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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顶娱乐北京大学何顺果教授访谈录,中国世界

来源:http://www.njhqmy.com 作者:云顶娱乐 时间:2019-12-18 13:34

这是一次深度访谈,时间为2010年下半年,所谈内容涉及世界历史及有关概念、专业、教学与教材等问题,对世界史的研究和教学均有参考价值,现记录并整理如下。 高岳博士:是这样的,北京大学出版社非常重视世界史著作和教材的引进,近些年先后策划翻译出版了若干大部头,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本特利和齐格勒的《新全球史》、阿迈斯托的《世界:一部历史》。您是著名世界史专家,在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史、资本主义史及美国史领域的教学和研究中成就卓著,我受北大出版社之托对您进行采访,可否请您谈谈关于“世界历史”及其专业的理解和看法,并顺便对这些引进教材发表一点评论? 何顺果教授:好的。旧中国我国大学没有世界史专业,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先后在北大和科学院设立了亚非史教研室和世界史研究室,1963年和1964年二者先后提升为世界史专业和世界历史研究所,应视作新中国世界史领域的两件大事,当时均得到毛泽东的亲自关怀。我就是北大世界史专业头两届学生,不过一生淡泊名利,只是埋头耕耘而已。你要我发表有关“世界历史”的评论和看法,在发表意见之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最近有两本书均被称为“可能改写世界历史的惊世之作”,一本是孟席斯的《1421:中国发现世界》,另一本是刘钢的《古地图密码》,不知你可曾读过? 高:前一本读过,后一本还没有,不过学界大多数人似乎对孟席斯并不赞同,您的感觉如何? 何: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档案大部分被毁了,仅留下几本书、《郑和航海图》和一些碑刻,但《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和《星槎胜览》的作者,马欢、巩珍和费信均是郑和下西洋时的随从或通译,其著述可视作下西洋的“三部原始记录”,其所提供的信息仅涉及东方人的已知世界。1402年标有中文和朝鲜文的《疆理图》以及更早的1389年《大明混一图》,在我看来都没有越出这个已知世界。凭什么说康提在古里见到的人就一定是“中国人”甚至是郑和船队的人?又凭什么说佩德罗带给亨利王子的地图就一定是“1428年世界航海图”?又凭什么说1459年毛罗修士地图中的题注“通过这片海域的海船或中国帆船”就一定是郑和的船队?孟席斯关于中国人发现美洲和澳洲的记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带有很大的“猜测”性质,不能说是严肃的历史学家的严肃作品。但他所作的努力是西方人在20和21世纪之交企图重新认识东方的热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书及其工作在学术上也不是毫无价值:一是它重新引发了对中国与世界地图绘制史的关注,二是以隆重的方式提出了关于“中国发现世界”的假说,三是以巨大的努力开始了对这一“假说”的考察和论证。对此努力可以质疑,但不应全盘否定。 比较而言,我个人觉得刘钢的工作更有价值一些:首先,这是来自一位中国人的类似孟席斯的探索;其次,该书系统地利用了中外古地图提供的信息;第三,他的工作有前人的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为基础;第四,刘钢先生本人也确有自己的不少感悟。但引发其探索并成为《古地图密码》关键部分的,据说是作者发现于上海旧书店的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仿本,并没有经过国家有关文物、考古和历史学家正式的并可以公之于众的鉴定,仅凭一些相关专家看过并发表一些非正式的意见可能是不够的,因为此图的真假与否及制作与仿制时间事关重大,国家有关部门应当有一个正式的鉴定。此外,此图涉及制图者、仿绘者和两位收藏者并钤有三方红印,以及由他们留下的大量题注和信息,而迄今为止尚未考证出一个人物的相关历史,这是颇为令人犯疑的。还有,作者在书末把中国科学技术从15世纪开始停滞的主要原因,归之于产生于12世纪末的“全真道”,认为全真道以“内丹术”取代道教以往提倡的“外丹术”即对自然的崇尚,从而改变了中国科学技术的传统,并导致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停滞。但问题是,如果没有“全真道”的出现,以道教为代表的中国科技传统是否就一定会导致“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生,进而解答所谓“李约瑟难题”?这很值得怀疑。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不妨读一读2009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书:《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作者叫陈方正,是一位有深厚人文底蕴的物理学者。此书可能是目前有关这一问题的最重要的著作了。 高:何先生,您的评述令我茅塞顿开,但世界史的常识告诉我们,现代美洲和大洋洲的土著不是多少万年前从东北亚迁移去的,就是多少万年前从东南亚迁移过去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地方的开拓者都是“中国人”,您说“开拓者”和“发现者”哪个更重要?难道开拓者不是“发现者”吗?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了,还是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吧,您对“世界历史”有何见教? 何:是的,仅仅从谁最早发现美洲或大洋洲讨论问题其实意义并不大,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不会有中国的哥伦布”?而这个问题罗荣渠先生早就讨论过了。至于我对“世界历史”的感觉,可以用三句话来做概括:“世界历史是人类一部充满了悲剧和喜剧的史诗”;“世界历史又是一部永远也翻阅不完的百科全书式的宝典”;“世界历史还是一个值得认真开发但尚未认真开发的领地”。我的意思是说,它对我来说有无限的魅力,我们在研究世界史的时候,不仅要有开拓者的勇气,还要有哲学家的气质,可能还要有点诗人般的想象。你在世界史领域也摸爬滚打十几年了,不知你的感觉如何? 高:我虽然也有些同样的感觉,但可能还未进入您的那种境界。您能不能从历史学的角度谈谈您对“世界历史”这一概念的认识和理解。这种认识和前面所说的“感觉”是不是应当有所不同? 何:我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当然不能停留在感觉上。我们所说的“世界史”,既不同于地区史或区域史,也不是国别史的总合,因为从历史学的角度看,“世界史”和“国别史”均是它的分支或种类。“世界史”与“国别史”的区别在于,“国别史”所研究的对象是一个一个互不相属的国家,而“世界史”却要从整体上把握它所研究的对象。正因为如此,尽管“世界史”的概念在古代就存在了,尽管希罗多德所著《历史》和司马迁所著《史记》均可以视为他们所处那个时代的“世界史”,但却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世界史,因为它们所描述的世界或视域还仅限于其生活和活动的区域。诚如G•E•R劳埃德所说,“古代世界”可以表述为“Ancient Worlds”,即古代的“世界”是一个复数概念。但“世界历史”无论作为事实还是作为概念都有一个形成过程。中世纪晚期有学者就根据事物变迁的观念把世界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和近世”三个发展阶段,却由于不了解人类发展实质上是社会性质的演变而不能对这种阶段划分作出正确的定义和解释。直到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前期,随着事物变迁论发展到生物进化论,然后又由生物进化论发展到社会进化论,才有人在用唯物史观改造社会进化论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世界历史”的概念并予以科学的解释,这个人就是卡尔•马克思,他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 高:何老师,诚如您所说的,一个科学概念的形成要有一个过程,并要吸纳许多人的思想和成果,您能不能具体谈一谈究竟那些思想影响了“世界历史”概念的形成?这是一个我至今还不明白的问题。 何:影响“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思想有很多,由于时间的关系,这里可能不能展开,只能简单说说:其一是西方古代的“地圆说”,因为中国古代是主张“天圆地方”的, “地圆说”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但比较确定的概念见于公元2世纪托勒密的《地理学导言》,可惜它1475年才正式出版;其二是基督教的普世主义,这种主义认为上帝是全人类的天父,其救赎是普及全人类的,世界应以“自由、和平、公义”为基础组成一个“大社会”。这种主义在18世纪发展成为一个教派,在19世纪演变成为一个运动;其三是19世纪上半叶形成的社会进化论,这种理论以拉马克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为基础,以摩尔根(1818-1881)所著《易洛魁联盟》、《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和《古代社会》等著作为代表,它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是进化的产物;其四是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论,及其相关的多卷本著作,这种理论认为现代世界是一个由核心、半边缘和边缘三层结构构成的社会,其基础是自16世纪以来就存在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其五是麦克卢汉的“地球村”理论,其代表作是其所著《地球村》,这种理论认为交通工具的发达曾使地球上的原始村落都市化即“非村落化”(detribalize),而电子媒介的出现则造成了反都市化即“重新村落化”(retribalize),从而使个人与个人的交往方式得以恢复。我把它们分别视为“世界历史”概念的地理学、宗教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传播学基础。当然,这里的“世界历史”概念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不以1845年马克思提出时的概念为限。 高:目前国内对马克思的研究比较薄弱,我知道您熟悉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您培养的这一专业方向的博士生已有两人毕业,但我从您的谈话、授课和著述中知道您对中国史学和马克思也颇有研究并多有发现,您能不能从纯学术的角度来阐释一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体系及其在国内外世界史教学和教材编写中的地位和影响,以飨读者?我们不明白,马克思的思想和体系与西方学术难道就绝对对立吗? 何:你过奖了。要从纯学术角度谈清楚这个问题真是“谈何容易”,因为目前国内对马克思的研究往往停留在政治层面上,很少或很难深入到学术层面。卡尔•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概念和思想,萌发于1843年的《克罗茨纳赫笔记》,发展于1843和1844年之交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形成于他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其总体看法是“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不过,以我个人的理解,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和体系应当包括两个要点或思路:一个是各民族“普遍联系”论,认为作为历史的“世界历史”是各民族在交往中通过“普遍联系”而形成的,作为这一理论的关键词“交往”承载了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此要点和思路的社会学或行为学的核心功能,它应是有关研究和叙述的一切其他概念的基础而不能被取代;另一个是“社会形态”演进论,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同时代是由“社会形态”的演进来实现的,在“社会形态”及其演进概念中融入了此前任何人也从未表达过的系统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旨在从哲学上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机里但不是具体历史事实。这两个要点和思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都可以找到根据,但前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已获得完整的表述,而后者要到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才获得了完整的论述。这两个要点或思路既考虑了“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也考虑到了“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均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只不过前者着重解决的是“世界历史”的结构问题,而后者着重解决的是“世界历史”的动力问题,是不能把二者截然分开的。不幸的是,自吴于廑先生把世界历史界定为由分散到整体的历史以来,人们似乎完全忘掉了后一点,而仅记住了前一点。 此处我还想多说几句,如果我们承认“普遍联系”论和“社会形态”演进论均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如果说“普遍联系”论和“社会形态”演进论均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二者在思路方向上的差异或矛盾又如何才能得到统一?从历史学的角度看,世界历史中的横向发展与纵向发展相比,哪个对人类社会本身的影响更重要?人类社会的“普遍联系”主要是由资本主义启动的,那么封建社会及一切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其普遍性是否一定不如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和纵向发展均有自己的规律,但均受制于或离不开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二者内在的交集点在哪里?此外,现在人们对“五种生产方式”的提法争议很大,但“社会形态”演进论本身是否会因此而受到怀疑和否定呢?我以为很难,因为国际学术界并不否认 “社会结构”的概念,也承认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与演进。迄今为止,这些问题均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研究,而若忽视这些问题的解决整个世界历史的研究和编撰是难以做好的。你说是不是? 高:何老师,您的上述讲法很有新意。不过,您还没有说明这一理论在世界历史研究和教材编写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它和西方学术是否绝对对立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困扰着像我们这样的千千万万学子。 何:云顶娱乐,在国际学术界,有关世界历史的著述,包括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教科书,可谓“车载斗量”。虽然从种类来看,可以把它们分为世界通史、地区史、国别史、专题史,但若从观点和体系上看,最有影响的不外乎两大流派:西方派和马克思派。在20世纪,有关世界史的最重要的代表作有两种:一种是剑桥世界史(包括世界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史),另一种便是苏联科学院的12卷本《世界通史》,但它们都不是教科书,因其部头都太大。各种剑桥世界史虽然也探讨一些社会性质的问题,但绝对不采用“社会形态”演进论,而采用没有严格编年的专题式写法,并且是以西欧为中心来编排和演绎他们心目中的“世界史”的。苏联的多卷本《世界通史》被多数学者说成是国别史的总合而不是真正的世界历史,但人们忽视了全书贯串着一种并非特别严格的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演进论,因而至少可归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编写模式之一。如果不那么严格划分的话,前者可视作对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第一种思路的来自右的方面的演绎和诠释,因为它在夸大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性的同时还宣扬一种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而后者则是对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第二种思路的来自左的方面的演绎和诠释,因为它似乎认为五种生产方式的更替普遍适用世界各民族、国家而且是严格“依次”进行的。现在人们对苏联学术否定得很厉害,其实这部多卷本《世界通史》并不失国际水准,它所涉国家之多是任何一本世界史著作不能企及的。同样,对按“西欧中心论”编写的各种剑桥世界史也不能一味指责,因为难得看到一部完全真实的有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如何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它们从一个重要的角度提供了某种真实性,尽管不那么公正。这里还想补充一点,不应当把苏联的社会科学与苏联的政治实践混为一谈,其社会科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它尝试性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为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历史学及其他哲学和社会科学部门建立一种并非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独立的理论和解释框架,在某些领域产生过一些极其重要的成果,尽管它们的努力受到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人们并不能对其成就视而不见,或简单否定。不要忘了俄罗斯文化,与中华文化、印度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一样,是人类多元文化中之重要一元。 高:您的提醒十分重要,极具科学精神和学术正义,听了很受启发。不过,我们注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一超独大和由它推动的全球化,已对国际学术的各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后现代主义”对学术各领域的冲击尤为突出,对世界史乃至整个历史学的影响亦很明显,对此不知您有何评论?这是我们很想听到的。 何:“后现代主义”源不远流也不长,但此概念的使用可以一直追溯至19世纪七十年代,我看到的有据可查的例子是德国哲学家鲁道夫•潘维茨,1917年他在描述20世纪文化虚无主义时使用过该词,但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真正兴起和流行,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后现代主义攻击的主要对象是“现代主义”,其思想和主张的核心是反理性。资本所导致的人的异化,工业化运动中造成的机器对工人的奴役,现代西方对传统农业社会的统治,工业化对全球生态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中利用科学技术对人类的野蛮杀戮,在在都暴露了现代主义和科学理性的两重性,也证明了后现代主义兴起和存在的某种理由和价值。但个人认为,理性及对科学的追求,毕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是人类克服野蛮状态走向文明的重要动力,反理性最终必然会导致反人类,并使后现代主义者走向自己愿望的反面。后现代主义者否认历史真实、真理及其客观性,只把历史看作“记忆”、“推论”或“意识形态的化身”、“史学家的语言游戏”,对传统史学特别是以实证论为核心的科学史学造成了“摧毁性”的破坏,尽管后现代主义者在倡导编写殖民史、妇女史、奴隶史、劳工史以及同性恋、癫狂史等方面功不可没,但在其所谓的“叙事”中常常掺杂着作者的“猜测”或“臆造”。不过,在史学研究和历史教材的编撰中,有一点可能要给后现代主义郑重记上一笔,因为后现代主义“反理性”、“反中心”的态度,对此前西方世界历史编撰中占统治地位的“西欧中心论”以巨大冲击,代之而起的就是所谓“全球史观”(global history)及其叙述,它强调西欧以外的民族、国家、历史、文明的重要性,及其在全球史中的地位和影响,令人“耳目一新”。你们所说的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本特利和齐格勒的《新全球史》以及阿迈斯托的《世界:一部历史》均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并明显带有美国主导全球化时代在学术上表现出的大气。我们可以把“全球史”及其史观看作是西方史学向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第一个要点和思路的某种程度上的接近,不妨说马克思的世界史体系和西方的世界史体系在这里发生了交集,值得高度关注。 应当指出,比较而言,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在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此间却没有在其传统优势领域,即按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第二个要点和思路方面,也就是以“社会形态”演进论为指导编撰和演绎世界历史方面,产生和西方全球史著述相比美的成果。其中,唯一可以值得一提的,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时代四部曲”:即《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和《极端的年代》,或许还可以加上他的《趣味横生的时光——我的20世纪人生》,它可以被看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反思马克思主义史学而取得的一大成果。但与其说它的写作是以“社会形态”演进论为指导,不如说是以体现历史唯物论的“新社会史观”为指导,而且只包括世界近现代史,而不包括世界古代和中世纪史。其原因可能在于,史学领域中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反思要难于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等领域,而在教条主义盛行的苏联及苏联解体后的俄国这种反思工作更难。其原因可能还在于,在作为原社会主义阵营重要成员的中国,并没有经历原苏联早先那样的以大量搜集整理和翻译马恩原著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作原创性研究的阶段,而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又来不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做重新研究和反思,就被潮水般涌入的西方各种学术思想和著述所湮没,学术“引进”成了时髦或“标准”,却失去了应有的自主意识和批判精神。目前,我们史学界,包括世界历史学界,像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一样在国内外极为复杂的形势下面临着艰难的抉择,由于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缺乏认真反思和重新研究,在包括《历史研究》和《世界历史》等刊物上刊登的某些有关文章,大多属于表态性质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些犹豫不决。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在我们的传统世界史领域创造宏大而崭新的成果,是很难的。当然,我们并不是完全没有基础和条件:新中国建立后,不仅十分重视世界史的研究,北大还在1958年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亚非史教研室,后又于1963和1964年分别在北大和科学院建立了世界史专业和世界史研究所,并在此间出版了由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教材及配套教学参考资料,“文革”结束后又出版了由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为我国世界史的研究和教学奠定了重要基础,且在体系上并不完全同于原苏联的多卷本《世界通史》。 高:上面您对东西方在世界史教材编撰方面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对这些年引进出版的全球史教材作了充分的肯定。其中最新的一部便是阿迈斯托的《世界:一部历史》,可一般认为它毕竟是“反体系”的,属于“后现代”史学的范畴,您对此有何看法?读者很关注这一问题。 何:从大的范围来看,这部教材当然带有“后现代”的色彩,因为正如你所说的它是“反体系”的。但你知道吗?20世纪西方史学已发生了两次转向:第一次是由现代主义史学或实证主义史学向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转向,第二次是由后现代主义史学向叙事史学的转向。叙事史学承认史学的某种客观性,明显是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修正,在某种程度上是向传统史学的回归。如果你仔细阅读这部教材,就会发现它不仅十分注重对某些史实的考察,而且在做历史叙事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前者可以蒙古入侵格鲁吉亚为例,它通过铸造于1230年和1247年的两个不同的格鲁吉亚硬币的比较来论证蒙古人对格入侵的历史影响,因为前一枚硬币铸有耶稣基督的半身像,并印有希腊文、格鲁吉亚文和伊斯兰文,而后一枚硬币却用一个骑马人物像取代了耶稣基督像,并去掉了希腊文和格鲁吉亚文,意在表明该国国王已成“大汗之奴”。后者可以“武后篡权”为例,编者将武后先是如何以色诱惑皇位继承人,轻而易举地绕过法礼的障碍,由前一位皇帝的嫔妃变成了下一位皇帝的妻子,然后又如何拉拢皇帝的反对派,令佛教僧团散布她是佛陀转世,进而鼓动起6万人发动劝进,她最终由摄政升为皇帝的故事叙述得栩栩如生。此外,该教材在板块设计方面也很有特色,如地图的插入、资料的选择和细节的探讨都做得很好,非常适合现代教学的实践要求,是培养新型人材的有效手段,似将引领一个时期内教材编写的潮流。但我们并不能无条件地赞成其“反体系”的倾向,因为“反体系”最终会导致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迄今为止最系统而严密的史学体系,不管你承认它与否。君不见,西方学术界既不断地在对马克思进行批判,也不时地从马克思那里得到启发,吸取营养。这也不令人奇怪,因为西方学界至少承认,马克思是三大“人类学鼻祖”之一 高:听了您的评论和分析,是否可以说这类全球史教材,已经达到了非常令人满意的程度? 何:不能那样说。由于它是反唯物史观体系的,很少有对不同时代社会及其结构的深入讨论和分析,其叙述的深刻性就因此大打折扣,不能给学生和读者以必要的规律性的历史认识,这是此类教材和著述的根本性缺陷,恐怕也是其难以克服的障碍。由此我想到,未来的更全面、系统和科学的世界历史研究和编撰,似应注意吸收马克思派与西方派各自的优势,既照顾到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也照顾到人类社会的纵向演化,尽量避免在宏大叙事中顾此失彼。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高岳博士记录并整理,何顺果教授本人校阅)

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早在19世纪中叶即已开始萌生,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迅速发展,早已成为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多年来《中国史学史》却从不写中国学者的世界史研究的历史。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公布了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中国世界历史教学和研究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摆在我们面前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以为,加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史学史研究,首先明确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理论成就,应是其中之一。 一、周谷城对“欧美中心论”的批判 1949年,周谷城完成了我国第一部有现代科学意义的《世界通史》,由商务印书馆出 版。(河北教育出版社“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书,收有周谷城《世界通史》,2000年;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文库”,收有周谷城《世界通史》,2005年。又,商务印书馆1958年出版《世界通史》修订本第三册。)这部著作从史观、理论、方法和内容,和当时在我国有广泛影响的韦尔斯著《世界史纲》、卡尔顿•约•亨•海斯等著《世界史》截然不同。撰写此书时,周谷城虽参阅外文史学名著100多种,如 12卷本《剑桥古代史》、14卷本《剑桥近代史》,以及斯密兹25卷本的《史家世界史》等,但该书却与上述著作中宣扬的“欧洲中心论”反其道而行之。 周谷城是我国史学界最先起来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学者之一。早在1940年代,他就提出世界各地区都在日趋联系交往之中,世界史应该是关于世界整体的历史,应该具有世界性。而当时几乎所有的世界通史教科书,都以欧洲为中心,全然欧洲史一样。他的《世界通史》打破了“欧洲中心论”,而以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和墨西哥六大文化中心的相互关联、日渐融合为主旨,描绘了世界文化彼此交流和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他认为世界是一个多元的有机整体,尽管世界上多文化区、多国度并存,但它们并非各自孤立活动,而是从开始就蕴涵着彼此间互相往来、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的必然趋势。 在《世界通史•弁言》中,周谷城从四个方面,就“什么是世界通史”进行了基本的理论阐释。他说:“一、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本人不认国别史之总和为世界通史,故叙述时,力避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着重世界各地相互之关联。”“二、欧洲通史并非世界通史之中心所在。欧洲学者著世界通史,偏重欧洲,情有可原;且十五世纪以后,欧洲人在世界各地本也非常活跃。但十五世纪以前,所谓世界活动,几乎只限于亚、欧、非三洲之间,因此我们断不能忽视亚洲及欧亚之间的活动。故书中叙述,力求平衡,期毋太偏重于某一方面或区域。”“三、进化阶段,不能因难明而予以否认。世界各地历史的演进,无不有阶段可寻……著者虽力避机械的公式主义之嫌,然进化阶段,却不能抹杀。故凡可以指明之处,必予指明。”“四、概括的叙述不能转为抽象的空谈……由描写到概括,由具体到抽象,这是合乎科学上之经济的原则的。但黑格尔把抽象的‘理念’,作为具体的事情之所由生,先具体的事情而存在,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了。我们很重概括的叙述,但不能离开具体的事实而作抽象的空谈。本书的篇、章、节、目,都从具体事情中概括出来的,但并不是抽象的观念。” (周谷城:《世界通史》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4页。)周谷城的上述认识,突破了“欧洲中心论”的束缚,强调世界各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这对中国的世界史建设有开拓性的作用。 周谷城在《世界通史》中,以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他独树一帜,将中国历史写入,也招致一些人的指责,认为这种撰写的方法是宣扬“中国中心论”,而且还是“汉族中心论”。周谷城强调,中西文化的交融,只能是相互渗透,绝不会由一方取代另一方他认为,今后世界文化的发展,不会是纯粹的东方模式或西方模式,而是会走向综合。西方文化到中国来,中国文化到西方去,其结果如何呢?只会使双方的文化更为丰富多彩,更为进步,不会有消极的结果,不会破坏或有损于各自的固有文化。文化的交流与发展绝不是谁吃掉谁,世界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一种平衡过程。周谷城讲授《世界通史》时,主张着眼全局、统一整体,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并相继发表过《史学上的全局观念》、《论西亚古史的重要性》、《论西亚古史研究的重要性》、《古代西亚的国际地位》、《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 、 《论世界历史发展的形势》 、 《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的》、《世界是多元的整体》等论文,明确指出世界史不应以欧洲为中心,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只能是‘‘欧洲史”,而不是完整意义的“世界史”。周谷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对推动国内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影响深远。值得提出的是,周谷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并不是置事实于不顾,否定欧洲在世界近代历史中作用。例如,在《世界通史》第3卷中,集中论述了欧洲文化的发展;世界范围的扩大,16—18世纪世界历史的迅速发展,重点在欧洲。不言而喻,“欧洲中心论”,和从事实出发,在一定历史时期中的“欧洲的中心作用”,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20世纪80年代初,复旦大学历史系根据教育部的安排,准备编写《世界通史》,周谷城接受了历史系的邀请,同意参加这项工作。但编写新的《世界通史》并非易事,所以先将周谷城的3卷本《世界通史》再版。周谷城在再版新序中,重申了他关于《世界通史》的四点基本主张,同时分析了他自己编写这部《世界通史》的体系,那就是“在消极方面,完全排斥了以‘西方为主体’。以‘西方外为附庸’的偏向;在积极方面,力求突出世界史在发展中各部分的‘日趋联系’,从而得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有机统一体’。这个‘有机统一体’分而言之就是:第一篇远古文化之发展,第二篇亚欧势力之往还,第三篇世界范围之扩大,第四篇平等世界之创造。只惜第四篇因当时时间仓促,未及写完,只列举了目录。我的写法未必很好,但与西方或欧美学者的写法完全不同”(周谷城:《世界通史》第1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页。)。这种不同,主要表现为历史观念的完全不同,周谷城写的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史,而非对欧美学者撰写的世界通史的重复或复制。周谷城的《世界通史》的体系,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特色世界历史理论体系初探 19世纪中期,近代中国世界史研究从其萌生起,就存在着脱离中国传统史学的倾向。这在当时固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借助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批判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糟粕,主要是封建主义的历史观念,但是,如果走向极端,则会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史学,包括中国传统史学的积极内容。这样,一方面不能主动地汲取中国传统史学的有益内容来丰富、完善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另一方面,不能从中国史学的传统和实际出发,科学地认识和分析西方史学理论中的精华和糟粕,使一些人盲目地、不加分析地将自己的研究纳入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框架之中,出现了对外国史学理论误用、滥用的倾向。这种状况来源于某些研究者历史思维、历史认识中的一个误区:似乎中国传统史学对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没有任何价值,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要进行世界史研究,只能借助于外国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建立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的必要性,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世界历史研究,有无自己的理论体系,往往成为衡量这个国家世界历史研究学术水平的标志。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虽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实际上却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世界历史研究发展的结果。1990年,吴于廑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导言“世界历史”,集中体现了他的“世界史宏观体系理论”。这是我国世界史研究中有丰富的全球史观思想的新的世界史体系。1982年,他在论及“世界史宏观体系理论”时写道:“提出问题和考虑研究问题的方法,只不过是一项工作的开始……从事世界史这门学科的,如果不充分运用专门研究的成果,不从全局作比较综合研究,就难以适应我们所处时代对世界史这门学科的要求,说明不了历史怎样成为世界的历史,为了在这门学科中作一点新的尝试,改变一点在我国这门学科中行之已久的旧格局,在今后一段有限的岁月之内,与有志于此的同志们协作,研究上面说到的课题,我想是值得的。很有可能,这个尝试会一时取不到成果。但我相信,世之所需,挫而不败,后继的力量将会应时而起。”(《吴于廑文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7—458页。) 斯宾格勒、汤因比、G.巴勒克拉夫和L.S.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自己的著述中,对“欧美中心论”有不同程度的批判,尽管有些批判是不自觉的,并不彻底。吴于廑对这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指出西方史学的缺陷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克服。吴于廑强调:世界历史这一学科的主要内容,是“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第1页。)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漫长的过程。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而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历史正是在不断的纵向、横向发展中,“已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因此,“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吴于廑:《世界历史》,载《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第l、5、15页。) 吴于廑指出,15、16世纪是人类历史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此时开始了农本经济向商品经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人类社会从分散、孤立、闭塞的原始状况向整体发展。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这两个世纪所发生的历史,吴于廑主编了《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从整体角度探讨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改革、东西方农本经济的特点、发展状况、国家政策、航海贸易等当时国内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早在1985年,吴于廑即指出:“十五、十六世纪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亚欧大陆农耕世界东西两端封建国家的农本经济,在这两个世纪中都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耕织结合之趋于分解,生产之转向商品化,经营、生产组织和所有制之探求新的形式或某种改变,以及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按各自的历史条件,多少不等地显示出旧制度统治力的松弛,显示出更新的转折或转折的动向。与这些变化相伴随,在变化较剧烈,较深刻的亚欧大陆西端,航海活动开始越出了沿海和内海的局限,飞跃为跨越大洋的、连接世界新旧大陆的远航。由此,基于农本经济的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互相闭塞的状态,开始出现了有决定意义的突破。分散隔绝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人类‘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页。) 齐世荣在论及新时期世界历史学科建设时曾指出,1978年以来中国学者对世界史体系的深入探讨,以吴于廑先生的成就“最为突出”(齐世荣:《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史及前景》,《历史研究》1994年第l期。)。吴于廑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其常年研究的结晶,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对中国世界史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是对中国世界史学界关于世界史体系的探讨,有极大的推动和深化作用。这一理论已为大多数中国世界史学者所接受,它不仅在一些世界通史性的著作中表现出来,而且也有一些研究者对其进一步阐发,促成一些有影响的世界史研究成果问世。例如李植栅教授主编的《宏观世界史》和《整体世界历史初探》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世界史学科理论建设在强调“世界眼光”的同时,也将建立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的问题提上日程。这不仅在学术上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世界历史学科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西方一些学者鼓吹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的全球化”也必将随之而来,预言未来将实现“全球文化的同质化”,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单一的西方文化将取代世界多样性的文化。针对西方理论家所谓“文化全球化”的理论,如何建立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已成为急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世界历史研究 “文革”结束后,中国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国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是新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特点。1979年3月,中国历史学规划会在成都召开时强调,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是恢复在“文革”中受到严重摧残的中国史学的重大举措之一。 1983年4月,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科学。刘大年的报告反映了广大史学工作者共同的心声。他说:世界上一切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学说中,唯一真正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学说,是马克思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他系统地批判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根据新的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是中国世界史学学科建设、或中国世界史学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体系问题首先提上日程。“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等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为中国世界史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与中国社会发展相一致,包括世界历史学科在内,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拨乱反正,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果在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体系问题上思想混乱,缺乏自觉性,那我国的世界历史研究就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当时,我国世界史学者首先围绕着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体系问题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在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发展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页。 l “文革”结束后不久,陈翰笙在1978年和1979年先后撰写了《对研究世界历史的几点意见》(《世界历史》1978年第1期)和《关于编写世界历史的问题》(《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5期),对宣传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不仅对刚刚恢复科研工作的世界历史研究所,而且对整个中国世界史学界,都有重要的意义。陈翰笙在《对研究世界历史的几点意见》中明确地指出了研究世界历史的意义。他说:“目前全世界无产阶级,担负着改造和推进世界历史前进的重任,尤其应当通晓社会发展的规律。如果不明白世界历史发展过程,那就难免重蹈覆辙,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问题很清楚,我们要了解世界,改造世界,就必须研究世界历史。”“世界史的作用,就是要让读者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懂得社会组织如何改变,人类如何进步的根本原因,从而使得这门科学成为我们从事革命实践的思想武器。这才能够称得上一部真正有用的世界通史。”陈翰笙还认为,拼凑各地区或各个国家的历史而编写的世界通史,不能使读者了解一种社会演变为另一种社会的内在原因,也不能了解怎样受到前一个社会的影响,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影响,而找出社会向前演变的规律。他认为,撰写一部有意义的世界通史,应说明世界历史演变的过程,揭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在研究工作中,他自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他说:“世界史是一门阶级性很强的学问,对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由于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可以得出全然相反的结论来。目前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搏斗的时代。我们应当站在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立场来探讨整个世界的历史,决不可被资产阶级的史学家所蒙蔽。”(陈翰笙:《对研究世界历史的几点意见》,《世界历史》1978年第1期。) 200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齐世荣总主编的4卷本《世界史》,即古代卷、近代卷、现代卷和当代卷。这部世界史作为普通高校“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首先彻底摒弃了所谓“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陈规旧说。《世界史.当代卷》始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当代世界历史的转折,下限为世界更替、千年交接的世界,“更替”和‘‘交接”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国际格局多极化;联合国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等。这部著作的《前言》,对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从内容到文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关于“社会形态的更迭”这个被搞乱了的重大理论问题,编者写道:“马克思主义根据人类社会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不同性质,把人类历史发展的诸阶段区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和共产主义制几种生产方式和与之相应的几种社会形态。它们构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但不是所有民族、国家的历史都一无例外地按照这个序列向前发展。有的没有经历过某一阶段,有的长期停顿在某一阶段。总的说来,人类历史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更迭发展,尽管先后不一,形式各异,但这个纵向发展的总过程仍然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意义。”(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当代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页。)这段话虽然不长,但却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从人类历史矛盾运动的客观事实出发,深入浅出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有很强的说服力。这从一个侧面表明,经过30年的世界历史研究实践,我国世界史学者的理论素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在整体上已经有了显著提高,并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为世界史学科的今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世界历史研究中的历史分期问题以及各历史时期的主线和体系问题,始终是我国世界历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多有歧见的研究实践问题。2009年,在研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高校《世界现代史》教科书的框架时,学者们就划分时代的标准、世界现代史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内容、现时代的性质、世界现代史中的中国与世界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后编辑有《世界近代史的体系和主线》,20lO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大多数人认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北京:人民出版社,t995年,第257页。)。这是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划分人类历史的时代或科学地进行历史分期,只能以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社会形态为划分标准。时代的性质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体系内无法自行得到解决,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矛盾可能得到缓解,但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是不可逆转的。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世界历史时代,这是时代的本质特征。 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理论成就的取得,是当代中国世界历史研究合乎逻辑发展的结果。中国世界历史研究自萌生时起,就表现出这一研究始终与时代的主题同呼吸、共命运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有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特点必将赋予新的时代精神。随着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迅速发展,其理论建设定将取得更大的成绩。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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