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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之上,普通话的前世今生

来源:http://www.njhqmy.com 作者:云顶娱乐 时间:2019-07-08 01:20

原标题:朝堂之上,鸡同鸭讲:古代朝廷如何解决方言问题?

普通话的“普通”是普普通通的意思吗?从语言的规范化来看,普通话是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语。从法律地位来看,普通话是中国法定的国家通用语言。1934年兴起的大众语运动最终对普通话有了基本一致的认识:普通话是以一种流行最广的方言为基础的,习惯上全国各地共同使用的,大众能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的人民大众的口语,它是更具普遍性的“国语”和更接近人民口语的白话文。科学规范、标准统一的普通话1956年 2月 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完整地赋予了“普通话”科学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推广普通话并不意味着消灭方言,推广普通话既不以消灭方言为目标,也不以消灭方言为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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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方言;语言;北京话;国语;语音;读音;汉语;北方话;统一

四川的苏东坡、杭州的王安石、山西人司马光在朝堂之上如何交流?元朝、清朝的外族皇帝如何听取汉人大臣的奏对?古代朝廷解决这些交流问题时,也有千方百计。

普通话的“普通”是普普通通的意思吗?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其实这里的“普通”是普遍通行的意思。从语言的地位来看,普通话是汉民族的共同语,也是我国族际的共同语;从语言的规范化来看,普通话是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语;从法律地位来看,普通话是中国法定的国家通用语言;从社会的使用来看,普通话是人人使用,普遍通行的日常交际语。

文/陈彬彬 插画/夏阿

源远流长、日臻完善的普通话

现代中国因为推行了普通话(台湾地区称为“国语”),人们可以在同一个语言平台上进行交流,方言对大众交流的影响正在弱化。

人类的语言随着时间推移、社会进步产生变化,时空差异形成了方言,由于沟通的需要,同时也产生了通用语、共同语。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之一,也是世界上方言分歧较大的语言之一。

在今天看来,方言要么是晚会小品中逗趣的工具,要么是承载各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但在古代,我国的疆域之内有着多种民族语言,而汉语更是一种多方言的语言。“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真是南腔北调,鸡同鸭讲。

早在先秦、两汉时期,汉语就已形成当时的共同语“雅言”和“通语”了。他们是我们当代共同语的远古“祖先”。《论语》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郑玄注“雅言”为“正言”。清代进一步解释,认为“雅言”就是“夏言”,夏指黄河流域中部的中原一带,刘端临认为就是“王都之言”,刘宝楠认为“雅言”就是当时的“官话”。

古代方言的地区差异之大甚至超过今日,因为交通不便,即使邻村也可能老死不相往来,这也导致了古代缺少普适面广泛的共同语。

秦汉时代,语言的统一性更强。西汉扬雄的《方言》中出现了“通语”“凡语”,就是指当时的共同语。东汉时的洛阳话、唐代的长安话、宋代的汴梁话等,都曾先后成为汉民族的共同语。金、元、明、清四代都曾建都北京。由于政治、经济的集中,北京话的影响逐渐增大、地位日益重要。北京话成为明代“官话”的基础语言,“官话”成了明清时期的“共同语”。

那么在古代,当来自四川的苏东坡、来自杭州的王安石、山西人司马光这些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人聚集在“宋朝政治局”时,他们用何种语言交流?

清末变法维新的思潮中出现了推广民族共同语的呼声。“国语”是日本明治维新发明的共同语名称,被学者借用到汉语中。1911年,清政府学部议决了《统一国语办法案》,代表着封建社会的“官话”退出历史舞台,旨在向士农工商普及的“国语”正式确立。民国时期开展的民族共同语运动,就叫“国语运动”。

当满洲人的皇帝坐在太和殿的宝座时,他们又是怎样听取汉人大臣汇报工作的?

普通话的名称,在清末也从日本传入中国。在中国最早提出普通话的是朱文熊,1906年,他对普通话的定义是“各省通行之话”。20世纪30年代,在文艺语言大众化的讨论中,瞿秋白、鲁迅等都使用了“普通话”这个术语,他们所指的是五方杂处的城市自然形成的一种互相能听懂的语言。1934年兴起的大众语运动最终对普通话有了基本一致的认识:普通话是以一种流行最广的方言为基础的,习惯上全国各地共同使用的,大众能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的人民大众的口语,它是更具普遍性的“国语”和更接近人民口语的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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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国家推行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政策。为了体现各民族的平等与相互尊重,为避免少数民族误认为国家只推行汉语而歧视少数民族语言,所以在1955年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对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的名称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决定把清末至民国的“国语”改名为“普通话”,而且赋予了普通话新的、科学的定义。

交流建立在某一共同平台上,古代也有普通话。

据《诗·汉江》“汉江浮浮,武夫滔滔”和《书·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的记载,“汉”本是条河流,其上游是漾水,其下游为沧浪之水。

随后,“汉”演变为地名,战国时楚国有汉中,被秦攻占置为汉中郡。秦灭亡后,项羽封刘邦为汉王,刘邦一点也不客气,索性灭了项羽,自己独霸江山,建立了汉朝,此时的“汉”为一朝代。在历史的进程中,汉又多了一种身份,即可指代民族,汉语一般是指汉民族使用的语言。方言是汉语的地域分支,我国地域广大,因此方言较为驳杂,各地语音也形形色色,自古已然。

《世说新语》记载,东晋佛学家支道林去吴地会见书法家王徽之,别人问他王氏兄弟怎么样,他犀利地回答,“见一群白颈鸟,但闻唤哑哑声”,支道林不愧是吐槽高手,“鸟语”一词就是出自这里,他说的是当时的吴地方言。

这里的“鸟语”可并无半点白居易笔下“时时闻鸟语,处处是泉声”的诗情,也绝非含有“鸟语花香”的画意,而是古代中原人对南方化外之民深深的鄙视。

交流是建立在某一共同平台上的,如果没有共同语在中间作为桥梁,那么一个操着南腔的人和一个甩着北调的人交谈就如鸡同鸭讲,现在的普通话就是一种共同语。

共同语在古代称之为“雅言”、“通语”,“雅”训为“正”,“雅”和“夏”两字古音相通,雅言就是夏言,西周王都一带是夏地,王都之音被认为是正音,所以夏地的语言就成了当时的通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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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鲁国的孔子给门生传授《诗》、《书》等儒家经典时即用“雅言”。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孔子的弟子三千,如果孔夫子操着一口山东话,那估计很多来自各个诸侯国的学生都听不懂他讲课,即使孔圣人的讲义再精辟,对学生来说也如天书一般。

“官话”这个称谓,一直到明代才出现。顾名思义,“官话”是指官吏所说的话,也是一种共同语。自从秦始皇“吞二周而亡诸侯”,一统天下,朝廷内执事官员的地域情况就比秦以前诸侯国时更为复杂,东西南北各地都有,若各地官员都使用自己的方言议论朝政大事,那势必无法沟通,国家将衰亡于旦夕之间。

每个朝代都有共同语作为鹊桥沟通各方言区的人,而共同语的基础语音一般以王都所在地的语音为准,近水楼台先得月,人情事理使然。

北宋前期,寇准和丁谓在政事堂上,闲来无事就谈论天下语音何处为正,寇准言“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谓不同意,认为“四远各有方言,唯读书人然后为正”。

读书人的读音属于文言,平常百姓哪里会那么多咬文嚼字的表达,所以就实际语音而言,北宋的共同语当以久为帝都的汴(开封)洛音为正音。

寇准的家乡在陕西渭南,其是标准的西北汉子,言语粗犷奔放,而丁谓虽先祖是河北人,五代时就迁居苏州,操一嘴吴侬软语,共事一朝的两人交流当以汴洛音为桥梁,否则北宋朝廷乱得很,哪能等到160多年后才灭亡。

汴洛音是怎样的一个语音系统呢?此事不易考察,然可从曾慥(zào)《高斋漫录》一逸闻中稍得见识:

苏东坡曾经对钱穆父谦虚地说:“我们平时往来呀,根据家中财力行事就行了,聚餐时不必太铺张。”

钱穆父想,贵的请不起,不太铺张那是极易做到的。于是一天,钱穆父写信邀请苏东坡来家里吃“皛(xiǎo)饭”,苏东坡兴致勃勃地应约,一看桌上只有饭一盂、萝卜一碟、白盐一盏,立刻明白了,所谓的“皛”即为三白。

过几天,苏东坡回请钱穆父,约其食“毳(cuì)饭”,穆父如约而至,等得饥肠辘辘都没有看见食物,质问东坡,东坡回答说:“萝卜毛也,汤毛也,饭毛也。”

北宋时,东京汴梁一带方言“毛”音“模”,而“无”也音“模”。在拆字游戏中,苏轼拆“毳”为三“毛”,即为三“无”,所以等待穆父的只是空空的饭桌。如此,东坡巧妙地借助方言语音相同“报复”了钱穆父当初拆“皛”为三“白”戏弄他的仇。穆父只得叹曰:“子瞻可谓善戏谑者也!”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共同语——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明朝最初定都南京,明成祖北迁时,不仅带走了江淮地区的军队,还迁徙了南京地区十万多的居民。这一巨大人口数量改变了北京的人口结构,也改变了北京方言,使得江淮方言和北京方言相融合,成为明朝的官话。此时的方言融合,为后来的北京话提升为现代汉语普通话基础音起了奠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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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与臣下奏对也需要翻译官。

官话没那么好学,而且许多官员大多要去地方为官,各地不懂官话的自然占大多数。据说清朝有个捐官(由捐纳资财粮米而换得的官)不懂官话,到任后,拜见上司寒暄数语,便聊了起来。

上司问道:“所治贵地风土(自然环境和习俗)如何?”

捐官回答:“并无大风,更少尘土。”

问:“春花(鱼苗的一种)何如?”

答:“今春棉花每亩二百八。”

问:“绅粮(官粮)何如?”

答:“卑职身量,足穿三尺六。”

问:“百姓何如?”

答:“白杏只有两棵,红杏不少。”

上司强调说:“我问的是黎庶。”

捐官仍一本正经地相对:“梨树甚多,所结果子甚少。”

上司再次提醒说:“我不是问什么梨杏,我是问你的小民。”

捐官赶忙站起来道:“卑职小名狗儿。”

上司围绕民事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捐官都以同音之词相对,因不懂官话,答非所问,笑话迭出。官话最初是官吏们自发的行为,民间的平民百姓并没有说官话的必要。

“雍正六年(1782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著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

已经具有高度汉文化水平的满族皇帝雍正听不懂福建、广东省官员的方言,于是颁布政令,设立“正音书院”,任聘“正音教职”,教授官话,于是官话开始有了朝民间普及的趋势。

然而这场运动效果不是很显著,清末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召见地方官员时,为了沟通方便,不得不打破历来关于“室内除了军机大臣以外不得有闲杂人等”的规矩,允许从领侍卫内大臣中挑选一人随同朝见,以充当翻译。

在许多人眼里,翻译官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职业,其对智力和能力等条件有着严格的考验。若恰好碰到一个翻译官性别非男,且外貌气质出众,身居政要旁边,那无疑是要刷新这个看脸世界的话题。

我们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已经确定了56个民族,发现了约80种以上的民族语言。不同的民族有不同语言,现在回族、满族一般使用汉语,而其他少数民族大部分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如壮族说壮语,布依族说布依语,一些少数民族可能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如瑶族使用勉语、布努语和拉珈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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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语言的人要想相互了解,那就需要一种特殊的人群——翻译官存在。我国古代,口译人员的称呼有很多种,“舌人”就是其中之一,韦昭在《三国》中注“舌人,能达异方之志,象胥之官”,清赵翼《同北野潄田观西洋乐器诗》曰“年深习汉语,无烦舌人译”,因此“舌人”形象地指代了口语翻译官,那是靠“舌吐莲花”来谋生的口活之人。

我国历朝历代都设有专人专职或专门机构从事翻译工作。仅就官职而言,周代有“寄”、“象”、“译”等;秦汉时期有“九译令”、“译官令”、“译官丞”;南北朝有“译令史”;隋唐时期设置“通事舌人”;宋辽金时期分别有“润文史”、“译史”、“通事”;元朝设“怯里马赤”(蒙古语,指口语翻译);明朝有“译字生”;清朝设“通译官”。

这些翻译人员的级别不高,一些朝代的翻译人员甚至没有品级。清代的通译官一般为七八品,光绪年间,各使馆的头等通译官始提高待遇,定为正五品,限额一名,严禁超编。

唐朝柳宗元在《柳州峒氓》诗中就刷过翻译官的存在感:“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ruò)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鹅毛御腊缝山罽(jì),鸡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柳宗元被贬谪到柳州这个蛮夷之地,一待就是四年,相当于一届奥运会的周期。“氓”就是草野之民,有点类似于如今的骂别人没文化,而“峒”是旧时对贵州广西一带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泛称,把这几个词语组合起来,“柳州峒氓”就是指居住在柳州山区的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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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在长安长大的柳宗元深谙汉语,对少数民族的语言几无造诣,当其不幸被下放到柳州这个通行少数民族语言的荒野之地时,无奈公庭政事处理都需要借助翻译官。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蒙古族是在马背上拿下天下的,这个民族崇尚武力,建国后又极力推行自己的语言——蒙古语,将其定为国语,又创制了文字——八思巴文,因此元朝的统治者整体上的汉文化水平不高。

然而统治偌大一个江山,不懂汉文化又行不通,所以元朝大臣需要给皇帝讲解汉文典籍,讲解时往往用当时口语逐词逐句翻译,这些记录还保存在他们的文集里,如许衡讲解《大学》中 “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时,说“如臭秽之物,人见便嫌,是真个嫌;好的颜色,人见便爱,是真个爱”。这翻译貌似也不怎么雅达。

随着清朝的国门被外国殖民者打开,西方列强纷纷涌入这个曾经沉浸在天朝地大物博幻想中的国度。为了交流的需要,也为了了解西方,拯救危亡中的大清王朝,朝廷开始设立翻译学馆和翻译机构,培养人才学习各种外国语言,充当翻译。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先后设立了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

现在,翻译不仅有国家行为的,还有民间行为的,翻译官更是各色人马都有,在语言无法沟通的场合,总能惊喜地发现翻译官的存在,如同穿越层层顾虑后,豁然叹一句 “原来你也在这里……”,心中一切的尘埃此时都可以落地,语言不再是障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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