治九年三月十三日,1870)

谕纪泽纪鸿(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1870)

谕天津士民(同治九年六月初九日,1870)

复奕等(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二日,1870)

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三日,1870)

奉旨复陈天津教案办理情形折(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八日,1870)

密陈津郡教案委曲求全大概情形片

(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八日,1870)

复廖寿丰廖寿恒(同治九年八月初四日,1870)

恭谢调补两江总督圣恩并陈下情折

(同治九年八月初七日,1870)

天津府县解京请敕部从轻定拟并请嗣后各教堂由地方官管辖片

(同治九年八月二十六日,1870)

续讯天津教案内第二批人犯分别定拟折

(同治九年九月十三日,1870)

复王振纲(同治九年九月十五日,1870)

复张光藻(同治九年九月十八日,1870)

同治九年九月二十六、二十七日日记

同治九年十月初九日日记

谕纪泽纪鸿(同治九年十一月初三日,1870)

钦奉谕旨复陈夷务折(同治十年正月十二日,1871)

预筹日本修约片(同治十年正月十二日,1871)

复审凶犯行刺马新贻缘由仍照原拟分别定拟折

(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九日,1871)

复陈兰彬(同治十年三月初一日,1871)

笔记十二篇(同治十年二、三月间,1871)

复沈秉成(同治十年四月初五日,1871)

致总理衙门(同治十年四月十五日,1871)

复吴大廷(同治十年五月初五日,1871)

李世忠陈国瑞寻仇构衅据实参奏折

(同治十年五月十一日,1871)

台洲墓表(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六日,1871)

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折(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1871)

大界墓表(同治十年七月初七日,1871)

致澄弟沅弟(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三日,1871)

复吴汝纶(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五日,1871)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一、二、三、四日日记

病体垂危谨由梅启照代递遗折(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

曾国藩年谱简编

导言

本书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中的《曾国藩卷》,有必要先对曾国藩其人生平脉络和思想、行事作个梗概性交代,并简要说明本书编选的相关事项。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居武,又字伯涵,号涤生。曾祖竟希,祖父玉屏,父麟书,母江氏。其本人生于清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前溯其家累世为农,既无仕宦,亦无科名,所谓“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曾国藩全集》,诗文,365页,长沙,岳麓书社,2011。。靠勤苦治家,至不为贫,从其父辈即有读书条件,到国藩更为家人在科名仕途上寄予厚望,自幼尽心培养。他也努力进取,不但走通了科举之路,而且终成就为同治“中兴名臣”之冠,在晚清历史上有着重大影响,也为后世留下了颇受关注的思想文化遗产。

从其读书和科举的历程看:九岁即“读五经毕,始为时文帖括之学”黎庶昌编:《曾国藩年谱》,2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最初是跟从父亲在家塾读书,后出外就学于书院。道光十三年23岁上考取生员,这年里完婚,妻本省衡阳欧阳氏。次年入著名学府岳麓书院肄业,当年报捷乡试,考中举人。道光十五、六两年(1835、1836年)两次会试不售,回家愈行发愤准备,有谓其“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户”同上书,4页。。道光十八年春闱得中,且因朝考作文《顺性命之理论》得皇帝赏识被擢拔名次,获点翰林院庶吉士,奠定了科举入仕的优势初基。

道光二十年散馆(庶吉士“毕业”)后,曾国藩从最低级别的翰林官做起,后连连擢升,至道光二十七年37岁时,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隔年,正式任礼部右侍郎。以后数年中,还兼任过几个部的侍郎。总之,他任京官后不到十年间,就“七次升迁,连跃十级”,升至二品大员。这在汉族官员中并不是很多见,连他自己也不免感到有几分惊异,家书中有“顾影扪心,实深惭悚”、“德薄才劣,何以堪此”《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一,133页。之言。

京官期间,曾国藩履职之外,于读书和修身方面亦颇致力,并且是将两者密切结合进行。任初级翰林官时,就拜同为湘籍的当时理学名流唐鉴为师,被教以“读书之法”:专重理学,“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最宜熟读”,“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又被告以“检身之要”:“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同上书,日记之一,92页。。还被荐以效法同是从学于唐氏的倭仁记省察日记,即经常反省自己,记下“私欲不克”有失检点之处,勉力改之,曾国藩也曾认真遵行。检其当时日记,对诸如爱出游串门、多语巧舌、欠笃欠诚、谑浪无节等项多有反省记载。甚至连睡梦中见别人得利而觉羡慕,以及听别人谈及女色自己有所心动这等事情,也不避记出,写下“真禽兽矣”之类的自詈之词。他曾立“三戒”,即“一戒吃烟,二戒妄语,三戒房闼不敬”同上书,日记之一,130页。。又曾立“课程”十二条,即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参见上书,日记之一,137页。尽管类似刻板的省察方式曾国藩并未长久坚持,但修身养性的意旨终生不弃,目标就是所谓“内圣外王”,“修齐治平”。在为学方面,注重理学也是其终身性的,只是并非仅仅胶着于此。道光二十六年夏秋之交,他因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休养,与精于考据的湖北籍人士刘传莹交流学问,兼取汉学。此后,视野和路径上愈趋开豁。

在为官本职上,京官时期的曾国藩在升迁顺境中更想“锦上添花”,有抢眼和惊人之举。咸丰元年夏间,他向新皇帝激言进谏、险些惹祸之事,即不失为典型事例。此时清朝危机日益明显暴露,太平天国起义已在广西爆发。曾国藩上奏进谏,在“敬陈圣德”而“预防流弊”的名义下,旨在要新帝警惕和戒除“琐碎”、“文饰”和“骄矜”之弊。据说咸丰帝览奏大怒,“掷折于地”,欲行问罪,是因有亲近大臣说项方罢,只是在谕中责其奏言“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拘执太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14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而未予处分。曾国藩虽有“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的说法,但还是以未被追究而深感侥幸,从中接受教训,在家书中就说,“此后奏折虽多,亦断无有似此折之激直者”《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一,190页。。他随后所上的奏折,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之类,从标题上即可看出所陈说事情的主题,关注国计民生而又不冒犯皇帝,自不会再有风险。

至于曾国藩做京官期间的生活状况,可以用“贵而不富”四字概括。当时官员的正式薪俸不高,京官一般又没有地方官那样的“养廉银”,并且曾国藩也属较为清廉之辈。官场常规生活所需以及交往应酬费用,使他常常入不敷出,靠借债贴补。即使他身为部堂之后,这种状况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当时京官赴外省充当乡试考官,公发路费、补贴之外,接受“门生”所送“份子”是不算“贪腐”的一种惯例,故而一趟试差下来会有一笔较为可观的收入。曾国藩于道光二十三年做过一次四川乡试主考官,对改善经济条件有所补益。及至咸丰二年,又获派充江西乡试主考官,并且这一次还打算在完差之后,绕路顺便回湖南老家省亲,也被皇帝批准。不料在他赴差途中,接到母亲去世的讣告,未能到差便改道奔丧回籍。阴差阳错,由此不但结束了他的京官生涯,而且促成他由“文”到“武”的一个节点性转折。

曾国藩理丧完毕在家“守制”,不久就接到了让他赴省城出办“团练”的谕旨。当时在太平天国起义规模不断扩大的形势下,清廷正实施让相关省份兴办团练以配合防御的决策,在籍较高级别的卸任官员,往往被选充此等职事。曾国藩不过是其中之一员,他却借此走上了“移花接木”的练兵之路。当然,所练是不同于当时国家“经制兵”(“八旗”及“绿营”)的湖南“勇营”,也就是通常所谓“湘军”的滥觞。

曾国藩编练湘军,自有独特的原则、方法。譬如对官弁和兵勇,有着特定的要求条件。对军官,所持条件是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而最为根本的是要有“忠义血性”。在曾国藩看来,有了“忠义血性”,那四点也就有随之而具的可能,若无“忠义血性”,其余的则一概谈不上。那么,具备这种条件的人员何处寻觅?曾国藩认定,本省志同道合的读书人中就是富源。其实,在他出山就武以前,乡人中已不乏书生充当“武将”的先例,像更先出领团练的王錱、罗泽南等人即是。也正是从他们身上,曾国藩更看到书生为将的现实可能性,相信让有“忠义血性”的士人来领兵,比那些出身旧行伍、平日骄悍而临阵怯懦的“经制军”官弁要强百倍。那么士兵呢?他所把握的条件也很特别,就是以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民土气者为上,而对油头滑面、有市井气、有衙门气的人员概不收用。为了便于募集这种理想的兵员,他指示募兵地点要特别注重于偏僻山区,而尽量避开交通便利的市镇和水乡。所谓“选士人,领山农”,成为湘军的一条基本组织原则,体现着曾国藩此番练兵所谓“扫除陈迹,别开生面,赤地新立”的深意。并且,从官到兵逐层私人选置,形成“兵为将有”、层层“私属”的关系,这也是与国家“经制兵”的重大区别。还有,其军费、军饷方面,也不同于官军的完全由国家拨发,而主要靠在地方自筹,这是与官兵不同的又一重要方面。从军种上说,湘军不但练有陆师,而且还练有水师,水陆配合,也是湘军的一大特征。

曾国藩在编练湘军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除了人力、经费等练兵本身方面外,本省官场上的矛盾和掣肘是更大的影响因素。有些官员看不上曾国藩当时那种特立独行的派头,故意与他为难。而曾国藩对湖南绿营兵的松懈、腐败气习则很不满,想借机能对其有所矫正。他着力笼络利用一个叫塔齐布的原绿营军官,这个人在他心目中正派、忠勇,非同寻常,他想树之为榜样扩大影响。再者,是让绿营参加他勇营的集训。可绿营兵受不了这个约束,更要紧的是绿营军官不容他插手其军越俎代庖,遂与之公开交恶,并放纵乃至教唆部下发难。咸丰三年秋季的一天,绿营兵竟成群结队、明火执仗地寻杀塔齐布,未果之下,又气势汹汹地闯到曾国藩公馆闹事。而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则装聋作哑,即使曾国藩告明后也并不认真处置。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为“退避”计,离开省城长沙而移驻衡州,水师便主要是于此编练。尽管困难重重,但曾国藩发奋而为,终有所成。

至咸丰四年春间,所练湘军正式所谓“建旗东征”,投赴镇压太平天国的战场。这时其军规模,陆师十营,水师十营,连上随军夫役,共有一万七千余人。出征之时,曾国藩发布题曰《讨粤匪檄》的文告。其内容很有特色,基调不在于声讨“粤匪”反清作乱(当然其中也包含有这样的意思),而最主要是从“卫道”的角度立论。除了污蔑太平军如何残暴外,特别强调的是它所谓“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说这不仅是“大清之变”,更是“名教之奇变”。显然是要最广泛地进行社会动员,特别是号召“读书人”起而投身镇压“粤匪”的行列。

湘军出战后,并没有立马显出《讨粤匪檄》中所谓“大兵一压,玉石俱焚”的威力,从其最初几年的战况看,可谓有胜有负,胜少负多,并且有时败得很惨。像出战不久的当年四月间,在离省城长沙不远靖港地方的战事中,曾国藩亲自督率之部便遇敌大溃,他下死令都没法遏制,自己羞愤难耐之下竟投水自杀,是被随从救了起来。返至长沙后他还是执意不活,连遗折都写下了,只因在湘潭的湘军另部捷报传来,才了却一死念头,重新振作起来。及至八月下旬,所部取得夺下湖北武昌、汉阳的胜利。咸丰皇帝接报高兴之下,有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之命。据说,时有大臣提醒,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25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意思是怕有尾大不掉之患。这样被提醒之下,咸丰帝遂即收回成命,令曾国藩带兵东下作战。湖北巡抚之职,在排除由曾国藩担任后,所用的自是非湘系人员,但任者无法控制局面,变故多生。至咸丰五年,清廷改让曾在曾国藩手下为部将的胡林翼担任。胡林翼也是一大干才,把湖北经营成湘系势力的重要基地,不管是对湘系群体还是曾国藩个人,都起到至关重要的支持作用。

而曾国藩未获署理鄂抚率军东下后,先是在鄂、赣交界地区的田家镇一带获胜,随后于当年十二月在江西湖口战役中则遭受惨败。其水师被太平军分割成内湖外江两个部分,不能相互援应。太平军抓住战机,巧攻猛袭,致其损失惨重,连“大帅”座船也被俘获。曾国藩既愤且惭,又不止一次地要寻死,被人劝止。此番也许做做样子的成分不小,并不像前次那样真心,但其因战败而深感窘迫羞愤显而易见。

曾国藩移驻江西后的磨难,远不止是军事上的,更有清朝阵营内部的斗法。他率部在该省数年间,处于“客寄虚悬”的地位,相当难堪和被动,这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为困厄的一个阶段。按照他向清廷上奏中总结的此期“艰难情状”,有这样三大方面:一是部下在升迁补官方面受巡抚和提督的排挤,自己却无能为力,“虽据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二是地方上的官吏层层相属,自为一体,大都把他曾国藩看作外人,根本不放在眼里。这样,办起事来呼应不能灵通,特别是筹饷之事,更处处受到阻挠。自己说话,州县不肯听从,百姓也不相信。三是自己的关防印信奉命多次更换,让人怀疑,屡次发生有部属被羁押刑辱,而他出示印札无效的事情,甚至连给人发放的收捐凭证,地方上都不予承认。在另外言论场合,他甚至有过“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曾国藩全集》,诗文,156页。的痛说。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在军中接到父亲去世的讣告,这似乎为他摆脱困境提供了一个机会,在向朝廷奏报丁忧并请求开缺后,不等谕旨批准,就弃军回籍,并接二连三地要求在籍守制(军务需要本是不必按常规之制的)。他这样做,表示重孝之外,更是要借机向清廷表明在军之艰难(上面述及的“艰难”三大方面,即此间奏言)而要挟地方事权。朝廷鉴于当时江西军情不是特别急迫,便来个顺水推舟,允准他暂时在家守制,使得曾国藩以退为进的筹谋落空,有苦难言。舆论上则不但对他不予怜悯,许多人反而落井下石,朝中官员多以他擅自委军为非,湖南地方上对他也颇有微词。不要说政敌之辈,即使湘系同党人物左宗棠,对他也大加责难。这时左宗棠正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是个在很大程度上能左右幕主的“特殊幕僚”。其人的做法使曾国藩颇感恼火,两人因此交恶,甚至到了“不通音问”的地步。

此番曾国藩在籍期间,是他心理上备受煎熬的一段时日。他既负亡父之哀痛,又为朝廷所“婉弃”,再加外间非议,百不遂意,忧郁难解,竟得“不寐”之症。在家人面前一向沉稳严肃的他,这时也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常因一些不值得的小事就谩骂诸弟,甚至怒斥弟媳,性情反常地粗暴起来,简直是显出一种病态。

不过,曾国藩并没有真的在籍“终制”,由于同党要员的帮助和前敌军事上的需要,清廷在咸丰八年夏间终于让其复出。由此,曾国藩改变了官场处事策略。就复出之事本身而言,可谓毫不拖泥带水,没有半点讨价还价,闻命即行。路过省城长沙时,便主动面见左宗棠以示和解,还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请左氏为他书写篆联,实际上是隐示自己“守雌”让步的态度,两人之间迅速改善了关系。如果说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改善,难免有一种“湘人同党”间顾全大局的宽容因素在起作用,那么在与非湘系同党人物关系的处理上,曾国藩也同样有着明显的策略改变,并对此非常看重也颇觉有效。在当年十二月间的一封家书中他就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一,400页。更后他还曾总结说,改弦易辙后他“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并具体解释,“立者,发愤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同上书,家书之二,476页。。看来,在官场人际关系调节方面是真的收到了效用。

就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阵线格局而言,自曾国藩复出之后也不断发生变化。在他复出当年之秋,扎于扬州的江北大营第二次被太平军摧毁后未再复建(其第一次被攻溃是在咸丰六年即1856年春),特别是到咸丰十年的春夏之交,扎在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城下的江南大营亦被太平军彻底摧毁。本有此江南、北大营两相配合,清廷以之作为其军事要图,是想让湘军在上游地区承担艰危,而让其“经制兵”收取拿下太平天国都城之功。至江南大营此时彻底覆灭(它在咸丰六年夏也曾被攻破过一次而重建),使清廷靠其收功的企图落空。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清廷不得不把全战线对湘军开放。同时,也不好再以不给曾国藩地方事权、让他军政分离来进行限制,终在这年四月间让其署理两江总督,六月间便告实授,并让他以钦差大臣统理相关数省军务。这是曾国藩个人政治生涯和湘系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界标,其个人权势得以显赫起来,湘系群体势力也由此很快走向峰巅。

曾国藩的走向疆吏之路可谓曲折。除前述署湖北巡抚未果之事外,咸丰九年间,借有朝命让其带兵入川,胡林翼还曾为之着力谋取四川总督之职,结果也未如愿。唯恐其没有督符入川孤危致败,又只好设法争得免其入川而留下来合力“图皖”。总之,不给曾国藩督抚之权,仅让他带领湘军打仗,这是清廷多年间控制曾国藩和湘系的重要策略。而镇压太平天国的大局需要,又注定它不能不向曾国藩开放疆吏职权的闸门。当然,曾国藩获职江督后,还有一个为时多半年的困厄阶段,这主要倒不是由清朝内部的明争暗斗造成,而是由于其本人战略决策失误,又刚愎自用不听别人劝告,执意进驻皖南祁门而陷入“绝地”所致。有说他此间“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以至于长悬利剑于帐中准备随时自刎。不过,到咸丰十一年三四月间移出祁门后,其处境便随之大为改观。况且,一直有胡林翼的支撑、配合,胡在湖广,曾在两江,地域上连成一片,两人密切协同,对湘系势力来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有利局面。

以“以上制下”之势沿江推进是湘军最基本的战略方针。敌对双方在沿江特别着力争夺的几大据点,自上而下顺次是武汉、九江、安庆,再下就是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了。曾反复易手的武汉,自从咸丰六年间被胡林翼指挥夺取,太平天国方面就未能再夺回。九江是在咸丰八年间被湘军攻下的,这主要也是由胡林翼指挥完成,当时曾国藩正借丁父忧弃军在籍。而太平天国方面丢失九江之后,安庆就成为其从上游屏蔽天京的主要据点。

出任两江总督后的曾国藩,特别是在他脱离祁门之困以后,最主要致力的,就是与胡林翼共同部署和指挥安庆战役。安庆,作为“金陵之门户”,不管是对于太平天国还是清方来说,其战略意义都非常重要。在曾国藩的心目中,“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一,604页。。其弟曾国荃,作为“出道”有年的湘军一大悍将,担任的是率部进围安庆的任务,其间尽管事变多有,但他坚持不摇不动。就此役部署的方略而言,湘军是典型的“围点打援”。“围点”之军便主要是曾国荃部,参战的清方其他各军,主要任务则是外围“打援”,即对付前来援应的各路太平军,使之无法破解安庆之围和有效地援助城内太平军。“打援”的战事自亦艰危异常,但最终收取头功的自然还是“围点”部队。当然,“围点”与“打援”不会是绝对分割的,譬如曾国荃部湘军,在就近打援的战事中也不失为中坚。

安庆战役是与所谓太平军的“二次西征”密切牵连的。其“二次西征”在咸丰十年秋至次年夏间,主要由陈玉成、李秀成率部进行,旨在“合取湖北”而牵动湘军以兼解安庆之围。由于太平天国方面对这次行动实施上的失误,此事流于无果。而湘军方面,曾国藩离开祁门后指挥安庆战役有了得力条件,胡林翼也早有相关军事部署。双方决战期的一系列战事可谓酷烈异常,及至咸丰十一年八月初,曾国荃军破城而入,最终取胜。此役估计太平天国军民共死三万余人,城中“凡可取之物,扫地而尽”《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2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安庆战役之后,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直接暴露在湘军的攻势之下。尽管也时有局部的战事胜利和战局转机,但太平天国方面越来越被动和艰难的总体战局态势难以逆转。及至同治三年四月,天王洪秀全末路“归天”,他十五岁的儿子洪天贵福以幼天王继位。此际湘军对其都城已进入紧锣密鼓的最后围攻阶段,太平天国方面已无力回天。六月十六日,都城被攻破。太平天国写完了它十四年多的历史,至此画下了一个悲壮的句号。湘军在城中烧杀抢掠之惨,令人发指。多少天后,城中还是“尸骸塞路,臭不可闻”同上书,375页。。大火连绵不息,竟至旬日。暴屠天京,可谓湘军特别是曾部湘军战史上的一次总结性的“杰作”。此役的前敌“首席”指挥官乃曾国荃,而其军的总帅则是曾国藩。

从曾国藩本人到清朝整个阵营,对镇压下太平天国当然都感到是天大好事,但高兴之外,也不免都有基于自身安危祸福的忧虑。对于曾国藩来说,最大的忧虑就是怕因“功高震主”,落个“兔死狗烹”的下场。所以,他不敢有居功自傲的气态,而努力表现“自抑”。其人这种“盈满为患”的心理,并不是到此时才萌发,而是根基早有。当年在京的时候,他就曾以“求阙斋”名其书舍。从事军政之后,更是惕励有加。诚然,在受抑制、少权势的时候,他曾倍感苦恼,也设法争竞,但在出任两江总督兼节制数省军务之后,又有“昔太无权,今太有权,天下事难得恰如题分也”《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一,715页。的感慨!这绝非虚矫作态,而是他盈满为惧心理的真实反映。所谓“权太重,位太高,虚望太隆,悚惶之至”同上书,日记之二,227页。云云,为其肺腑之言。他不止一次地上奏“辞谢大权”,特别是对“节制四省”的权柄辞意尤切。他不但自己奏请削权,而且还为乃弟曾国荃辞谢过浙江巡抚之职。清廷允准与否另当别论,但其主动请辞是实在的。

曾氏湘军攻下天京之后,清廷对有关“功臣”们当然要进行奖赏,曾氏兄弟也自然会在最显之列,特别是曾国藩封侯对汉家大臣来说已属罕有。不过,有人认为这仅是表面文章,实际对曾氏兄弟是“大功不赏”。无论如何,曾国藩还是摆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对清廷表示千恩万谢,颂扬备至。似乎君臣关系亲密无间,实际上清廷对曾氏兄弟的疑忌和抑制有增无减,甚至以隐含杀机的言词对曾氏兄弟进行警告。何况,拿下天京之后,现实的种种变端不断增加着对曾国藩的刺激。譬如,关于幼天王的下落和原太平天国都城中财货真相问题,就不失为两大要端。

幼天王从天京逃出是既定事实,但曾国藩起初向朝廷的奏报中,说其人在宫殿举火自焚,随后即使知道了实情仍不情愿道明,态度暧昧。不要说这引起外间怀疑,人言籍籍,即使湘系要员左宗棠,也不给曾国藩稍留情面,上奏中直揭实底,并强调余留的太平军尚有十万多,其“复借伪幼主为名,号召贼党”。这难免刺痛清廷,上谕中明言指责曾国藩所奏失实。由此,引发曾国藩与左宗棠的再度交恶。至于太平天国都城里的财物,虽然不会像传说的那样“金银如海,百货充盈”,但为湘军抢掠私获之巨实堪惊人。为此,曾国藩虽千方百计地加以弥缝、掩饰,但终究哄骗不了舆论,朝廷自然也会怀疑,只是出于策略的需要,没有特别严厉地公开追逼而已。即使所谓“追抄之谣”,也足以让曾国藩惶惶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平时就常怀忧危保泰之心的他,岂能不变本加厉。总之,攻下天京后曾国藩喜外有忧,喜外有惧,绝非庸人自扰。他对乃弟曾国荃难掩居功而骄甚至不无嫌怨朝廷的表现,十分担心,忧灼地予以训诫,认为其开缺回籍是当下最妥选择,说是“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二,329页。。

曾国藩为释朝廷疑忌,遂有“裁湘留淮”的举措。攻下太平天国都城的当年九月初,他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蚤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成此言。”同上书,书信之七,152页。“裁湘留淮”决策的实施,可谓雷厉风行,并且是忍痛割爱地从曾家的嫡系部队“下刀”。由曾国荃直接统带攻取天京的那大约五万人的队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即分批裁撤殆尽,此外还裁掉湘军的其他若干营头,所剩湘军多已不直属曾国藩统辖、指挥。从湘军的总体情况看,无疑是较前大大削弱了。而李鸿章的淮军,则“仅裁撤老弱数千,其各营劲旅尚存五万余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

第一册,112页,

上海,

神州国光社,1953。,基干得以保留下来,并且随后又得进一步扩充。

此番兵力上的消长变化,对于曾湘、李淮的前途至关紧要,可以说有着一失百失、一得百得的影响作用。其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关乎清方镇压捻军的兵力构成格局。要说,清廷本来是把“平捻”的希望寄托在蒙古王爷僧格林沁身上,欲借以显示满蒙贵族的威重。不料僧格林沁在同治四年四月毙命于山东战场,清廷只好改图变计,让曾国藩继任统帅镇压捻军。而这时的曾国藩,尚未从释兵避祸、自抑保身的焦虑中缓过劲来,又因朝中发生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之间的政争风波,并且有关奏疏中有牵连他的词语,更感忧惧非常。此时,他对于挂帅平捻,只是迫不得已勉强应命而已。特别是经“裁湘留淮”,他统带镇压捻军的部队主力上已是淮军。淮军唯李鸿章马首是瞻,曾国藩难以节制自如,这当是导致他“平捻无功”而最后不得不向李鸿章移交帅符的最主要因素。

就军事本身而言,捻军的特点与太平军有很大不同,譬如它有骑兵发挥重要作用,转移迅速,“飘忽不定”。对此,曾国藩则有的放矢地采取“以静制动”、“动静结合”的方略:以安徽临淮、江苏徐州、河南周口、山东济宁为“四镇”分驻重兵,在一个颇为广阔的地域内对捻军形成相对固定的围势,不像僧格林沁那样被动地一味疲惫追击。但又不是完全“守株待兔”,而另设游击之师,有目标地追踪和牵制敌人。并且,其部署也非一成不变,而随时有所调整。应该说,其大旨上不为不妥。而到后来改由李鸿章挂帅,在基本战略方针上也实无大变,而终得奏功,这除了李鸿章的坚持不懈之外,部属比较听命、指挥相对得心应手当为重要原因。

曾、李易帅是在同治五年冬间。易帅事局,进而牵连使得曾湘、李淮的地位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尽管曾国藩在卸去帅印之后还保留两江总督的要职,但毕竟他被证明“平捻无功”。而易帅李鸿章之事本身,就显示其人在这方面比曾氏“中用”。李鸿章则因势利导,乘机进一步扩充淮军,在兵事上也放开阵势,锋芒毕露,因此被心态迥异的曾国藩视为大忌,有李“近颇傲,殊非吉兆”、“必不能制贼”《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408页。之言。曾国藩在“谨守”心理支配下的这种担心,虽不能说毫无道理,但从基本情况看,正是因为李鸿章不像曾国藩那样瞻前顾后、谨小慎微,而是放手放胆,“坚定不摇”,才顶过偌多挫折磨难,最后收平捻“头功”。镇压捻军的事局,对曾湘、李淮来说,可谓其主观能动因素和客观实力水平的综合检测器,显示李淮方面“优胜”成为既定的客观事实。

及至同治七年秋间,曾国藩接到移调他为直隶总督的朝命。要说直隶拱卫京师,在天子脚下,安危与皇家息息相关,政治地理位置特别重要,自为朝廷格外重视,受命做该省最高军政长官,曾国藩岂不会觉得荣幸?其实不然。到此时他任两江总督算来已有七八年之久,两江既是他镇压太平天国的最终收功之地,又是他长期营造的个人势力根基深厚之区,在这里的军政事务自能相对顺手。清廷从该区把他调开,是否有防范他尾大不掉之患的意图?反正曾国藩是处在这样的疑虑之中。他以善后交接为由,迟延至冬间才动身北上,先到京城觐见朝廷,并在那里度岁过年,起码在表面上受到了朝廷的极高礼遇。同治八年正月下旬,他离京赴直隶省城保定,到后与署理总督的官文交接完毕,正式开始履行他直隶总督的职责。

曾国藩对直隶“吏治风俗”的印象非常之差,感到政务棘手,但还是尽力整饬,力争改善,特别是抓了“练兵”、“饬吏”再加“河工”三大政。练兵自然是重中之重。曾国藩在京接受召见中,觉察到太后对此事尤其牵肠挂肚,反复叮嘱,他当然得听命。就“绥靖”直隶地方而言,自然也须强军。他除了建议把当时在山东驻防的淮军刘铭传部调来以外,又筹划在该省前有“练军”(从绿营兵中抽调精壮仿湘淮军之制编练的营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练,使军队达到二万人的规模。但事实上,并未能善终其事。在“饬吏”即整顿吏治方面,他针对贪官污吏虐民,致使民间冤狱、积狱太多的情况,拟用“刚猛”手段整治。如一次就参劾玉田知县许春田等十一人,与此同时,表彰了大名知府李朝仪等十名贤员,以示彰贤罚劣,严格分明。曾国藩力倡勤政,大力扭转以往官员疲沓散漫的弊习,在多半年的时间里,全省共审结注销旧案一万二千多起,新案二万八千多起,在清理积压讼事方面取得可观成绩。当然,吏治毕竟受大环境的制约,他终归也无法使之脱胎换骨。当时直隶的河患也相当严重,尤其是永定河。曾国藩用心调研,着力治理,但一则此系繁难工程,绝非一朝一夕即可奏功,再则用度浩繁,财力不支,到头来治理虽不无局部成效,但终归难有大改善。

除上述事项外,曾国藩对文教之事也颇关心。到任伊始,就很关注书院情况。特别是坐落于省城保定的莲池书院,属本省书院中的最高级别者,具有“龙头”地位,自也是他最为看重并最方便督查的院所。他亲自督课,调换山长,着力要通过改善书院教育,一矫他心目中直隶近年“学风朴陋”之弊,进而带动一省风气改良。除了整饬书院外,他还特设“礼贤馆”,集合各州县遴选的“才德之士”,考察择用。尽管实际上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但也可见其借以激励和搜罗人才、改良风习之用心,与对书院的整饬相辅相成。在督学聚材的过程中,曾国藩有《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之文的出台。这可视为指导直隶文教的一篇纲领性文献,其主旨在于分析燕赵之区文化传统特点,教以现实的为学途径和方针,以士风来影响人才和社会风气的转移。

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间,还遭遇一件关涉外交的大事,即“天津教案”。同治九年春夏之交,天津一带盛传法国在天津所设的天主教堂,主使用“迷药”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并有种种让人信实的诱因,闹得人心惶惶。民间高度防备,并且不止一次地逮获所谓“拐犯”送官究办。五月二十三日,天津官府人员押着新近逮获的“拐犯”武兰珍到教堂对质,围观群众与教方发生争斗,场面失控。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怨清方官员镇压不力,竟对其开枪行凶。这更激怒民众,乱中将丰大业打死,又杀了包括教士在内的多名外国人,烧毁了法国教堂、领事馆等处所。这场乱事发生的时候曾国藩在省城保定,清廷谕令他赶紧赴天津办理案事。曾国藩明白这非同小可,会内外受制,因此作了最坏估计,写下遗嘱。他抵津后,案子办起来的确非常棘手,尽管不是与外国方面一点不争,但总体结局肯定是屈从于对方,引得朝野舆论一片谴责之声。就在曾国藩被天津教案搞得焦头烂额之际,恰好发生了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杀事件,八月初有曾国藩回任两江、直隶总督由李鸿章接替的朝命。曾国藩在赴京觐见和短时逗留之后首途,于当年闰十月间回抵南京。

回任两江总督后的当务之急,就是合同刑部尚书郑敦谨审结“刺马案”。此前,该案已由江宁将军魁玉、漕运总督张之万审办并奏报。关于该案的缘由和内情,当时就纷说不一,后世更是“戏说”多有。而曾国藩和郑敦谨的审办,基本仍认同和维持魁玉、张之万的原则认定,即凶手张文祥乃因挟私报复而行凶,背后并无他人主使。最后对其凌迟处死,并于马新贻灵前摘心致祭。

曾国藩此期任间在日常政务方面,算得上出色手笔者无多,倒是“洋务”上有他最后的“漂亮收笔”,即与李鸿章一道奏定幼童赴美留学之事。此前,他曾有诸多“洋务”事项。譬如,于咸丰十一年末设立“安庆内军械所”,成为通常所谓“洋务运动”的发端标志性事件之一;同治四年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局,这是洋务派最为典型的军工厂家,属他与李鸿章的合作成果。也就是在该局建设中,曾国藩遇合了一个重要的“洋务参谋”,即容闳。容闳作为留学美国并在名牌大学毕业的中国第一人,不但受曾国藩的派遣为江南机器制造局的建设赴美购办过机器,而且是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之事的倡议和参办者,从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中间历时多年,曲折颇多,曾国藩是积极支持者之一。及至他回任两江总督任后,不止一次地奏及此事。在同治十年七月初,他与李鸿章联名所上奏折中,陈说派员出洋“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曾国藩全集》,奏稿之十二,403页。。这时派遣留学之事不但业已得到清廷的原则批准,而且已经涉及具体计划。尽管实际派遣之局曾国藩生前未及看到,但毕竟是由他主导促成该事的定议。这年八至十月间,他拖着病躯在辖区巡阅多处军旅和机器厂局,自也和“洋务”密切关联。

曾国藩做而未了或是欲做未及的事情自多,但其生命历程已不允许继续。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午后,他由儿子陪伴在署内西花园散步,当是中风突发,被扶掖回书房,至夜间戌刻亡故。

曾国藩一生,由一个传统士子,历经多年寒窗,得以登科入仕,又终成举足轻重的大员,军务、政事自然成为他履历中的要项;然而,读书向学又是其终身不泯的倾心挚爱,即使在戎马倥偬、政事繁复之际也难舍难弃,在学术、文化史上留下了其抹不去的印记。他身处官场政坛,牵连于复杂的人际,终不能不顺应“官道”,取法权变;但他一直又注重修身养性,以“进德”刻刻自励,成为当年这方面的一个“典范”。他为朝之重臣、邦之梁柱,身属君

国,志存“公忠”;而对身家之事也常萦心头,既有的放矢地力持齐家之道,又殚精竭虑于自身和家人的安危祸福,如此等等。在那个年代,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也许可谓官僚士大夫们的“通箴”,但真正像曾国藩这样,在相关各事上都留下系统言说和践行实迹的“全才”并不多有,他在政事、军事、人事、德事、学事、家事等方面,都有值得注意的表现,既反映在思想上,又体现于行事上。以上关于他的生平介绍中,是以他的军政履历为主线(这由其人的身份决定),兼涉其他,当然难能面面俱到(譬如“家事”方面就较少涉及),而在本书后面所附的“年谱简编”中会有相应弥补,而选文上则更会顾及全面。

曾国藩留下了数量颇为可观的公牍、私函、日记、诗文等各类文献,具有结集的良好资料条件。就其综合性的集子并皆名《曾文正公全集》者而言,以同初长沙传忠书局刊本最为原始和著名,其后有光绪二十九年上海鸿文书局、鸿宝书局分别石印本,民国十一年中华图书馆铅印本,民国二十一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民国二十五年国学整理社、上海新文化社、上海世界书局、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不止一种的铅印本,民国三十二年成都中国古书流通社的铅印本等参见姚佐绶、周新民、岳小玉合编《中国近代史文献必备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96)中相关条目。所注录的这些版本中,笔者并未全见。,所辑篇章和所分卷数多有不同。1970年,有台湾文海出版社以传忠书局木刻初版本为主体(另采补了其他版本的“大事记”及“荣哀录”等)据曾昭六《曾文正公全集影印前言》,载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曾集”首册前置页中。曾昭六系曾国藩的曾侄孙,所作《曾文正公全集编刊考略》(置于该影印本“曾集”的最末),介绍了《曾文正公全集》纂辑、刊印的缘起和过程,并纠正了后世关于其版本注记之误(如“金陵书局刻本”、“江宁书局刻本”、“江宁传忠书局刻本”等),肯定实为长沙传忠书局刻本,后长沙思贤堂续有刷印。的影印本问世,作为“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一辑。该书可谓基本上是“旧版新出”,大大扩展了原传忠书局本的传播和利用。再后,大陆则有名为《曾国藩全集》的新编本问世。到目前为止,收录最全、文献分类最为合理、编校也最为精良者,自是岳麓书社2011年版凡31册1 400万字的《曾国藩全集》。此前,该社于1985—1994年陆续出全了凡30册的同名之书,当时已属空前的相对完备之本。而新版修订本又进一步增收佚文,改正所见初版本中的差错,考订了若干作品的写作时间,使内容进一步丰富,质量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岳麓本”所取工作底本,诸多系馆藏档件,这不是通常情况下谁人都能够阅及的。

鉴此,窃以为本“文编”的操作,如若不取新近的岳麓书社《曾国藩全集》,就难有统一的工作底本,不但选文资源要大受局限,而且会造成多本杂凑,甚至连文题都难统一(譬如书信,旧本题中的致信对象是用官称、敬称之类,新本中则直出其姓名)的问题。故而,本“文编”是直接自岳麓书社《曾国藩全集》中选文(只有一篇该书未载,是编者从他书中发现并认为可信者)。所选之文版面总字数40余万(本“文编”设计50万的版面字数中,包括《目录》、《导言》、《曾国藩年谱简编》计近4万字),约占原书总字数的3%。编排上,则不按文献类别,而是依作者履历的时段分为甲、乙、丙、丁、戊“编”,甲编为其科举和京官时段,乙编为其编练、统带湘军而尚未充任疆吏时段,丙编为其自出任疆吏至镇压下太平天国时段,丁编为其“裁湘留淮”实施和挂帅“平捻无功”时段,戊编为其移督直隶和回任两江时段。本《导言》中前边一至五部分的介绍文字,便基本是分别对应于这五个时段的。

本书每编当中各件亦按时序排列,这样更便于显示内容上的可能联系。不明月份之件置于该年之末,不明日期之件置于该月之末。篇题是依岳麓本者,唯日记系“某年某月某日日记”形式的新加拟题(日期连续的以一个篇题分日标出;一个时段内较为集中选录的统于该时段“日记选”一个篇题之下)。有的文献从初写到完成有一个时间过程,本书中所标原则上取其写定、改定时间。书信一般为其写成发送时间,奏章则为出奏时间(个别例外者予以注明)。

有的信件和文章末尾所具“国藩顿首”、“涤生手草”之类的下款字样删去。

岳麓本奏折后或有的朱批文字不录,家书和书信文前原编者所加的提要文字亦予删除。原注则只选留需要者,属本书编者的新加之注,注文后加“——本书编者注”字样以示区分。岳麓本中的原有编校字符,皆照样保留,据其说明,对原件“凡遇倒讹衍脱之处一仍其旧,而于其后加方括号[]标出正字或作简单说明。原稿缺字用△表示,漫漶难以辨识之字用□表示,补字以尖括号〈〉标识”。原文中所夹较小字号的说明性、记注性文字,亦照样保留。本书编校中遇有疑问字词,凡属“传忠书局本”中有同一篇文者,便主要以之参校,该书中无者则另参他件,有异者以“XX本中为X”的形式注出。篇文作有删节者注明。对原分段、标点或有改动(所改涉奏稿、文章者稍多,他类较少),则不出注。需要说明,就单篇文字而言,在无碍基本文义的前提下,有些地方怎样分段和标点,并无绝对性、唯一性,而是相对的、可选的(不同分法、点法或皆可)。不过,就全书而言,就有一个需要尽量把握统一原则的问题。本书在分段和标点上所作改动,除有的系纠正疑似错误或窃觉“更妥”者之外,更多即属按“统一”原则所需的操作。譬如奏折中所转录上谕文字,岳麓版书中或用“缩格独段”、不加引号的形式,或用通常段落格式而以引号标出的形式,本书中则统一于后者。还有涉及“统一原则”的其他事项,不再一一列举。若因改动造成错讹,当然要由本书编选者负责。

最后特别道明,岳麓书社《曾国藩全集》的问世,给本书编选提供了极大便利,此选本中自包含了原书编者的诸多辛劳和智慧,在此,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感谢!

董丛林

201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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