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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美国政治史的衰落与复兴

来源:http://www.njhqmy.com 作者:云顶娱乐 时间:2019-12-06 17:46

李剑鸣 来源:史学集刊》2013年6期

一、导 言 在古老的历史学中,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史研究(本文称之为“社会史学”)是一个年轻的领域,现在仍处在发展之中,因此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成长的烦恼,其中一个根本性问题是社会史的概念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定义。目前,“社会史”这个概念通常指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或者指对社会进行总体的研究,人们主要是从“社会的”(the social)和“社会”这两个词的字面意义上去界定社会史。结果,社会史要么局限在较狭窄的范围内;要么看上去无所不包,实际上却容纳不了或忽视了很多重要的历史内容。于是,对大众文化的历史研究仿佛独立于社会史,人们喜欢把这种研究称为“新文化史”,以示与“社会史”的区别。 而社会史学家在界定社会史时也没有把“新文化史”纳入自己的领地,似乎将新文化史当成社会史的异类对待。 除了概念不清外,社会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其内部不同研究类型之间的纷争不断。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新社会史”阶段,社会史学家追求对社会的历史进行全面研究,他们讥讽屈维廉所说的那种专门化的社会史只是政治史的剩余史,甚至他对社会史的界定也被说成是“臭名昭著”的定义。 到80、90年代,史学风尚转向,在历史学的修辞和实践中发生了从“社会的”历史向“文化的”历史的大转移, 历史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即新文化史盛行的阶段。新文化史学家针对新社会史忽视人的经历和行为等问题,主张要把文化的因素找回来,注重人作为行动者及其行动的积极作用,推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叙述历史。 他们不仅标榜自己的研究不同于社会史,一些人还把社会史批评得几乎一无是处,甚至要终结社会史 。大约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新文化史学家与新社会史学家之间的争论十分激烈,形成“越来越具有敌意的氛围”,“社会史研究面临着分裂为两个对立阵营的危险” 。这种情形使人明显感觉到做社会史学家的好时光 已经一去不复还了。不过,新文化史也是好景不长,从90年代中期起,对新文化史的批评和反思越来越多,史学出现了超越新文化史的动向。人们重新认识到“社会的”重要性,并且认为只有把文化分析模式和社会分析模式结合起来,才会产生最好的研究成果。 而新社会史研究者在经历文化转向的洗礼以后,也承认社会史研究应更加注意文化的重要性,将历史人物的经历、解释、象征性行为和文化实践与当时的社会结构和进程结合起来。 社会史学的艰难岁月由于开始“超越文化转向”而得以度过,现在依然处在“超越”的阶段。但是,“超越文化转向”也引出了新的问题:“超越”之后的历史研究前往何方?历史研究或许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形态,但是,形成中的新形态究竟应该被称为“实践的历史” 还是叫“后社会史”, 现在还不得而知。它是否仍属于社会史,也无人谈及。社会史研究者的这些疑问表明,尽管历史学家已经投入很大精力思考文化转向与社会史之间的关系, 但社会史学仍然面临身份认同的困境。 社会史学的身份认同指的是对社会史这门学科基本特征的把握。通过身份认同,我们可以确认什么样的历史研究具有社会史的特性,以便把社会史研究与其他类型的历史研究区分开来。在明确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再来辨认社会史学内部的各种范式就会变得比较容易。解决身份认同问题有助于平息社会史学各种范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可以避免学术研究走太多的弯路。 确认社会史学的身份,与界定社会史概念一样,其目的都是为了给社会史研究在历史学中寻找一个适当的学术定位。但不同的是,前者意在把握这一学科的基本特征,而不是给社会史限定一个明确的范围。我们主要根据社会史的基本研究对象而不是根据研究对象中某一个方面或根据某种研究方法,来确认某种研究的社会史性质。尤其重要的是,社会史学的身份确认完全摆脱 “社会史”这一概念中的“社会”一词的束缚,不依“社会”/“社会的”或“文化”/“文化的”这些词汇本身的含义来确认某种历史研究是社会史还是文化史。因此,身份认同将使社会史学更加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本文认为,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是社会史学的根基及其存在的理由,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历史研究的主要特征。新文化史研究历史上的大众文化,因而属于社会史学。最近几年正在发生的超越新文化史的历史研究,继续坚持了为“人民大众”书写历史的方向,当然也是社会史。社会史学是一个以人民大众为根本的、开放性的史学领域,它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创造出多种研究范式,每一种新型的社会史研究的出现,不仅丰富了社会史学的多样性,而且推动了社会史学本身的进步。 二、社会史学以民为本 以政治制度、杰出人物为主要研究对象是历史学的传统,然而,到了启蒙时代,政治史的主导地位受到了挑战。大约在18世纪中期,一些学者就已经在关注社会历史,伏尔泰就是其中的一位。 到19世纪时,依然存在着要求研究人民大众历史的呼声和实践,比如米什莱就呼唤写作“那些受苦、劳作、衰老和死亡,却又无法刻画其苦难的人的历史。” 不过,个别人的呼声在当时还不足以产生广泛的影响。即使把这种想法付诸实践,“人民大众”在历史作品中的份量依旧不大。 从19世纪末起,欧美主要国家的历史学家纷纷提出了史学革新的要求,一些人认为,历史学要研究政治史,但不能局限在政治史,应当把人民大众作为研究对象。这种要求广泛存在,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史学潮流。 德国是兰克史学的故乡,主张新史学的历史学家与兰克学派史学家之间曾经爆发了一场大争论。在这场被称为“兰普雷希特之争”的新旧史学交锋中,新派人物卡尔•兰普雷希特斥责德国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大人物,要求扩大史学研究的范围,主张在历史研究中全方位地考虑人的活动,并提出要从其他学科,如社会心理学、人文地理学中借用概念和方法来改造历史学。1891年,兰普雷希特推出了12卷本《德国史》的第一卷,与主流的历史著作不同,这部著作主要不是写历史上的大人物,而是着重写了社会和文化,为人们理解政治史提供了一个背景。他的历史虽然仍是民族国家的历史,但民族国家的中心不在政治组织中,而是在文化中。 在美国,被称为社会史开拓者的爱德华•埃哥斯顿和约翰•麦克马斯特在19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就提出要把社会的一切都纳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埃哥斯顿心目中的美国史是“民众取代政治和军事伟人”成为描述的主要对象,史家的主要笔墨要用于叙述“人民的家庭和社会生活、服饰、食品、情感、思想和生活方式”。麦克马斯特在1883年发表的《美国人民史》第一卷,也是有意识地将“人民”作为该书的主题。1900年,埃哥斯顿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他在主席演说中号召史学同行写出“男女民众的真正历史”。 在法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历史学家撰写或期待的历史也包括了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男女,力图将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整合到历史作品中。 到20世纪的20、30年代,年鉴学派形成,早期代表人物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针对传统史学的弊端,也提出了扩大史学研究范围的主张,鼓吹全面、整体地研究历史。在年鉴学派的历史研究中,政治史或政治人物被放在不起眼的位置。“社会史学家与将重点放在政治精英、政治传记和官方文件、党派政治和选举的传统史学进行斗争。他们将重点放在下层群体,放在以前为人们所忽视但可以为历史学家提供信息的资料上” ,社会史学在这种背景中应运而生。 回顾这一段历史,有助于我们从源头上确定社会史研究的特性。历史学要关注人民群众,这种想法早已有之。但是,在那个时候,政治史的主导地位不可动摇,社会史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只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史学的大趋势才发生转变,新史学家倡导并实践为人民大众书写历史的主张,形成了一股创新的潮流。新史学在研究对象、方法、资料等方面都提出了革新的要求。根据鲁滨逊的说法,“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的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都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新史学也是开放的,它应当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一定能够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所做的与人类相关的种种发现”来从事历史研究,“历史学的理想和目的应该伴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进步而变化”。新史学还追求运用新资料,鲁滨逊说,历史学“只有通过改进研究方法,搜集、批评和融化新的资料才能获得发展”。在他看来,某个地方的石斧和报纸,都是史料的来源。 不过,那时的新史学家并没有为社会史划定一个范围,甚至也没有刻意为社会史研究争一个名分。 社会史学在诞生之初没有领到一张标记身份的证明,事出有因。社会史学虽然起源较早,但在很长时间里,它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确切地说,它主要依附于经济史。 即使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即新社会史即将风靡于欧美史学界的前夕,社会史在学术界的地位仍比较低下,比如在英国,社会史在当时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大学里没有设立专门的教席,没有独立的社会史系,没有专业刊物,甚至也没有像样的教科书。因此,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史仍属于历史研究中的“灰姑娘”。 据学者考证,如果按照通常的专业标准,晚至1962年,社会史几乎还不存在。 但是,有没有社会史之名,它当初的学术地位如何,这些问题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人们确定,社会史研究起源于新史学潮流。 “新史学”是一个内涵较为丰富的概念,在新史学中,哪一方面的内容可以被我们认定为社会史? 有学者曾指出,“社会史最好根据它不想成为什么,或者以它所希望的为背景来界定” 。这个看法对于确定社会史的身份和确认某种研究是否具有社会史的属性具有启发意义。新史学中发展较快的方向是经济史而不是社会史,这意味着,经济史才是新史学的主流。在美国,思想史也是历史学家有意识超越传统政治史而形成的新史学分支。但是,如果历史学家不想研究政治和政治人物,也不太关注经济和思想观念,而只是希望研究下层社会和人民大众的历史,那么,他所研究的历史就是社会史,社会史“感兴趣的是与权力无缘的社会大众,是受制于这些权力的人”。 当然,“人民大众”、“社会民众”、“普通人”等说法可以做各种不同的理解。比如谁是“人民”?“人民”是指每一个人?还是指穷人或被压迫阶级? 人们通常是根据比较双方是国王与民众、富人与穷人、有教养者与头脑简单者等来辨识谁是“人民”。“人民”的范畴也不尽一样,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人民是通过剥削关系构成;在民俗学家那里,人民是由文化差异所造成;在政治学中,人民则由政治统治而形成。“人民”一词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涵义。在法国,19世纪的“人民”观念打上了大革命的烙印,所以,“人民”一词与阶级力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英国,由于长期的宪政主义传统,“人民”一词与保卫政治和社会权利联系在一起。在德国,“人民”这个词是根据客观的外在性来定义的,人民是受到外族影响和统治的民俗共同体。对于民俗学家来说,“人民”基本上就是农民;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人民”就是工人阶级;而在文化民族主义者那里,“人民”的范围与某个特定族群的命运共消长。与“人民”一词的众多涵义相应,有关“人民”的历史也可以有不同的版本。根据研究,“人民的历史”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和名称,在有些情况下,“人民的历史”聚焦于工具和技术;在某些情况下又以社会运动为重点;在另一些情况下,家庭生活成为“人民的历史”的中心。“人民的历史”这个词也可以适用于60、70年代试图撰写以档案为基础的“自下而来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的各种史学活动,如“历史工作坊”(the History Workshop)。在从事“自下而来的历史”的各种史学活动过程中,史学的重心发生了从民族国家向地方/区域研究、从公共制度向家庭生活、从治国理政向大众文化研究的转变。现在,“自下而来的历史”这一说法与“普通人的历史”、“日常生活史”等说法一样,用来指称人民大众的历史。 以人民大众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这对社会史的身份认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新社会史”号称“自下而来的历史”;“新文化史”也以研究历史上的“大众文化”相标榜;试图超越文化史的历史研究也仍然在探讨着大众社会的象征、经历、行动、实践等之间的关系。它们都行进在社会史的大道上。 新文化史具有社会史属性是由这种文化的特性所决定的。“大众”即社会中的群众,大众的文化就是生根于社会、在社会中存在和发展的文化。因此,不存在离开社会生活的大众文化,这个事实决定了历史学家无法研究脱离了社会现实的文化课题。从史学实践来说,根据一定的社会背景来理解大众的文化,是新文化史研究产生有价值成果的必要条件。 《马丁•盖尔归来》的故事表明,马丁•盖尔的经历绝对离奇和独一无二。但是,随着故事的展开,读者可以发现马丁•盖尔的经历完全是在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的情景中发生的,他的经历没有超越那个时代的乡村社会对爱情、婚姻、性关系的习惯和一般性看法,也受到当时的财产继承、司法方面的制度性约束。戴维斯认为,马丁•盖尔的故事中所涉的几位主要人物的活动与他们的邻人们的经历其实相差不大,当有关人物的资料缺失时,她就“借助于来自同期本地的其他资料”。 可见,马丁•盖尔的故事不管如何奇特,它也需要被放在16世纪法国乡村生活和法律的价值和习惯之中来理解。戴维斯后来在一次访谈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就马丁•盖尔而论,没有了早期现代法国国家的司法体系和人们对于社会流动性的广泛期望,他的故事就没有了意义。历史学家必须在这些高度聚焦的研究和更加广泛的研究之间保持不间断的对话,并将对话所可能具有的意蕴充分发挥出来”。 拉杜里的《蒙塔尤》 也是以小见大的历史研究的典型,拉杜里通过《蒙塔尤》来反映13世纪晚期到14世纪早期法国乡村社会的生存状况和农民的意识,他在这本书的中文版前言里用一滴水与显微镜的关系来比喻教区与宗教裁判所。他在书中引用《奥义书》的话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一团泥,人们可以了解所有泥制品,只有泥是真实的,变化的只是名称而已。所以,一部好的微观史作品,“应该是一部有着自身深厚内蕴的研究,但同时也会揭示出与在它之外的其他进程和事件的关联”的作品。 反之,这个故事就可能是“对轶闻逸事的发思古之幽情”, 立足于“奇闻轶事”无法说明更广泛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坚持某种历史发展的视野”。 一旦解决了社会史的身份认同问题,社会史的领域就会变得非常开放。由于大众社会具有丰富的内容,社会史的选题范围更加广泛,从阶级、集团、家庭、婚姻这类传统的“社会的”题材,到仪式、象征、身体、性别、感觉、气味等通常被看成是“文化的”新题材,统统可以纳入社会史研究范围。题材的多样化容易使人产生“碎化”的感觉,不过,它们来自于大众社会,因而不失社会史的属性。尤其重要的是,社会史研究从此可以超越社会的/文化的、宏观的/微观的、分析的/叙事的、总体的/专题的等争执,而把它们看成是研究人民大众历史的不同范式、途径和方法。各种社会史研究范式并存,表明它们在研究人民大众历史的过程中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我们没有理由因为追求社会的历史而贬损屈维廉式的社会史 ,也没有理由因为研究大众的文化而将这种研究置于社会史之外,使其成为社会史的异类。 三、社会史学发展中的多样性——新社会史 研究人民大众的历史可以根据不同的内容、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进行,从而产生多种类型的社会史研究,体现出社会史学发展中的多样性特征。 新社会史在战后发展起来,到60、70年代达到鼎盛,这时的社会史研究已完全摆脱了从前对经济史的依附地位。以英国为例,那时,一些大学不仅设立了专门的社会史教席,如在兰开斯特、爱丁堡、埃克塞特、伯明翰、纽卡斯尔、沃里克等大学的社会史教席,而且,几乎所有的经济史教席都改换了名称,称为“经济和社会史••••••”。专门的研究机构也建立了起来,专业杂志陆续创办,如《社会史》(Social History)、《历史工作坊》(History Workshop)等。到70年代,英国的社会史研究已经在历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可以从当时一些著名的社会史学家的言语中感觉出来,除了霍布斯鲍姆所说的“现在是做社会史学家的好时光”那句经典名言以外,哈罗德•珀金教授也指出,“从某种角度看,社会史是太成功了。现在从事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几乎都宣称要把他的专业牢牢地置于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中,‘现在,我们都是社会史学家了’,一切事情都发生在社会中,因而,一切都是社会事件”。 到70年代中期,社会史真的发展到了一个“好时光”,在主要的欧美国家里,从来没有那么多的人从事社会史研究。 相关的期刊和学术团体大量涌现,通常在社会史的名义之下开设的课程大量增加。研究方法的革新,加上新的研究主题的发展(如妇女史、闲暇史、性史、人口流动史、老年史、性别史等),将社会史置于聚光灯下。 社会史研究能出现如此兴旺的局面,首先是与时代相关。现实社会提出的问题,要求历史学家从历史上寻找根源和答案,社会史研究明显呼应着时代的需要。60年代,西方国家的妇女运动、青年学生运动、民权运动等各种社会政治运动特别活跃,这些运动促使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上妇女的地位、两性关系、婚姻状况、家庭生活,以及族群和有色人种、青年人的历史。结果,妇女史、性别史、性史、阶级和种族的历史都成为社会史的重要课题。比如青少年和儿童的历史研究就是由社会史学家在60年代开拓出来的新领域,一方面,由于人口史和家庭史研究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青少年史的发展是自然而然的。另一方面,社会情势也推动了这一方向的研究,“1968年学生激进主义和普通年轻人的反叛激发了人们对青年亚文化的兴趣”。 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这一研究与犯罪、规训、法律、监禁等社会史研究的新题目结合在一起,迅速发展成为最流行的研究领域之一。德国社会史的时代烙印也极为明显。德国两次发动世界大战的灾难性经历,引起西德历史学家对近代以来德国所走过的“独特道路”的探索,他们在60、70年代越来越转向社会科学的模式以寻求解答“纳粹的独裁政权以其全部的野蛮性是怎样成为可能的这一问题”。根据伊格尔斯的看法,他们当时之所以对社会科学发生强烈的兴趣,是与“他们渴望批判地对待德国的过去和他们之献身于民主的社会紧密相联系着的”。 其次是社会科学的发展。如果没有社会科学各学科在战后的较快发展,新社会史在60、70年代崛起将是不可想象的。二战以后,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很快,新的理论和方法,如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结构主义理论、历史人口学、以计算机应用为基础的计量统计方法等,为历史学家进行跨学科研究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系在20世纪中叶起就已建立起来,法国的《年鉴》杂志、英国的《过去与现在》都是推动跨学科研究的先驱。1958年创办的《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67年创办的《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1970年创办的《跨学科史学杂志》(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都是进行跨学科对话的新场所。历史学家应用现存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被比喻为“社会科学的消费者”。 当年西德的社会史学更是被称为“历史社会科学”,社会史学家一心要把历史学建成一门社会科学。 第三是有关社会变迁的宏大理论为新社会史研究整体社会及其变迁提供了理论支撑。韦伯、涂尔干、帕森斯等社会学家关于社会分层、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理论,被历史学家用来研究历史社会的结构和长期变化趋势。现代化理论,以及在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发展理论,也被人们广泛应用以描述和分析社会较长时段的历史变迁,强调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在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不仅社会的总体会发生这种转变,而且像家庭这样的社会微观组织也会发生从结构复杂的大家庭向以夫妇为核心的小家庭的转变。 战后的各种社会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是新社会史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 马克思主义不仅为研究历史上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工人运动等60、70年社会史的重要主题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为研究历史上的革命和社会变革提供了宏大的理论框架和立足于社会经济基础上的因果性解释,适合对社会进行总体研究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对英国社会史学家的影响尤其突出,60、70年代英国重要的社会史学家几乎都是或曾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是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的史学家。还在二战刚结束之时,英国的一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组成了“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包括莫里斯•道布(Maurice H.Dobb,1900—1967)、乔治•鲁德(George Rude,1910-1993)、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1916-2002)、克里斯托夫•希尔(Christopher Hill,1912—2003)、爱德华•P.汤普逊(Edward P. Thompson,1924—1993)、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 )等。在50年代,“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主要研究英国历史中的两大问题,一是劳工史。二是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史。1952年,“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创办了《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杂志。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后,“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中的这些成员几乎都退出了该小组,从而导致该历史学家小组的解体。但他们仍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历史,采用了新的视角和方法研究历史。 马克思主义对新社会史的影响世所公认,“从历史编纂学上来看,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视角的深刻洞察,从文艺复兴到现代这一历史时期的欧洲社会史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英国历史学尤其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也就无从谈起。” 上述时代背景和学术条件决定了新社会史的突出特点是对社会历史进行全面的、总体化的研究。法国年鉴学派一直提倡总体史,年鉴学派的总体史是对历史研究的追求,而并非只针对社会史研究所提的要求。根据勒高夫的说法,年鉴学派早期的历史学家在创办《年鉴》时使用了“社会”一词,就因为“它能包括历史的整体而被选定”。 不过,从《年鉴》杂志的刊名上(创刊时的名称为《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杂志更名为《年鉴:经济、社会、文明》)看不出总体史等同于社会史的意思,社会史更像是总体史的组成部分。我们从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中看到这种情况,一般人理解的社会史,即群体和集团的历史,相当于他所划分的三个时段历史中的中间部分的历史。 因此,年鉴学派的总体史并不专指社会史。但是,关于社会的历史,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总是用总体的观念和视角去研究,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就是这样一部关于欧洲封建社会的综合性著作。 在社会史发展到新社会史阶段时,全面地研究社会整体的历史就像是对社会史学家的一种召唤了。霍布斯鲍姆在70年代初发表《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一文,倡导对社会历史进行全面研究 。他认为,社会史不能像经济史等专门史那样专门化,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背景不能与人类生存的其他方面分割开来,从专门史的角度看,像对普罗旺斯的诗歌和对16世纪的通货膨胀这些主题完全异质的历史研究,都是社会史要研究的内容。因此,从理论上说,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包含着对人类的一切活动及与人类活动相关的所有方面的研究。 西德60、70年代的社会史也具有英法社会史学家的那种进行综合研究的雄心。1962年,沃纳•康策把社会史定义为“社会的历史”(history of society),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社会的结构、进程和运动的历史。 当时西德社会史学派“比勒费尔德学派”的代表人物韦勒和科卡都追求在一个研究计划中把历史学的不同领域整合进来,从史学分支意义上的社会史研究,到经济史、商业史,扩大到劳工史、政治史、观念史和其他的历史领域,他们通过跨学科的方法,把各个领域的研究整合起来,通过综合以达到理解德国历史的目的。 对科卡来说,总体史就是力图揭示社会中的各种现象的关联及其相互之间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即社会总体的结构。他认为,若要理解历史,就不能将其基本组成部分割裂开来。 对韦勒来说,“社会的历史”(societal history)植根于可以导向“历史的整体”(the unity of history)的某种综合,“在这一意义上,社会的历史致力于分析由经济、权力和文化这三个同样重要的维度所构成的社会整体。其综合的能力将表现在它比老式的整合观念能更加充分地协调现实这个由不同维度组成的复合体及其联系” 。这就是德国式的总体化希望,与霍布斯鲍姆的“社会的历史”和年鉴学派的总体史相类似。 社会史学家的总体史取向通常受某些特定问题的引导,他们围绕某个问题,挖掘和分析有助于说明该问题,或与该问题有联系的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形成总体的认识。前已提及,西德的社会史学家主要关心的是德国近代以来所走过的独特道路。英国历史学家则关注现代早期或前现代的历史,着重讨论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专制主义的兴起、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起源、宗教改革的社会动力等重大历史问题。1954年,霍布斯鲍姆的文章《17世纪总危机》的发表,引起《过去与现在》杂志头十年多次组织由很多欧洲国家的历史学家参与的大讨论,有关的文章后来结集成书。 对这种宏大题材的探讨是历史学家对整体社会的历史进行概念化的理论尝试。 因为追求总体史,新社会史学家必须进行宏大叙事,将社会理论用于分析历史社会的结构,他们倾向于从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中寻找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把它们当成历史变迁中的决定性力量,以解释和描述长期的历史进程。在新社会史研究中,“人民大众”以概念化的形式或各种匿名的阶级、阶层、集团等集体形式出现。写作方式基本上是分析性的,大量的历史内容以数字、曲线和图表的方式来表达。 与老式的、专题性的社会史研究相比,新社会史的盛行明显反映了社会史学的发展。比如屈维廉,他是老式社会史的代表,不具备总体史的思想,但他试图用联系的眼光看待各方面的历史。他在讲到政治史、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相互关系时说,“没有社会史的经济史是平淡无聊的,没有社会史的政治史是难以理解的。” 可见,屈维廉并不孤立地看待社会史。但是,他的实际研究结果却使社会史与政治史、经济史割裂开来,把社会史变成了比较狭窄的专门史研究。 新社会史的兴起无疑表现了社会史学的发展,同时也要看到,在60、70年代,社会史专题研究并未衰退,反而是更加兴旺,社会史研究题材激增,以至人们经常抱怨“碎化”,说明这类研究其实活力十足。所以,社会史学的发展不是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的过程,社会史的总体化研究和专题化研究并存,这是社会史学在新社会史阶段就已表现出多样化的基本事实。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新社会史本身也是多样的,欧美的社会史沿着各国历史学发展的不同路线至少形成了四种不同的模式,即美国的、法国的、西德的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是英国,以及苏联和东欧国家) ,这些模式已由伊格尔斯做过专门的分析,这里从略。 四、社会史学发展中的多样性——新文化史 作为20世纪80、90年代兴起的对大众文化的历史研究, 新文化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新社会史的基础上,并从新社会史内部产生的,新社会史,无论是它的成就,还是它的不足,都成了新文化史研究产生的条件。同时,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新文化史。新文化史研究不仅丰富了社会史内涵,弥补了以往社会史研究的不足,而且也有助于纠正新社会史的一些偏向,新文化史的流行是社会史学的又一次发展。 社会史学本身一直就有大众文化研究的传统,是新文化史的来源之一。在法国年鉴学派那里,大众文化方面的内容以“心态”来表达,因此,心态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关于大众文化的历史研究。在法国第一代年鉴学派的史学家那里,“心态”概念就已经出现。不过在那个时期,总体史主要由经济、社会这两个领域所组成,心态领域的研究没有与经济、社会领域区分开来。在第二代年鉴学派时期,经济和社会史研究仍占主导地位,而心态史研究在“第二代中已黯然失色”。 但是,经济社会史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向人口史,却使心态史在年鉴学派的研究中复兴。由于历史人口学的发展,历史学家掌握了近代初期法国人口变迁的轨迹,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是探索人口变化与物质生产状况、饥荒、疾病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但是,人口运动的统计模式背后也隐藏着经济史无法解释的东西,比如,人口统计材料表明,在18世纪以前,人口变动状况一直呈有规律地上下波动,这可以通过经济的、疾病的和人口方面的原因得到合理的解释。而且,避孕技术也为当时的人们所了解,但人们并没有广泛地去运用这些技术,所以,避孕技术对法国人口变化的影响不大。但是,到18过纪末和19世纪初,历史学家可以清楚地看到避孕技术广泛传播,其影响达到了全面改变人口运动和年龄结构的程度。那么,如何解释这种变化? 局限于一般的经济社会史和统计数据已经很难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但从心态方面进行解释很好地解决了历史学中的难题,人口运动曲线之下的秘密在于对家庭、性、生命、死亡的态度的变化。这样,“人口史不仅重新复活了年鉴学派创始人的那部分已经冻结了的遗产,还使一种新的心态史从文学传统的轶闻趣事般的印象主义中脱胎出来,并使其具有统计学的基础,最后还使心态史能对各种现象作非经济学的、更为广泛的解释”。 结果,在第三代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那里,“心态史”成为研究重点,比如菲利普•阿里埃斯对儿童和死亡的态度的研究,就是心态史研究的杰作。 心态史与经济、人口及社会的历史研究之间的继承关系显而易见。 值得注意的是,史学家将心态史当作社会史看待,米歇尔•伏维尔曾明确表示,“作为一个心态史学家,我同其他一些同行一样认为,心态史远不是社会史的对立面,而最多只是研究社会史的终结和归宿:在这一层次上,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最后都表现为人们的态度和群体的表象”。 从妇女史到性别史的发展也可以说明新文化史在新社会史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过程。性别史的前身是新社会史重要领域之一的妇女史,到80、90年代,由于女性主义史学家的积极鼓动,性别史成为新文化史中十分活跃的前沿地带。有意思的是,妇女史在开始时并未引起社会史学家的足够重视,而这一领域发展之快又超乎人们的预料。1997年,霍布斯鲍姆在他的论文集《论历史》一书收录他在70年代初所写的《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一文时,加了一段说明性的文字,其中讲到当时对妇女史认识不足。他说,回想社会史的发展,他对于该文未提及妇女史感到吃惊,并且感到“尴尬”。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妇女史这个领域在60年代末以前基本上尚未开展;另一方面,当时很多重要的历史学家都是男性,他们“似乎都未能意识到这一缺陷”。 的确,社会史学家起初主要关注阶级、家庭、婚姻这类题材,女性的内容有所涉及,但历史上的妇女并未成为单独的研究对象。妇女史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方向与60、70年代的女权运动有关。受女权运动的影响,一些历史学者,特别是女性历史学者,开始关注历史上妇女的地位和权利问题,从而形成妇女史研究的热潮。所以,妇女史也被称为“政治上的女性主义的女儿”。 然而,妇女史研究者后来发现,用原先的方式研究妇女史,只不过是把妇女的历史内容添加到已有的历史框架上而已。而这一框架原本为男性所建构,包含着对女性的歧视,反映了两性间的不平等。她们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发现,性别,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社会文化建构起来的,性别的差异和不平等也是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所以,她们主张要研究性别的历史。对于性别史研究,原来的理论和概念显得苍白无力,比如“阶级”的概念就无法说明“性别”问题,甚至可能掩盖女性的不平等地位。结果,“性别”作为历史学中的一个有用范畴被提了出来。 妇女史研究就这样逐渐地发展为性别史研究,由此可见新文化史在新社会史基础上的成长过程。 由于新文化史与新社会史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延续和发展的关系,我们就不用奇怪新文化史学家中的一些著名的学者以前都以社会史学家著称,勒华拉杜里、林•亨特、娜塔利•泽蒙•戴维斯、卡洛•金兹堡、汉斯•梅迪克等都曾从事社会史研究,他们曾经都是著名的新社会史学家,后来又成了重要的新文化史学家。 以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的汉斯•梅迪克、于尔根•什鲁鲍姆等人为主体的“原始工业化”研究队伍转向日常生活史研究,更像是从经济社会史学家向新文化史学家的一次“集体”转型。在70年代初,位于德国哥廷根的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的梅迪克、什鲁鲍姆等人,与美国历史学家富兰克林•门德尔斯共同研究近代早期乡村地区的农民家庭经济。他们的研究在那个时期属于典型的经济社会史研究,他们运用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的概念和方法,着重考察家庭结构和功能、婚姻和生育、生产和消费、财产继承等农民家庭的生产、生活细节。同时,他们也把农民家庭的生产和生活放在近代早期资本主义起源和世界市场形成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来理解家庭这个微观的经济社会单位在外部世界影响下所做出的反应和对策。 显然,原始工业化研究是侧重于经济和社会历史的研究,对于文化领域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从80年代以后,以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的这些历史学家为主体,加上其他的一些历史学家,如美国人戴维•萨比安,从他们过去较为一般的原始工业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具体的乡村或教区,并把文化的内容也纳入他们的研究范围。 他们把人口数据、财产清单、审判记录、识字率等大量的数据输入计算机并进行处理,产生了有关文化的信息,比如从财产清单中整理出书籍拥有量的信息。日常生活史研究者还拒绝不是直接来自于微观历史资料的理论、模式和一般性的术语。在他们看来,历史世界是“从下面和从内部”被建构起来的,而不是对理论有兴趣的社会史学家用“冷冰冰”、概念化的语言来分析和解剖的 。这种研究取向与60、70年代德国社会史注重宏大的历史结构和进程的学术风格大不相同。为此,这些被称为“日常史学小伙计”的历史学家与从事宏大叙事的“社会史学大师”发生过激烈的争论。 然而,日常生活史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德国的社会史,这也是后者所承认的。 除了在新社会史基础上的延续和发展之外,新文化史的流行也反映了人们对新社会史研究中占主导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不满。新文化史学者对业已发展起来的社会、经济、人口等历史研究模式进行集中而激烈的批判,尤其是对新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社会经济决定论倾向发起挑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化史逐渐形成。 新社会史的主要理论来源都强调历史发展的社会和经济根源,这种理论被应用到历史研究,就造成文化方面的内容和个人的活动不受重视,其历史作用被轻描淡写。而文化转向则挑战了上述决定论。这种挑战最先可以在E.P.汤普森于1963年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看到,他的研究为历史学者从经济之外、但在文化之中寻找历史原因打开了一条道路,被认为是在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之间架起了桥梁。 历史学中的文化转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现在看来,这一转变的轨迹还是很清楚的。对历史学转向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两本书,即海登•怀特的《元史学》 和克利福德•格尔茨的论文集《文化的解释》在1973年就已经出版,不过,那时显然还是新社会史最有魅力的时期。在70年代,皮埃尔•布尔迪厄、雅克•德里达和米歇尔•福柯的著作也开始影响历史研究,但这也有一个过程,比如福柯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事物的秩序》、《知识考古学》、《规训和惩罚》等,从70年代初起就已陆续地被译成英文,但在70年代出版的关于犯罪、律规、监禁等主题的最早的社会史作品中完全看不到福柯思想的影响,到80年代初,历史学才明显地关注福柯。 大体上,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感觉灵敏的人已经发现有一股“潜流”正在将很多杰出的新史学家再次拉回到某种形式的叙事体中。 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并未感知到文化转向有什么特别之处,社会史学家以为仅仅是社会史研究遇到了某些局限。然而,在重新思考文化、意识形态、意义、主观性等问题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已经进入了当时的社会史可容忍的前沿。其中,语言转向使文化史研究终于突破了新社会史的传统范式。 在80年代,几部重要的史学作品陆续问世,展现了历史研究中的语言/文化转向,以及向语言/文化决定论演变的轨迹。1980年,威廉•休厄尔发表《法国的工作和革命:从旧制度到1848年的劳工语言》 一书,探讨了工人阶级意识的产生和发展。该书所说的“劳工语言”不仅包括工人的言论和有关的理论话语,而且还包括一系列的制度设置、礼仪、工作实践、斗争方式,以及能给工人世界带来明确形式的习惯和行动。尽管作者承认经济力量及其变迁在劳工史上具有重要作用,但否认经济因素的优先地位。通过研究“劳工语言”,作者发现语言对于形成工人的革命意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83年,加雷斯•斯特德曼•琼斯发表《阶级的语言:1832—1982年英国工人阶级史研究》 。作者认为,“阶级”一词体现在语言中,因而,要在阶级的语境中来分析。对宪章运动的意识形态的分析必须从宪章派人物实际所说和所写的开始,而不能简单地根据想象中某个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所面临的物质经济方面的危情来推断,不能只根据人们所表达的社会和经济苦难而写出令人满意的宪章运动史。不过,琼斯仍认为,语言的分析并不能穷尽对宪章运动的解释,他的研究也不是要用语言的解释取代社会解释,而是要重新思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琼斯的语言分析使得各种相关的社会史观点发生动摇,从而引发很多社会史学者的不安。 1984年,林•亨特发表《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 一书,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不能从社会结构、社会冲突,或革命者的社会身份中推演而来。政治实践不是作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利益的简单表达。革命者通过他们的语言、他们使用的形象和日常的政治活动改造了法国的社会和社会关系。在林•亨特看来,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由象征性的实践活动,如语言、形象和姿势所组成,这些象征性的实践(比如某种修辞的使用、某些符号和仪式的传播)在某些地方和某些人群中受到较为热烈的欢迎,产生一种团结和认同的意识,从而创造出新的政治阶级。 1988年,琼•斯科特发表《性别和历史中的政治》论文集, 表达了更加激进的立场。她认为,性别是关于两性差别的知识,这种知识不是绝对的或真实的,而是相对的。运用这种知识成为构建权力关系的手段,知识成了维持世界秩序的一种方式。她认为,除非把两性差异看成是关于我们对身体的知识的一种功能,否则,我们就看不到两性差异。这种知识也是不“纯洁”的,它的含意与话语语境有关。对历史学家来说,问题不再是女人和男人发生了什么,以及她们如何对这些事情做出反应,而是女人和男人作为身份的范畴,其主观和集体的意义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这样一来,女性主义史就不只是对过去的纠正和补充,而是成为一种批判性地理解历史如何作为性别知识生产的场所而发挥作用的方法。斯科特还质疑历史学家专注于经历。对于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在历史人物的亲身经历的基础上形成的证据证言,成为历史资料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基础。但她认为,经历是日常话语的组成部分,不是个人拥有经历,而是主体通过经历被建构起来。如果说经历是主体的历史,那么,语言就是历史表现的场所。经历不是人类行动的真实来源,它本身也是话语的产物。 从这些史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从开始时作为对新社会史的补救,逐渐转化为对文化、语言或话语的重要性的不断强调,最终挑战了经济社会决定论,并走向另一个极端——文化/语言决定论。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学术争论不断,有时甚至十分激烈和激愤,很多社会史学家斥责后现代主义者放弃了历史学的使命,退缩到游戏历史研究,甚至斥责他们否认历史学家对证据的通常规则。而一些自我标榜的后现代主义者批评社会史学者守着过时的概念和方法,尤其批评经济社会决定论者的阶级概念。 与新社会史一样,新文化史也有相应的理论支撑,并受到这些思想的推动。结构主义是新文化史研究重要的思想来源。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首先将结构主义应用于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个具有内在秩序的符号系统。在结构主义看来,文化本身可以像语言一样进行分析,所有行为的意义经常是从体现在行为中的无意识的或隐晦的结构规则中获得的。结构主义思想吸引新文化史学者的地方在于它把语言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符号系统,符号的意义由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决定,这就否认了语言或话语来自于外在的、先于语言的某种实在的说法,否定了语言/话语是实在的反映的观念。 然而,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比结构主义走得更远。因为结构主义还承认语言有一个独立的体系和结构,并且坚持它客观、科学的本质。而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则在批判结构主义强调确定性的、严密的意义结构的同时,质疑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着重指出了语言形成知识,以及语言形成有关实在的观念的路径。受后现代思想影响的历史学者反对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现代理论,反对探讨历史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反对将经济、社会结构和进程看成是文化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而把话语看成是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结果,一切都成了文化的产物。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重要的新文化史学家都不认为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比如有人把卡罗•金兹堡当成后现代主义史学家,他“听起来觉得很奇怪”。 彼得•伯克也承认自己与后现代主义保持着距离,他说他对后现代主义着迷,“但是我仍然觉得与它多少有些疏远”。 纳塔利•泽蒙•戴维斯不认为“后现代”这个标签对于《马丁•盖尔归来》、《蒙塔尤》、《奶酪与蛆虫》等微观史著作来说能够说明多少问题。 在她看来,后现代专注于文化和语言的重要性,并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受其制约;后现代的路数抵制普遍化,更爱谈论碎片而不是融贯的整体。但这三本书均认真对待地方性文化也关注经验和长时段的传统以及思想结构,而且都希望对于超出它们所研究的个案之外的过程能够得出某些洞识。 伊格尔斯在20世纪末下过一个结论,可以作为我们评估后现代主义在史学中的影响的重要参考,他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占领了《美国历史评论》和其他美国杂志篇幅的‘语言学转向’,并没有同样地风靡于北美以外的历史学界”,“语言决定论所激烈总结出来的各种理论对历史著作的影响都是有限的”。 的确,大约从90年代中期起,西方史学界已经出现了批判语言/文化决定论而试图超越文化转向的迹象和趋势。 五、形成中的社会史新范式——实践的历史 “超越文化转向”表明,人们已经发现了新文化史研究中存在着语言/文化决定论的弊病。激进的文化史学者坚持认为语言作为一个自立的体系先于并建构社会实在,他们过多地强调文化的作用,看上去有助于纠正以经济和社会结构为基础的决定论,但在实际上,这只是在他们的分析过程中用文化和语言替代社会和经济,用“符号”取代“阶级”、“社会共同体”, 是用一种决定论取代另一种决定论,他们本质上并未摆脱客观/主观、实在/观念、经济/文化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就此而言,激进的新文化史学者其实是追随了新社会史学家的思维模式。语言转向后的历史学要得到发展,就必须跨越二元思维模式,跨越决定论的障碍。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已经到了该抛弃福柯的时候了。 这样,从70年代早期起,在语言学、哲学、历史学等很多领域都陆续出现了反对结构主义的动向。学者们针对结构主义否认有意识的主体在社会和文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及否认历史“事件”对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的问题,开始思考可以使人的行动和事件发挥更加积极作用的理论模式。1977年,博德里厄的著作《实践理论纲要》 的英文版发表,大约到那时,学术界对于重视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呼声越来越高。 这样,到80年代以后,“文化”概念突出了“实践”的内容。人们反对把文化说成是逻辑上必然的、有内聚力的、统一的和静态的观点,认为文化是一个存在着实践活动的领域,充斥了有意识的行动、斗争、冲突和变迁,强调文化中人的活动。在分析中,学者们对一系列相关的术语——如实践、习惯、行动、交互作用、活动、经历、表演等——的兴趣越来越大。与此相关的另一组术语,如行动者、自我、个体、主体、身体、意志、知识、语言/话语等,在相关论著中也普遍出现。广义而言,人们惯常的行为方式、人本身的运动、处理客观事物、对待主体、描述事物、理解周围的世界,等等,这些行为都是实践的内容。不过,人类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而从事的有意识活动,才是人类学家真正关注的社会实践。 实践理论试图解释人类的行动与作为“体系”的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既可以表现为体系对人的行动,即实践的影响,也可以表现为实践对体系的影响。关注实践的人类学家认为,社会和历史不是简单地对某些特定的积极因素发生专门的反应或适应这些因素而造成的结果,而是受到有组织的、有价值的系统的支配。正是这些系统(具体体现在制度、符号和物质形式之中)构成了体系。此外,体系并不分割为类似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和文化这样的单元,体系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无缝整体。一个制度,比如说婚姻制度,同时就是一个由社会关系、经济安排、政治过程、文化范畴,以及道德、价值、观念、情感模式等所组成的体系,不应将这些元素分为若干层次,并且使一种层次成为另一个层次的基础。同时,实践理论认为,尽管体系是一个整体,但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和维度并不拥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某一时间、某个地方,体系内部存在着非对称性的、不平衡的现实,这是引起体系矛盾运动的关键,实践理论要解释的就是某个特定的社会/文化整体的发生、再造,及其形式和意义的变化。 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在超越文化转向的过程中对“实践”进行思考后提出来的观点,反映了社会史学已达到的理论前沿。威廉•H.斯韦尔试图协调文化作为“体系”和“实践”的关系,认为“体系”和“实践”无需分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辩证的关系,可以互补。从事文化的实践意味着要利用现存的文化符号去达到一定的目的,同时,文化体系离开了不断的实践就无法存在。因此,体系也意味着实践。斯韦尔认为,文化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维度,独立于其他维度;作为一个符号体系,文化具有“真实但微弱的内聚力”,它不断被实践所突破,从而发生转变。 与斯韦尔一样,马歇尔•萨林斯也是辩证地理解文化秩序与个人行动和经历的关系,认为文化有其二元的存在模式,一是作为一般的体系或结构,二是文化在人类有目的的行为中的出现和运用。他认为,结构是静态的,而人类的行为在时间中不断地展现开来。行动在结构中开始,也在结构中结束,但人的行动或实践的积累性、集聚性的效应将使结构发生变化,从而为历史的发展留下了空间。所以,文化在人们的行动中被改变和再生产,而“结构”也就变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存在。 理查德•比尔纳克把意义的生成放在语言和物质实践交汇的地方,在他看来,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文化实践,符号的使用者才逐渐地从经验上感到符号的真实存在。所以,是行动者自己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创造了意义。 罗杰•夏蒂埃提出要关注社会的集体表象,以避免那种根据社会起源来解释文化和政治的社会简化论,避免那种认为政治和思想完全自成一体、与社会相分离的镜像观念。人们在社会表象中所看到的不是先在的社会关系的复本,而是构建社会分化的一个场所,这由实践来表现。 这些探索代表了当前历史学在超越文化转向过程中进行理论思考的主要趋势,探讨的重点在于行动者是如何使文化发生变化的问题。 不过,当前关于实践的研究极为多样,关于实践的理论现在也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为方便起见,我们不妨称之为“实践理论”。 实践理论其实就是关于人民大众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行动的理论,这种理论特别适用于以人民大众为本位的历史研究。然而,正如实践理论是一种未成形的理论一样,“实践的历史”也是一种正在形成中的历史研究。 尽管如此,“实践的历史”在当前已成为“受到社会理论与文化理论影响最大的历史写作的新领域之一”。 “实践的历史”涉足的新题材有语言史(尤其是言语史,history of speech)、宗教实践史、旅游史、收藏史、阅读史等,甚至像文艺复兴史、科学史这类传统的历史研究主题由于“实践的历史”的影响而出现新的面貌,比如科学史的注意力从以前集中于杰出科学家及其思想,转向常规科学中方法的变化,从而使科学仪器制造师和实验室的助手和工作人员所做出的贡献也在科学史中找到了应有的地位。 在社会史的传统题材如婚姻、家庭、亲族关系的研究中,“实践的历史”也有新的收获。还在70年代早期,皮埃尔•布尔迪厄就用“实践”的思想研究了比利牛斯山区农民的婚姻问题。他发现,当地的农民们往往会在婚姻方面采取一定的策略,以确保他们的家系的延绵和他们对生产工具的权利,这些策略也可以看成是社会再生产的策略。 此后,“策略”成了家庭史研究者在描述农民如何应对日常生活,尤其是应对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和艰难困苦的生活状况时经常用到的一个词,比如劳伦斯•方丹和于尔根•什鲁鲍姆就专门探讨了现代早期欧洲和当代第三世界国家中贫困家庭的生存策略问题,揭示这些家庭和个人在一定的文化、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下如何根据有利的条件和资源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其实,“策略”一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它不仅指人们有意识地制定某个计划以达到一定目的的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计谋,而且也可以指依赖亲朋关系网来组织行动,使人们能够实现许多不同生活目标的一般方法。人们的行动策略是结合习惯、性情、感情、世界观等因素而形成,文化正是通过这些因素的联系而对人们的行动产生影响。然而,文化总是包含着各种不同的、相异的、甚至是相冲突的符号、仪式、传说,文化犹如一个“工具箱”,行动者从中选取不同的工具来建构行动的路径,行动者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集体,都知道在不同的环境下如何利用相应的文化资源而采取不同的行动。 这样一来,人们的行动“策略”就成为人们在变动着的日常生活中运用已有的文化资源来实现目标、达成心愿的一种方法。同时,由于时代和现实环境的不断变化,“策略”也总是在变动之中,从而,文化对行动的影响也极为复杂,文化既制约着人们的策略和行动,也为人们的策略和行动提供可用的资源。 “实践的历史”,或称为“后社会史”,是人们赋予超越文化转向的历史研究的一个暂时的名称,这种历史研究是在考虑了“社会的”和“文化的”两方面因素(但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突出了人作为行动者的主体地位,使人成为在一定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等环境中有意志、有计划、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实践的历史较好地体现了社会史学书写人民大众历史的追求。就此而言,这种正在形成中的史学形态可能成为社会史学的又一种新范式。 六、结语:转向但不偏向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社会史研究几经变化。然而,社会史学不论经历多少范式,它以民为本的基本特性连绵不绝。社会史学的研究对象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人民大众,变化的只不过是研究人民大众历史的理论、方法、视角和资料,社会史研究范式的多样化就是这些变化的产物。 每一种新范式的出现都体现了社会史学的发展,但也要看到,社会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付出了代价,过于激进的态度容易使研究出现偏向。语言/文化决定论就是一种偏向。这种偏向虽已得到部分纠正,但对待新社会史的偏见到现在也未完全消除。人们在欢迎超越文化转向、重新把“社会的”因素带回学术的同时,认为社会史研究不可能回到60、70年代的状态。 这听起来很有道理,比如新社会史发展阶段盛行的各种“决定论”当然不会再在历史研究中大行其道。人们也不会相信那种认为只有用计量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才是科学的历史研究的观点。 但是,对于不会回到60、70年代的新社会史,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新社会史不是“决定论”的代名词,它有更丰富的内涵,不再回到新社会史是否意味着在新社会史研究中曾采用过的其他理论、方法和视角都要随决定论一起被抛弃? 同时,我们也要思考,即使“实践的历史”是对新文化史的超越,历史研究是否只要专注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观察和理解他们所运用的各种行动“策略”,而不需要阐述宏大的历史进程?行动/行动者的作用的确不应轻视,因为历史就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但是,行动者的作用也不应夸大,而且,作为个人的行动者与作为集体的行动者对历史变迁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在很多情况下,作为集体的行动显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作为集体的行动者及其行动的重视必将使历史研究重新审视社会和社会结构等新社会史关注过的历史内容。不过,到目前为止,专心于“实践的历史”的历史学者对这些问题还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这也意味着正在形成中的社会史新范式并未消除对新社会史的偏见。 要做到转向而不偏向,尤其需要正确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主要是关于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宏观理论,用宏观理论来把握社会整体的、长时段的变迁仍是历史研究的必需。因为历史就是以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履行其文化导向功能。如果没有了宏大叙事,一个社会在文化上就不能“存活下去”, 历史学的作用和意义也会受到贬损,史学会面临着碎片化的危险 。同时,微观史研究也需要以宏大叙事做依托,微观研究本来作为观察更为宏大的历史社会的一种视角和方法, 具有独特的价值,但微观史一旦游离于宏大历史架构而成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历史学就可能走向“昏暗的角落”,并且会受到“回报递减法则”的作用。 只要承认对宏大叙事的需要,我们就不能绕过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演变和发展的宏大理论。 其次,应重视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历史”的指导价值。关于行动/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及其作用,当前实践中的历史主要从博德里厄和吉登斯等人的理论中汲取营养,而很少直接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事有关实践的历史研究。其实,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理论资源十分丰富,博德里厄作为实践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就深受马克思的影响,他的几本重要的实践理论著作均经常提到或引用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自己创造着历史,这就指出了人作为行动者、作为主体的能动作用。马克思主义又认为,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人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现实社会环境中创造历史的。而且,在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的过程中,历史被创造出来。这样,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无数人的行动最终可能出现谁都没有预想到的结果。 这又指出了人的行动的约束性因素。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发展“实践的历史”仍不失指导意义。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不是“决定论”的典型,马克思主义讲究辩证法,而辩证法与“决定论”是不能兼容的。况且,恩格斯曾明确反对过分看重经济和把经济当作唯一决定因素的观点,强调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我们需要把马克思的社会和历史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以及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的历史学者在研究中表现出来的决定论区分开来 ,而不是在反对决定论的时候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一起否定。 总之,实践表明,关于人民大众的历史研究确实可以侧重于不同的方面,借用不同的理论、方法和资料,回答不同的问题,并形成不同的学术风格和范式。没有理由因为探讨宏大历史进程而只分析结构和忽视人的行动,同样也不能因为转向实践而放弃对大结构、大进程的阐述。未来对于中国社会在过去三十多年所经历的大转型的研究,应用任何一种社会史范式,都将大有作为。当然,缺少了哪一种范式,关于这三十多年的历史阐述都将是一种缺憾。 注释: 1.这种情况在西方出现过,现在可能会在中国史学界出现。可参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新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 2.Peter Burke, “Overture.: The New History, Its Past and its Future,” in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Second Edition,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8. 3.Geoff Eley, “ Is All the World a Text? From Soci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 Two Decades Later,” in Terrence McDonald, J., ,ed.,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p.193-194. 有关研究也证实了大西洋两岸的历史学者对社会—经济史的兴趣衰落和对思想文化史兴趣增长的趋势。Thomas J. Schaeper, “ French History as Written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A Comparative Analysis,”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17, no.1(Spring, 1991), pp.242,243,246. 4.Hans Medick, “‘Missionaries in the Rowboat?’Ethnological Ways of Knowing as a Challenge to Social History,” in Alf Ludtke, ed.,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Ways of Life, trans. by William Templ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41—71. 5.Patrick Joyce, “The End of Social History?” Social History, vol. 20, no.1(January 1995), pp. 73-91. 6.Paula S. Fass, “Cultural History/Social History: Some Reflections on a Continuing Dialogu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37, no.1 (Fall 2003), p.40. 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0—21页。 7.70年代初,霍布斯鲍姆感觉到了这样的好时光。参见Eric Hobsbawn, “ From Soci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 in Eric Hobsbawn, On History, London: Weidenfeld & Nicholson, 1997, pp.71-93. 8.Victoria E. Bonnell and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reface”. 9.于尔根•柯卡:《社会史:理论和实践》,景德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1页。 10.施皮格尔将语言转向之后的历史学称为“实践的历史”。Gabrielle M. Spiegel, ed., Practicing History: New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Writing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5. 11.卡夫雷拉将超越文化转向后的历史研究称为“后社会史”。Miguel A. Cabrera, Postsocial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rans. by Marie McMahon,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4. 该书中文版由李康译出, 名为《后社会史初探》,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12.John Tosh, ed., Historians on History, second edition,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0, p.13 13.社会史学家杰夫•埃利以其自身在20世纪下半叶从事历史研究的经历和认识,写成《曲线:从文化史到社会史》一书( Geoff Eley, A Crooked Line: From Cultur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5),揭示了20世纪下半叶历史学经历过的曲折过程。 14.比如他的《风俗论》就被认为是这一类作品。 15. 转引自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16.Georg G. Iggers and Q. Edward Wang,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8, p.159;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6年,第265—268页。 17.参见满云龙:《美国社会史学的兴起与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编:《当代欧美史学评析》,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5—101页。 18.Georg G. Iggers and Q. Edward Wang,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pp.160-161. 19.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6. 20.见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3-20页。 21.Eric Hobsbawn, “From Soci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 pp.72-74. 22.Harold Perkin, “Social History in Britain,”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10, no.2 (Winter 1976), p.129. 23.Richard T. Vann, “The Rhetoric of Social Histor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10, no.2 (Winter 1976), p.222. 24.S. Bowlby, “Social History,” in N. J. Smelser and P. B. Baltes, 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Oxford: Elsevier Science Ltd, 2001,p.14299 25.菲利普•阿里埃斯:《心态史学》,雅克•勒高夫等编:《新史学》,姚蒙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 第172页。 26.Peter Burke, “Overture: The New History, Its Past and its Future,” p.9. 27.自从E.P.汤普森提出“自下而来的历史”以后,这一概念得到广泛使用,并得到进一步的阐述。E. P. Thompson, “History from Below”,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April 7, 1966, pp.279-280. Jim Sharpe, “ History from Below”, in Peter Burke ,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pp.25-42; 霍布斯鲍姆: 《论来自下层的历史》,《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3-249页。 28.Nicole Eustace, “When Fish Walk on Land: Social History in a Postmodern World,”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37, no.1 (Fall 2003), p.80. 29.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30.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6页。 31.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许明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32.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76页。 33.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年,第131页。 34.近藤和彦:《关于母亲/政治文化/身体政治:林•亨特访谈录》,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四辑,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5年,第267页。 35.在拉裴尔•塞缪尔看来,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是具有左翼色彩的有关人民的历史研究,而屈维廉的《英国社会史》是一部缺乏斗争和理想但又具有强烈的宗教和价值意识的历史著作,属于右翼版本的人民史。Raphael Samuel, “Editorial Prefaces: People’s History,” in Raphael Samuel, ed., 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81.pp.xx, xxi. 36.Harold Perkin, “Social History in Britain,” p.136. 37.在美国,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里,社会史方面的博士论文所占比例增加了三倍,超越政治史而成为研究生最主要的选题范围。参见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年,第130页。 38.Geoff Eley, A Crooked Line:Ffrom Cultur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 p.45. 39.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76页。 40.Hartmut Kaelble, “Social History in Europ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37, no.1 (Fall 2003), p.31; 辛西亚•海伊:《何谓历史社会学》,S.肯德里克、P.斯特劳、D.麦克龙编:《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第27-29页。 41.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78-80页。 42.Geoff Eley, A Crooked Line: From Cultur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 pp.25-26. 43.John Tosh, ed., Historians on History, “ Introduction”, p.5. 44.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的《新旧历史学》有一章详细讨论了该小组的成员,见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新旧历史学》,余伟译,北京: 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95—121页。 45.Peter N. Stearns, ed., Encyclopedia of European Social History from 1350 to 2000, New York: Carles Scribner's Sons, 2001, p.55. 46.汉斯-乌尔里希•韦勒:《二十世纪末的历史思考(1945—2000)》,保罗•利科等:《过去之谜》,綦甲福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1-92页。 47.雅克•勒高夫:《新史学》,雅克•勒高夫等编:《新史学》,第6页。 48.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版序言”,唐家龙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年,第9页。 49.Eric Hobsbawn, “ From Soci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 pp.71-93. 50.参见Gerhard A. Ritter, The New Social History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1991, p.9. 51.Geoff Eley, A Crooked Line:From Cultur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 p.71. 52.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景德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8-219页。 53.Hans-Ulrich Wehler,“Historiography in Germany Today,” in Jurgen Habermas, ed., Observations on “The Spiritual Situation of the Age”, trans.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ndrew Buchwalter, Cambridge: MIT Press, 1984, pp.243-244. 54.Trevor Aston, ed., Crisis in Europe, 1560-1660: Essays from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1965. 55.G. M. Trevelyan, English Social History: A Survey of Six Centuries, London: Book Club Associates for Longman, 1944, “Introduction”. 56.详细内容可参见Georg G. Iggers and Q. Edward Wang,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pp.251- 270;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41-107页。 57.根据霍尔2001年对加州伯克利大学图书馆的统计,学术著作标题中含“文化史”一词的著作数量在1970年到1979年为62部,1980年到1989年为99部,1990年到1999年为181部,2000年到2001年的18个月内,以“文化史”为标题的著作有25部。约翰•R.霍尔:《文化史死了》,杰拉德•德兰迪、恩斯•伊辛主编:《历史社会学手册》,李霞、李恭忠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第287页。 58.菲利普•阿里埃斯:《心态史学》,雅克•勒高夫等编:《新史学》,第174页。 59.见菲利普•阿里埃斯:《心态史学》,雅克•勒高夫等编:《新史学》,第176页。 60.Philippe Aries, Centuries of Childhoo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2; Philippe Aries, The Hour of Our Death, trans. Helen Weaver, New York:Alfred A. Knopf, 1981. 61.罗杰•夏蒂埃:《“新文化史”存在吗?》,杨尹瑄译,《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5卷第1期,2008年6月,第201页。 62.米歇尔•伏维尔:《历史学和长时段》,雅克•勒高夫等编:《新史学》,第142页。 63.见Eric Hobsbawn, On History, p.71. 64.此话出自卡罗尔•史密斯-罗森堡,见John Tosh, ed., Historians on History, p.137. 65.见Joan W.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1, no. 5. (Dec., 1986), pp.1053-1075; Gisela Bock, “Women’s History and Gender History: Aspects of an International Debate,” Gender & History, vol.1, no.1,(Spring 1989), pp.7-30; Joan W. Scott, “ Women’s History,” in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pp.43-70. 66.Franklin Mendels, “ Proto-industrializaatio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2; Hans Medick, “ The Proto-industrial Family Economy : The Structural Function of Household and Family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easan Society to Industrial Capitalism”, Social History, 3, pp.291-316; Peter Kriedte, Hans Medick andJurgen Schlumbohm, eds., 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67.例如戴维•萨比安对德国南部村庄纳卡豪森的研究。David Warren Sabean, Property, Production and Family in Neckarhausen, 1700—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68.Gerhard A. Ritter, The New Social History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p.35. 69.雅各布•坦纳:《历史人类学导论》,白锡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4—67页。 70.见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第80,217-222页。 71.Jacques Revel, “Microanalysi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in Jacques Revel and Lynn Hunt, eds., trans. by Arthur Goldhammer and others, Histories: French 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5, pp.492-497; Richard Biernacki, “Method and Metaphor after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in Victoria E. Bonnell and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p.62. 72.Richard Biernacki,“Method and Metaphor after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in Victoria E. Bonnell and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p.65. 73.海登•怀特:《元史学》该书的中文版由陈新译出,上海的译林出版社2004年出版。 74.Geoff Eley, A Crooked Line: From Cultur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 p.127. 75.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no.85( Nov., 1979), pp.3-24. 76.William Sewell,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77.Gareth Stedman Jones, Languages of Class: Studies in English Working Class History 1832—198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78.Geoff Eley, “Is All the World a Text? From Soci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 Two Decades Later, ” in TerrenceMcDonald, J.,, ed.,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p.194. 79.Lynn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80.Joan Wallach Scott,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81.Joan Scott, “The Evidence of Experience,” in Terrence McDonald, J., ed.,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pp.379-406. 82.Peter N. Stearns, ed., Encyclopedia of European Social History from 1350 to 2000, p24. 83.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255页。 84.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第267页。 85.安克斯密特认为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关注的中心是“历史的碎片”,并以拉杜里、金兹堡、戴维斯等人的微观史作品为例。F. R. Ankersmit, “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 History and Theory, vol.28, no.2. (May, 1989), p.149. 86.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74页。 87.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55页。也可见汉斯-乌尔里希•韦勒:《二十世纪末的历史思考(1945—2000)》,保罗•利科等:《过去之谜》,第86页。 88.Richard Biernacki, “Method and Metaphor after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in Victoria E. Bonnell and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pp.63,73. 89.Gareth Stedman Jones, “The Determinist Fix: Some Obstacles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Linguistic Approach to History in the 1990s,”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42, pp.19—35. 90.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91.Sherry B. Ortner, “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 p.145. 92.Sherry B. Ortner, “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 p.149。 93.William H. Swell, Jr., “The Concept of Concept,” in Victoria E. Bonnell and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pp.35-61. 94.Marshall Sahlins, Islands of Histor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pp.vii-xviii, 136-156. Marshall Sahlins, Culture in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Zone Books, 2000, pp.277—291. 95.见Richard Biernacki, “ Language and the Shift from Signs to Practices in Cultural Inqui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39, no.3, (Oct., 2000), pp.289-310. 96.Roger Chartier, “ The World as Representation,” in Jacques Revel and Lynn Hunt, eds., Histories: French 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 pp.544-550. 97.见William H. Swell, Jr., “A Theory of Structure: Duality, Agency and Transform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8, No.1(July, 1992), pp.1-29; Richard Biernacki, “Method and Metaphor after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in Victoria E. Bonnell and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pp.61-92. 98.Andreas Reckwitz, “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Practices: A Development in Culturalist Theorizing,”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5 , pp.243-263. 99.施皮格尔编的论文集《实践中的历史》这一书名很好地表达了历史研究的这种状况。 100.彼得•伯克: 《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7页。 101.见彼得•伯克: 《什么是文化史》,第67-72页。 102.Pierre Bourdieu, “Marriage Strategies as Strategie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in Robert Forster and Orest Ranum, eds., Family and Society: Selections from the Annale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117-144. 103.Laurence Fontaine and Jurgen Schlumbohm, “ Household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45, pp.1-17. 104.Ann Swidler,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51, no.2 (April, 1986), pp.273-286. 105.Jurgen Kocka, “Losses, Gains and Opportunities: Social History Today,” p.26. 106.此话出自勒华拉杜里,见John Tosh, ed., Historians on History, p.252. 107.约恩•吕森著:《历史思考的新途径》,綦甲福、来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16,132页。 108.弗兰克林•安克斯密特坦言,“后现代主义首要地是表达了这样一种认识:今天的一切东西都在走向碎片化、解体和丧失中心的方向。” 见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108页。 109.E. J. Hobsbawm,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Some Comments,” Past and Present, no.86.(Feb., 1980), p.7. 110.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45页。 111.参见高亚春:《布迪厄:在实践中超越——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契合》,载《江海学刊》2006年第4期,第38-41页。 112.《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中共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593,668-669页。 113.《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中共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593,601页。 114.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历史学家从马克思那里学到了什么?》和《马克思和历史学》,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第165,170,187页。

内容摘要: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史学在趋新求变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政治史则经历了从兴盛到衰落再到寻求复兴的过程。虽然政治史作为一个领域的地位和影响明显衰落,但政治作为一个观察和理解过去的维度,却渗透到了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同时,美国政治史家始终没有放弃捍卫和振兴其领域的努力。他们重新界定政治和政治史,扩大政治史的边界,更新研究范式,重建学科自主性,力求在新的学术语境中形成某种“新”政治史。 政治史长期是中国史学的主流,最近三十多年来,其内涵、方法和地位也悄然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持论乐观的学者觉得,虽然社会史的兴起给政治史带来了冲击,年轻学人对政治史的热情有所下降,但与此同时,政治维度对其他领域产生辐射,政治史的概念扩展,研究空间拓展,出现了社会政治史、政治文化研究等新的方向。[1]另有学者则略显中立,谈及“侧重基层社会、尤其‘吃喝玩乐’面相的史学,近些年已逐渐压缩政治、军事、经济等以前的史学‘重镇’”,语气中并不蕴涵大喜大悲之情。[2]另有学者却忧心忡忡,感到中国政治史遭受了致命的冲击,陷入了衰落状态;由于社会史的“渗透”和“策反”,政治史连身份也发生了动摇,不仅与社会史的边界模糊难辨,而且面临受其“同化”的危险。[3]因此,肯定和维护政治史在整个史学中的基础地位,就成了当前中国史学的重要议题。[4]然则中国政治史是否真正遭遇了危机,只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5]在这个学术“全球化”迅猛推进的时代,我们在看待中国政治史的现状和前景时,很难仅只孤立地从中国史学着眼,而需要参考国际史学的经验。2012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美国史国际学术会议,政治史在美国史学中的地位以及它与相关研究领域的关系,在与会者中间引起了激烈的辩论。[6]其实,这样的争论在美国史学界已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如果对近百年美国政治史的兴衰略作评议,或许能为观察和思考中国政治史的状况及走向提供一种参照。当然,中国史学的历程与美国大不相同,即便在趋向上有某种一致,其步调也是相去甚远的,因之不能听到美国史学界有“政治史的危机”或“政治史的复兴”之类的说法,就联想到中国也必有相似的问题或趋向。在切实了解美国政治史的演变及其语境时,中国学者须保持清醒的差别意识,不必做简单的比附。中国政治史所面临的挑战,只能由中国史家用自己的治史实践来应答。 一、学科地位的衰落 近半个多世纪里美国政治史的遭遇,可以用“内忧外患”四个字来概括。所谓“内忧”,是指经典政治史的题材资源枯竭,内部创新冲动衰减,具有吸引力和冲击力的论著越来越少;所谓“外患”,则是社会弥漫着对政治的失望和冷漠的情绪,新兴知识门类不断出现并壮大,历史学其他领域的影响迅速上升,对政治史构成巨大的压力。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史的沉浮不过是整个美国史学的缩影。多年以来,美国一直有学者在谈论史学的衰落。李•本森在1969年曾说,从20世纪初年开始,史学就开始走下坡路;在此后50年间,史学对社会思想没有做出什么有影响的贡献,变成了一个无足重轻的学科。[7]将近20年后,西奥多•哈默罗宣称:“所有迹象表明,我们正在目睹历史作为一个学科的衰落,或许还不是消失,但无疑已是黯然失色。”[8]历史学博士学位“产量”的变化,似乎也为“衰落”说提供了佐证。美国各大学研究生院授予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在1960年为364个,在1972-1975年间飙升至每年1100个,紧接着就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到80年代每年仅有550个。[9]美国史学的这种“衰落”,当然不能单从史学自身来理解,而要把它放到众多学科的竞争和消长中看待。19世纪末以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均有扩张,获取了更多的学术资源和社会声望,历史学的地位相对下降,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美国史学虽在整个“知识王国”中处境不利,但仍在不断走向精细和多样化。在19世纪后半期,欧洲史学率先完成了“经验转向”(empiricalturn),不仅更加重视史料和证据,而且发展出了一整套考辨和表述事实的规范与技艺。[10]美国史学受欧风熏染,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现了专业化。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新史学”从一种理念变成了广泛的学术实践。到五六十年代,又出现了所谓“社会转向”(so-cialturn),新社会史异军突起,渐成史学主流。[11]进入七八十年代,美国史学发生“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turn)和“文化转向”(culturalturn),史家开始关注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中用语言所表述和塑造的世界,久已有之的文化史也具备了“新”的面目,人的“内在经验”受到特别的关注。而且,文化史不断向更广阔的史学领地“殖民”,把越来越多的题材阑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在几乎所有历史研究领域都促成了某种“文化转向”。于是,文化史不仅仅是一个研究领域,而更是一种适合于处理各种历史题材的路径和方法。[12]美国史学这些既深且巨的变化,可以见之于历史研究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就研究的题材而论,21世纪初的美国史学同一百年前相比,有几个至为显著的变化:从政治经济转向社会文化,从各界精英转向底层民众,从中心转向边缘,从“硬”问题转向“软”问题。[13]当然,这些变化只是某种趋向,并不意味着后者一定取代前者。当今美国史家感兴趣的题材呈高度的多样化,锐意发掘新题材固然是一种潮流,而专注于“老”题目者也不乏其人。与此相伴随的是,史料也变得愈益多样化。经典史学把档案文献奉若至宝,大力推动了公私档案的整理和开放;“新史学”极大地提升了地方史料的价值,把生死记录、家庭账册、财产清单、选举记录等材料纳入了史家的视野;“新文化史”则将从前根本不具备史料意义的事物,如绘画、雕塑、照片、日常用具、课本、广告、歌谣、票证、电视、电影等,全都变成了身价倍增的史料。 当今美国史家无论研究什么题材,通常都怀有“泛史料”的意识,不肯错失任何发现、利用新材料的机会。许多史家仍然相信,史料的意义在于其中包含着关于过去事实的信息,史家的工作就是辨别、提取和解释这些信息;但是也有一些具有“后现代”意识的学者,尤其是新文化史家,开始关注史料形成的语境,甚至认为从史料中看到并不是过去事实,而只是关于过去的各种解释。于是,史料就不再仅只是过去事实的载体,同时也是需要解读和阐释的文本。在解读过去的文本时,许多美国史家并不依赖分析方法,而更借重于阐释。他们也不再欣赏全景式写作,而偏爱碎片化的小题材。社会科学的理论化和模型化以及基于统计学和计算机技术的计量方法,在六七十年代曾盛行一时,但到80年代后期也失去了风头;基于人类学的“深描”理念而形成的新叙事方法,已成为“文化转向”之后美国史学的重要方法。 美国的史学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史学理念遭遇“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历史的统一性愈益变得可疑,“宏大叙事”备受冷落,去中心化和碎片化成了一种潮流。现在,“历史”从单数变成了复数(histories),许多史家不再简单相信“大写的”或“唯一的”历史(theHistory),对“历史真理”也持更加谨慎的态度,悄悄接受了“不确定性”的理念。这种思想风气既强化了历史知识的相对性,增添了追求新知识的可能性,同时也激发了对历史话语权的更加激烈的争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历史的政治意蕴愈益彰显,基层社会和底层群体成为史学的主要对象,精英主义、种族主义、美国例外论和欧洲中心论全都遭到唾弃。在很多学者看来,欧洲或“西方”,白人或精英,并不是历史的主导者,也不是价值、制度和风尚的引领者;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群,都以各自的方式参与了历史的“创造”。而且,民族国家也不再是历史分析的中心,国际维度和跨国视野越来越受到重视。[14]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史学语境中,美国政治史受到各种潮流的冲击、挤压和塑造,领地范围缩小,地位显著下降,在整体上呈衰落和边缘化之势。二战以前,政治史是美国史学的第一大领域,那些引领美国史学风气的人物,多为政治史家。政治史的强势一直延续到五六十年代。“一致论学派”和“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大体上也是政治史家。不过,就在此时,政治史存在的隐患也已为人所察觉。塞缪尔•海斯注意到,在社会史的迅速发展中,社会史家越来越关注“更大的政治秩序”,而政治史家则越来越醉心于“正式的政治制度”,两者之间不仅缺乏沟通和理解,而且充满猜忌和敌意。[15]到了60年代,美国处于一个政治激荡的时期,随着“新边疆”和“伟大社会”方案的推行,联邦国家也步入了一个大扩张的阶段。可是,史学界的风气却反其道而行之,历史上国家的角色越来越受到轻忽,许多史家不关注过去的政治和政策,把它们留给了政治学家。[16]及至70年代初期,这种状况更加突出。在戈登•克雷格看来,当时美国大学的历史系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悖论:在大学变得非常政治化的同时,学生们却对政治史了无兴趣。许多年轻学者转向了经济史和社会史,而少数仍对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史抱有兴趣的学者,则变得越来越不自信。克雷格由此断言,政治史已然过时。[17]80年代的情况似乎变得更糟。从每年的博士论文数量来看,社会史在70年代末期就超过了政治史,成了美国史学的第一大领域。与此同时,新文化史也逐渐大行其道,同社会史一起,进一步分割和挤占政治史的领地,使它的声誉和影响更趋式微。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有了不祥的感觉:政治史已陷入被排斥、被边缘化的境地。[18]在90年代初,更有人直接对政治史宣判“死刑”:政治史走进了死胡同。……关于战争、外交和政治家所写及所说的东西的研究,……不再受到学生和年轻教授们的喜爱。以政治为中心的历史的组织性框架,比如查尔斯•比尔德的阶级分析,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对地域分歧的强调,路易斯•哈茨的洛克式共识,李•本森的族裔文化论,还有沃尔特•迪安•伯纳姆的临界选举理论,都受到了有力的攻击。[19]政治史的这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乃是政治史家自我感觉的危机。一方面,他们目睹专业地盘遭到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蚕食和夺占,政治不再是史学关注的重点或中心,政治史在新史学专业圈中受到蔑视和冷落,不免感到沮丧和愤愤不平。另一方面,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中也遇到了不少麻烦,难以从政治史本身获得创新的资源和动力,只得转而向社会史和文化史取法,结果导致政治史的特性受到的冲击乃至重塑。后一点也许更让他们感到不安和忧虑。在引入社会史、文化史的理念和路径以后,政治史领域出现了社会政治史、政治文化等新的方向。[20]但在有的学者看来,宽泛地界定政治,把政治理解为社会制度和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权力关系,并采用社会分析的方法,关注社会力量对政治的影响,或者用投票来测度社会舆论,这不啻使政治史陷入变成社会史分支的险境。[21]在“文化转向”发生以后,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边界也逐渐变得模糊起来。像林•亨特这种政治史出身的学者,一旦采用文化研究的路径处理政治题材,其著作便兼具社会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的特点。[22]然则在“纯正的”政治史家眼里,这正是政治史迷失自身特性的表现。 政治史家的不满和担忧不足为怪。长期以来,政治史无异于史学家族中受宠的长子,现在社会史和文化史这两个活泼可爱的弟妹加入进来,分享了它一直独享的关爱,难免在政治史家心里引发强烈的危机感和失落感。为了维护政治史的荣誉和尊严,有的史家不惜刻意贬低社会史和文化史,把史学领域出现的各种弊端都归之于学术新潮。[23]反过来,不少社会史和文化史学者对政治史也确实抱有偏见,只要说到政治,就很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总统和国会,把政治史视为已死的政治精英的颂歌。在他们看来,这种政治史肤浅粗糙,充满偏见,理应遭到淘汰。[24]在一些新出的美国史教科书中,重大政治事件也不再是分期的标志;甚至有学者十分厌恶政治,宣称要“让政治出局”(letpoliticsgo)。[25]由此可见,政治史家的“危机”感受也不完全是杯弓蛇影。 政治史何以会遭到如此强烈的冷落和排斥,美国学者对此有各式各样的解释。克雷格曾谈到,政治史在欧洲大陆的失势,可能与国家未能满足人们的期待有关;而在英国和美国,对国家的崇拜从未达到欧陆那种程度,因而政治史的式微主要缘于它盛行了太长的时间,显得老套和乏味,较之经济史、社会史等新兴领域,其方法和理念也明显落伍。此外,政治史的题材大多涉及权力的获取和运用,充斥着暴力和血腥,也难免引人生厌。[26]威廉•洛克滕堡也提到,政治史的衰落同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对权势集团政治(Establishmentpolitics)的厌恶;二是受到年鉴学派倡导长时段、贬斥事件史的影响。[27]克雷格和洛克滕堡的说法侧重点不一样,但多少都触及了问题的要害。在关注基层社会和下层群体的“新史学”学者看来,政治史家眼里只有精英,忽视或抹杀大众在政治中的角色及影响,这种政治史无异于“以总统为中心的历史叙事”;而且,它“集中关注的对象,如果以阶级、族裔、宗教和性别而论,只是人口的一小部分,何况还喜欢把某个群体的历史与整个国家的历史相混淆”。[28]对于这种浸透偏见、褊狭自足的史学,他们自然十分反感,进而痛加贬斥和蔑视。从另一个角度看,政治史的失势也是不同史学范式竞争的结果。这种范式竞争的确与年鉴学派所倡导的理念和路径相关联。年鉴学派第一代史家就旗帜鲜明地排斥政治史。他们把政治史视为转瞬即逝的事件的历史,是一种“唯历史的史学”。在1929-1945年间,《年鉴》杂志刊登的政治史论文仅占2.8%。 此后,政治史论文的比重时起时落,在1946-1956年间占5.4%,1957-1969年间占4.1%,1969-1976年间下降到2.1%,在总体上一直是微不足道的。[29]另据法国史家雅克•勒高夫观察,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年鉴学派乃是法国史学的霸主,“经济、社会和文化似乎独占了历史学家的注意力”,而政治史则受到了“侮辱和伤害”,甚至陷入了“认识论上的不确定状态”。他以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为例说,政治史在这本书里从原来的“脊骨”变成了“萎缩的阑尾”。[30]法国史学的流风及于美国,追慕年鉴学派的美国史家也大力贬抑政治史。 不过,这并不是说政治史被逐出了史学的领地,也不意味着政治在历史中已变得毫无意义。美国政治史家面对危机和挑战,并没有“束手待毙”,而是跟随史学风气而求新和求变,在研究范式和路径方面做了许多新的探索,从而使政治史的面目不断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学术的生机。与此同时,在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等领域,政治的意义也受到了越来越突出的重视,政治成了一个看待多种历史题材的意义的透镜。这就是说,政治史作为一个领域确实是萎缩了,而政治作为一个理解历史现象的维度,却在向政治史以外的其他领域扩张。有鉴于此,有学者认为政治史与其说遭到了抛弃,不如说是“已被重新发现和界定”;政治史并不是受到了攻击,而是渗透到了其他许多领域。[31]当然,这时的政治和政治史都已不复停留于原来的意义上。 此外,美国政治学界对历史的兴趣也有增无减,一般读者仍然喜爱政治史读物,这也让充满挫败感的政治史家得到了些许的安慰。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于1988年设立了一个“历史与政治分会”,许多政治学家热衷于从历史角度比较政治发展,特别是讨论国家的形成,在他们看来,只有从历史着眼才能真正理解政治。[32]普通读者依旧爱读历史上政治人物的传记,政治和军事事件一直是通俗历史读物的主要题材,这类书籍销路甚好,电视台的历史频道也保持着很高的收视率。[33] 二、研究领域的重新界定 20世纪末,鉴于政治史长期以国家和政治领袖为中心的状况,有美国学者呼吁,政治史家要拓展眼界,从其他相关领域吸取营养,重新界定政治史。[34]刚刚进入21世纪,就有几个年轻的美国学者乐观地宣布:“历史学家会同其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同仁一道,从根本上重新界定了美国政治史。”[35]极而言之,对美国政治史的命运来说,重新界定研究领域乃是“起死回生”的关键一招。而且,对政治史研究领域的重新界定,是从重新界定政治开始的。史家如何看待政治史的内涵和范围,如何运用政治维度考察过去事件,如何看待政治史与其他领域的关系,都同对政治的理解息息相关。 什么是政治?对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向来有着十分复杂的回答,学术性的界定与常识性的看法也有很大的差别。政治学理论通常把政治看成是一整套管理和协调人类事务的观念、制度和行为,并把它分解为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行为、政治角色、公共政策以及国家间的关系等。美国政治史家对政治的理解,虽然同政治学理论有联系,[36]但通常不是采取概念化的方式,而只是蕴含于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不同时代和不同取向的政治史家,对构成政治的元素有不同的看法,对政治与相关范畴的关系也有不同的把握,因而其治史实践中所呈现的政治,在内涵和外延上有着诸多的差异。 亚里士多德把政治理解为城邦的公共事务及其管理方式,[37]美国史家长期受到这种定义的影响,把政治视作以国家为中心的、经由公共机构或私人机构的制度性权力的运作。这种看法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慢慢凸现,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典政治史的危机,也是社会史家蔑视和排斥政治的主要缘由。[38]在这种情况下,重新界定政治就成为政治史求变的头等大事。即便是仍把“权力”作为政治内涵的核心,越来越多的政治史家也倾向于认为,应当对权力做出新的认识。在社会学和新社会史的影响下,权力的含义逐渐逸出了公共制度的边界,而泛化为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人类关系,从而形成了一种“扩展的政治概念”。[39]塞缪尔•海斯可谓得风气之先。他在1965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如果要运用社会分析方法讨论政治史问题,就必须极大地扩展政治的定义,从“政治制度的正式层面”转向“各种类型的公共人类关系的结构和过程”,也就是要关注社会中权力的分配。[40]他多年后再度撰文,提醒政治史家拓展政治的边界,不能仅只关注法院、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而应把“更宽广的社会秩序”纳入政治的范畴。他进一步指出,在构建政治的概念时,必须考虑“争端的内容”(什么人从公共资源中要求获得和实际获得了什么)、“制度网络”(现代生活的组织网络)和“政治权力的作用”(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及其因时而异的表现)等问题。这就是说,不能孤立地看待政治,不能仅仅从制度的层面来界定政治,而要把政治同社会结合起来,以揭示权力在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41]许多史家沿着这种思路进一步淡化权力与公共制度的关联,把它扩展到一切人类活动以及人际关系中去。[42]80年代中期,托马斯•本德针对美国历史写作的“碎片化”局面,提出要用“公共文化”替代政治,作为综合叙述美国历史的框架;然则在这个“公共文化”的概念中,权力仍然占据中心位置。他借助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理论重新界定权力,更突出地强调权力的社会属性,涵盖从国家的制度性权力到为各种文化现象分配意义与重要性的权力。[43]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在讨论新社会史的状况时说,社会史中某些重要问题,如文化的传递是如何进行的,由谁来承担,在什么情况下展开以及遇到了哪些抵制,这些问题在根本上乃是政治问题,这样就要求把政治理解为“权力在社会所有层面上行使的方式”;不能把“变化机制”仅仅看成是“立法机构和总统的功能”发挥作用的结果,而应视为“公共意志的表达”的产物。[44]在这里,“权力”成了联结政治史和社会史的核心概念。因此,在有的学者看来,通过恰当地界定“权力”,可以更好地实现政治史和社会史之间的沟通。[45]不过,关于权力关系在过去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以及通过什么机制发生作用,美国史学界却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有些学者强调阶级关系是最具决定意义的权力关系。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和尤金•吉诺维斯明确指出,历史主要是“谁驾驭谁和如何驾驭的故事”。[46]另外一些学者更关注族裔与性别关系,认为这两类关系和阶级关系一起,对于维持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专门研究妇女史的学者,则更倾向于关注性别与权力的纠葛。[47]在重新认识权力的性质及其运用范围的基础上,出现了“社会政治”(socialpolitics)的概念。 丹尼尔•罗杰斯运用这一概念来解释进步主义时代美国政治与大西洋世界的互动,得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据他的论述,“社会政治”涉及的是各种社会力量通过“自下而上的权力渗透”,推动社会立法,以协调资本主义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推进社会公平。这也就是国家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实现社会改善的过程。[48]在他看来,“社会政治”的内涵是由具体时代的历史实际所界定的,因为在19世纪末的大西洋两岸,社会和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权力的集中地及其运作方式都不同于以往,原有的政治概念就显出了局限甚至无效。时人关注和谈论得更多的是“经济和社会问题”,也就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经济、福利和劳资关系等问题;这种以“社会”为中心的新的政治语言,并未取代旧的政治语言,而只是赋予政治以新的内涵。[49]由此可见,这种“社会政治”的核心不外是把权力运用于应对经济和社会问题。从政治史研究的角度说,“社会政治”的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进一步突破了从亚里士多德到阿伦特的“政治”定义,不再把政治与社会分割甚至对立起来,也就是以权力为桥梁打通了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壁垒;[50]另一方面,它极大地拓展了政治的边界,不再像经典政治史家那样,仅仅把政治理解为以选举、决策和执行为基本内容的公共权力的制度性运作,而重视制度外社会力量对权力运作的介入,关注社会抗争、利益博弈和专业知识在权力关系中的作用,从而更好地解释了现代权力运作的条件、机制、方式和效果,有助于理解社会抗争、权力运作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可以说,“社会政治”的概念不仅丰富了政治的内涵,而且扩大了政治的外延,为政治史开辟了求变和求新的广阔道路。[51]不过,对政治的宽泛界定也引起了一些政治史家的警惕,担心有可能导致政治史丧失其特性。约翰•加勒德一方面极力主张调和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强烈反对宽泛地界定政治。他认为,政治主要与公认的政府或民间机构执行决定的活动相关。[52]威廉•洛克滕堡对“社会史化”的政治史大行其道感到不满,力主回到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史,也就是重新关注被“新政治史”所忽视的国家层面的历史。他认为国家是现代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力量,并借用政治学家希达•斯考切波的话说,要“把国家找回来”。[53]稍后又有学者呼吁“回到某些基础性的政治史”,也就是要把美国民主的演变作为政治史的基本内容。[54]当然,这些学者对政治的理解,并不是简单地回归经典政治史,而是力图平衡社会史意义上的政治概念,把以国家为中心的权力运作重新纳入政治史家的视野。 政治概念的拓展,自然而然地带来了政治角色的增多。经典政治史之所以备受质疑和抨击,并不是因为它关注政治,而是由于它险隘地理解政治,专讲少数政治精英的故事,而忽略普通民众的经历。随着政治概念的变化,众多新的政治行动者(politicalagents)成了政治史叙事的重要角色。从上文的讨论可知,对政治的重新界定,实际上是把权力从国家下行至基层社会,从制度和机构扩展到日常生活,这与新史学“从下而上的历史”的理念正好一致。根据这种新的政治概念,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不仅成了政治史的关注对象,而且大有取代政治精英而居政治舞台中心的趋势。在美国革命史研究中,传统的“建国者”遭到刻意的边缘化,而技工、海员、中小农场主、佃农、契约仆、移民、奴隶、妇女和印第安人等群体在革命中的经历和作用,则受到了突出的强调。[55]在关于建国后政治史的写作中,总统不再是主角,即便是那种采取制度主义路径来讨论政府政策和国家作用的论著,也主要关注公司、职业团体、利益集团、政策专家、政府职员、官僚机构和国会委员会的作用。[56]另外,许多在传统意义上与政治无涉的人物,如作家、诗人、画家、演员和科学家等,也被纳入政治史叙事,或被视为民族国家的构建者,或被看成权力机制的操作人。 角色的增加也给政治史带来了新的困扰。如何把数目众多、差异纷繁的政治角色整合进政治史叙事,在方法论上并不是一个容易处理的问题。一方面,普通民众的经历复杂多样,而且往往同政治没有直接的关联,即使涉及政治,也仅仅限于投票或起事。至于蕴涵在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因素,则更难于把握。[57]这样一来,关于普通民众的政治史叙事,必然与社会史纠缠不清。另一方面,把劳工、妇女和少数族裔纳入政治史的范围,不免使政治史与劳工史、妇女史和少数族裔史等领域发生交叉和重叠,如何跟这些不同的领域建立联系,同时又保持一定的区分,这对政治史家的学术智慧提出了考验。以妇女史为例,诸如妇女参政、妇女与福利国家、妇女与国家构建等课题,原本属于政治史的领域,可是现在通常被归入妇女史和性别研究的范畴之下,政治史家如果要涉猎这类课题,就不得不考虑与妇女史家的分工和合作。[58]在政治角色激增的同时,政治世界的边界也得到了很大的拓展。经典政治史关注国家层面的政治,于今更多的政治史家把眼光投向了基层政治。他们仍在讨论政府决策,但看重的是政策与基层的互动以及对基层的影响,同时还考虑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运作,包括基层社区的治理、社团的活动和家庭政治等。就题材而言,举凡制度、事件、仪式和话语,都能吸引政治史家的注意。另外,随着美国史学界对国际化和全球视野的倡导,政治史也逸出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开始涉及国际和跨国的政治联系和影响。丹尼尔•罗杰斯的《跨大西洋通道》,讨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与大西洋世界的政治联系;戴维•阿米蒂奇的《独立宣言的全球史》,则考察美国《独立宣言》对其他国家独立宣言的影响。[59]总之,随着政治概念的变化,政治角色的增加以及政治世界边界的扩大,政治史的领地也大为拓展,政治史题材的来源愈益丰富,政治史的内涵也就变得更为复杂多样了。它不仅仅是政治精英的传记,不仅仅是国家的投影,不仅仅是制度的演化,也不仅仅是经典文本中包含的政治思想。举凡从国家到基层的所有公共权力的形成、运作及其效果,从政治权力到知识等各种公共资源的分配方式及其后果,人类生活各个领域中权力关系的表现及其演变,各种社会群体在政治世界所扮演角色,全都阑入了政治史的研究范围。[60]当今美国史家所理解的政治史,与特纳和比尔德时代已有显著的不同。 当然,这种政治史同整个美国史学一样,也带有碎片化和过于驳杂的特点。如何采用某种宏大而有效的组织性概念,清晰地描述较大范围和较长时段的政治变迁,写出综合性的政治史著作,多年来一直是困扰美国政治史家的大问题。有学者开始思考整体的政治史线索。J.摩根•库赛尔依据社会科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借鉴年鉴学派的“总体史”概念,提出了“总体政治史”(total politicalhistory)的设想。他主张通过运用“理性选择”模式,把政治的过程和结果界定为理性的政治行动者所做的一系列有意识的选择,这样就能把政治史的各个下属领域联系起来,克服“碎片化”的弊端,同时也能把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相关学科联系起来,克服历史学的孤立自足状况;此外还可重新思考政治史中的老问题,或提出在传统政治史和新政治史中受到忽视的新问题。[61]不过,这种以社会科学理论来改变政治史面貌的雄心壮志,在一个社会科学理论模式在史学中日趋衰落的时代,似乎没有激起多大的反响。 三、研究范式的多样化 从较为长远的学术史视野来看,对政治史的重新界定,体现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就是新的研究范式不断出现,使得政治史在题材、路径、方法和解释等各方面,都呈现愈益丰富多彩的局面。 1.经典政治史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数千年间的“传统史学”,无分中外,实际上都是政治史。不过,就严格的学理而言,“传统史学”虽然在内容上以政治为中心,但它本身并不是现在所说的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政治史。把政治作为史学主题的做法,在史学史上可谓自古而然。德国史家德罗伊森说过,“历史之内容根本上是在处理国家问题”。[62]美国史家赫伯特•亚当斯喜欢引用英国学者爱德华•弗里曼的话:“历史者,过去之政治也;政治者,当前之历史也。”[63]这些口号式的格言,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18、19世纪欧美经典史学的基本特征。用美籍德裔学者费利克斯•吉尔伯特的话说,在这种历史中,“政治是一个决定因素,一切都可以环绕在它周围。政治为那个时代的历史提供了统一性”。[64]也就是说,20世纪以前的史家之强调政治在历史中的核心地位,体现的是他们对整个历史和整个史学的理解,而不是对政治史的界定。在这里不妨套用吕西安•费弗尔的话说,“根本没有什么政治史,有的只是历史”。[65]对这种纯以政治为主题的历史写作,欧美学界长期有批评的声音,其源头可追溯到伏尔泰。在20世纪初年的美国,也不时有人提出替代或平衡这种历史的主张。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爱德华•伊格尔斯顿就在1900年发出了“新史学”的倡议,强调要研究普通人及其生活,而不能过分关注政治、治国、外交和战争。[66]詹姆斯•哈维•鲁滨逊的《新史学》也呼吁打破政治独大的局面,提倡扩大史学的领域。[67]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主张针对的并不是现在所说的政治史。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他们所倡导的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历史研究的兴起,政治史才逐渐变成了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史学领域。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史学专业化的推进,史学内部的分工趋于明确,领域意识开始形成,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概念相继出现。在20世纪前半期,“传统史学”所蓄积的政治史能量尚未耗竭,而多数史家又往往把政治视为历史的支柱,于是,政治史在整个史学格局中仍居于主导地位。借用德国学者奥托•布伦纳1936年的话说:“任何纯粹历史的问题意识都从属于政治史。……从这一观点出发,所有的历史就其严格的词义而言都是政治史。”[68]在政治史变成一个具有学术自主性的研究领域的同时,经典政治史范式也告形成。这种范式的基本特征是以国家为中心,以政治精英为主要角色,关注政治事件、政治制度、政治组织、政治思想和政治人物,力图从社会和经济的维度来解释政治的变迁;在史料上倚重各种档案、政府公文和个人文集,其研究方法则以描述和叙述为主。这种政治史的旨趣,在于探讨政治教训,为国家服务,为理解当前政治提供参照和启发,甚至为政治团体和党派斗争摇旗呐喊。 在经典政治史的成熟阶段,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史家,其中有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查尔斯•比尔德、卡尔•贝克尔等人。他们把政治领域与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结合起来考察,与19世纪以政治为主题的传统史学已有很大的区别。[69]例如,特纳以地域为核心范畴,讨论美国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独特性是如何形成的;[70]比尔德则强调经济利益对于政治的作用,特别是揭示了在联邦制宪时,政治精英的经济利益关切起了关键的作用。[71]在此后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政治史研究基本上在特纳和比尔德建立的框架内展开。到40年代,小阿瑟•施莱辛格写成了《杰克逊时代》一书,把经典政治史推到一个新的高度。[72] 2.新政治史 20世纪前半期是经典政治史的黄金时代,但到了二战以后,这种范式遇到了质疑和挑战。1948年,纽约大学教授托马斯•科克伦发表文章,批评以总统为中心的美国史框架,提倡向社会科学取法,以改变历史研究落后于时代的状况。他呼吁以州为中心来重写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美国政治史。[73]到了50年代,理查德•霍夫斯塔特不仅倡导引入社会科学理论来重新思考历史问题,而且身体力行,与戴维•唐纳德等人一起,尝试借鉴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来讨论政治现象,以“地位”而不是“阶级”来解释社会冲突。[74]李•本森在1957年撰文,对政治史的现状提出了更尖锐的批评。他说,关于“美国政治发展”的解释缺乏统一的方法论,普遍依赖“印象主义的技巧和数据”,以致出现了五花八门、众说纷纭的局面。他还嘲笑那些研究美国总统选举的政治史家,他们在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时,却连“是什么”和“是谁”都没有弄清楚。[75]同年,理查德•麦考密克在拉格斯大学主持召开“建国初期美国的政治行为”学术研讨会,倡导开展政治行为研究,并相信这种研究可以“为美国文化的历史提供一种基础性的综论”。[76]所有这些言论和尝试,所针对的都是经典政治史的局限和困境,表明某种“新”政治史范式正在孕育当中。 到了1961年,美国版的“新政治史”终于取得了自己的出生证。这一年,李•本森推出《杰克逊民主的概念》一书,不仅为自己此前的主张提供了一个范例,而且给新政治史搭建了一个概念和方法的框架。 他倡导在研究选举时使用计量方法,认为区分“系统的方法”与“印象主义研究”所用方法的一个主要标准,就是看所提供的资料能否数量化。[77]他不再用经典政治史的经济和阶级范畴来解释美国政治,也摈弃了叙事性解释,试图从族裔和文化着眼考察美国政治。书里大量使用了计量资料,把杰克逊时代的纽约州政治作为一个案例,用量化指标论证了种族和文化对选举行为的影响。[78]与此同时,本森还同一群年轻的历史学者及政治学者一起,从福特基金会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获得经费支持,把选举记录转化为可用机器阅读的数据库。在计算机技术普及之前,他们就选举史料的计量化开发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给新政治史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助益。[79]本森的成功吸引一批研究生和年轻学者,他们群起效法。迈克尔•霍尔特、罗纳德•佛米萨诺、威廉•谢德、保罗•克莱普纳和理查德•詹森等人研究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的选举行为,形成了从族裔和宗教、而不是阶级或地域差异着眼来解释投票行为的路径。1968年,阿伦•博格把这种以计量方法研究选举行为的政治史,称作“新政治史”。[80]其实,在新政治史孕育和成长的阶段,关于什么是“新政治史”,美国史学界曾有不同的看法。 阿伦•博格的上述看法,只是其中一说。一些从事具体研究的学者提出,新政治史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众多人群和单位的政治经历的研究来探讨政治行为模式的变化,把理论和经验研究结合起来,并系统地运用比较方法。[81]还有学者归纳说,新政治史的典型路径是,关注政治行为诸模式中的系统的规则性,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概念,聚焦于政党和选民,把它们视为大众政治行为和政策之间可测度的连接点。[82]从本森等人的研究实践来看,新政治史的“新”主要表现在,把关注的焦点从全国政治转向州和地方政治,把政治的中心从制度转向行为,把政治的角色从政治家变成普通民众。他们在研究中大量使用选举记录、选民登记和其他各种地方史料,在方法上则倚重政治学和行为科学的理论,广泛采用计量手段。其旨趣在于构建某种选举周期理论和种族文化模式,揭示大众政治行为的特点,阐释政治运行的逻辑。 新政治史并不是美国史学中独有的现象。法国学者勒高夫也提出了“新政治史”的理念,强调其“新”在于用社会学和符号学的方法来探讨权力。[83]不过,新政治史在美国的追随者并不多,按照这种范式来研究政治史的学者,始终只是一个小小的群体。而且,到了80年代,新政治史遇到严重的危机,它的两大支柱都受到了撼动:基于行为科学的社会科学理论假说,越来越难以解释历史上复杂的政治现象;适合于处理大量选举记录的计量方法应用于其他题材的有效性,也遭到越来越尖锐的质疑。[84]新政治史的另一个问题是,它没有培养足够的继承人,不足以同社会史和文化史抗衡,最终无力挽回政治史的颓势。[85]新政治史把基层政治和政治行为提到了核心的位置,对政治史后来的走向起到了某种导航作用。 而且,新政治史自身也在演化,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新政治史的主将佛米萨诺在一篇书评中谈道,不能说新政治史已经消失,因为它仍在向前走,有些研究者已经迈入了政治文化研究的领域。[86] 3.政治文化研究 不过,政治史中的政治文化研究范式,并不是从新政治史演化而来的。用“政治文化”的概念讨论过去的政治现象,最初发育于政治思想史的母体上,并受到政治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滋养。政治学提供了“政治文化”的概念和研究范例,人类学促成了理解观念与行为关系的新思路,而心理学则引导史家关注人在政治领域的“内在经验”(涉及政治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在政治文化的视野中,政治不仅仅是权力运作的领域,权力也不仅仅是体现为外在的控制方式;作为观念和符号的政治信念、政治话语和政治象征物,不仅包含复杂的权力关系,而且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动具有塑造和限制的作用。如果要把握政治制度的形成和运作,了解政治行动的由来和性质,理解权力关系的建构和运作,就必须考察通过语言、仪式和象征物而体现的政治态度、情感、信念和价值,进入到政治行动者的内心世界。按照这种路径来讨论过去的政治,就是政治史研究的政治文化范式。[87]政治文化范式是由一批优秀的史家共同构建的。伯纳德•贝林的《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通过对反英运动兴起中的政治言论的解析,发现了革命者观察和理解政治世界的方式,揭示了他们的希望、担忧、焦虑和恐惧以及这种心态对于革命者行为的影响,从而描绘了革命发生的思想文化语境。贝林的学生戈登•伍德顺着贝林开拓的路径,对革命时期的政治理念与制度建设的关系做了全面而透辟的探讨,把早期政治文化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88]此后,踵继者甚多。他们沿着贝林和伍德的路径探讨19世纪前期的政治变动,建立了一种以共和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文化解释框架。[89]如果说贝林和伍德的路径与政治思想史仍有密切的亲缘关系的话,那么80年代以来的政治文化研究就更带有文化史的特点。埃德蒙•摩根的《发明人民:人民主权在英美的兴起》,把“人民主权”这种抽象的政治观念作为一种具有实际政治意义的符号,并置之于具体的社会和政治的意义场中,考察它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塑造性影响。戴维•费希尔的《自由》则通过各种视觉形象和象征物,而不是常见的思想文本,来揭示不能阅读理论文本的普通人如何理解和表述自由的观念。[90]政治文化涵盖政治思想,但政治文化的研究路径却与传统的政治思想史迥然不同。政治思想史关注的是少数思想者的政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政治学说史”或“政治哲学史”。以关于“自由”的思想史研究而论,传统的政治思想史家假定有一个不变的“自由”概念,其变化主要体现在传播和阐释当中,而史家的工作就是揭示这种不变的逻辑或系统。美国思想史大家弗农•帕林顿、克林顿•罗西特、梅尔•柯蒂、路易斯•哈茨等人的著述,多少都带有这种特征。但贝林和伍德等人重视的是,实际的政治行动者怎样看待和思考他们所处的政治世界,怎样表述他们的思想、态度和动机。他们侧重研究实际政治活动中的政治言说,剖析其中包含的政治价值、信念和情感,特别是关注塑造政治行为的群体性、社会性和时代性的观念和态度,他们称之为“意识形态”。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并不是静止不变的,特别是其中的核心政治价值,往往没有固定的、不变的含义,有的只是在具体语境中的具体表述。同时,他们把思想观念视为社会事实,而不仅仅是社会实际的反映。在他们看来,政治言说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动,与那些外在化的政治行动有区别,但也有直接的关联;只有从这种关联着眼,才能更好地解释思想观念在政治世界的作用和意义。所以说,他们的研究路径不同于常规意义上的政治思想史。[91]政治文化的研究对象由少数政治理论作家转向了众多的政治行动者,材料也就从凝固的经典文本变成了“众声喧哗”的政治表述。这类材料丰富而驳杂,搜求和解读也就有更大的难度。到了摩根和费希尔那里,解读思想观念的材料不仅只是语言文字,还包括仪式、行动、象征物等多种“符号”。更重要的是方法的革新。贝林和伍德等人不再把政治行动者的言论看成是一种宣传、辩解或掩饰,而相信其中包含了真实的想法和信念;通过解读这些想法和信念,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行动。以往,有些史家把观念视为行动的辩护或掩饰;五六十年代又有学者反其道而行之,倾向于把政治视为观念的产物。但贝林和伍德等人认为,观念不一定引发行动,观念的意义在于塑造和规范行动,因而了解观念的意义在于理解行动。这样就在方法论的层面上突破了僵化的因果分析,而转向了更加立体多维的意义阐释。这与后来的新文化史有相通之处。这些学者并未完全放弃文本分析,只是更加重视语境分析,旗帜鲜明地倡导“语境主义史学”。到后来,在新史学的影响下,政治文化研究更是从精英思想转向大众话语,侧重探讨底层阶级和边缘群体的政治态度和利益诉求。即使是那些研究民众集体行动的学者,也特别关注意识形态的作用。杰西•莱米什研究过纽约下层革命者的思想观念;[92]肖恩•威伦茨则深入讨论了早期劳工的意识形态。[93]政治文化研究的旨趣在于揭示观念与行动的关联,通过对观念的阐释来理解行动。乔伊斯•阿普尔比在论及“共和主义综论”的意义时说,在历史表述的层面,它重新描述了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美国人所相信的思想观念,即认为共和主义而非其他类型的观念乃是这个时期思想的主流;在方法论的层面,它提出了解释观念何以介入事件形成的路径,也就是说观念对于行动具有塑造性的作用,或者说“实际”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社会建构性。在这种研究中,决策人物不再居于中心位置,取而代之的是塑造决策人物思想意识的社会力量。也就是说,通过共和主义的重新发现,历史学家看待过去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94]她的这番话比较透彻地揭示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库赛尔谈到,当政治史作为一个领域在整体上呈衰落状态的时期,关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价值、态度等)、议会外集体行动(罢工、骚乱、民众暴力活动)和选举行为的研究却十分活跃。[95]的确,政治文化的研究打破了集中关注政治制度、政治领袖和政治事件的政治史范式,把观念和事件联系起来,并力图通过观念来理解事件。同时,它也突破了单纯的政治思想史路径,不再以解读“经典文本”为能事,也不是像“剑桥学派”那样着力揭示“经典文本”的知识语境及语言修辞。 它关注的是与政治行动相伴随的政治观念,这样就把思想史带出了书斋,走进了各种公共场所,深入到政治行动者的内心世界之中。较之带有技术主义倾向的新政治史,政治文化研究关注思想和观念的复杂性、变动性和微妙性,更好地体现了史学的人文特性。因此,政治文化研究无异于给衰落的政治史注入了一支强心剂。[96] 4.社会政治史 政治和社会是两个分开的范畴,但两者所涵盖的事物却存在复杂的关联甚至重叠。在经验研究中如何把握政治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可以轻率涉足但不易妥帖处理的问题。把社会和政治连在一起,牵涉面就超出了单纯的社会或政治的范围,而侧重两者的交汇或互动。塞缪尔•海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指出,无论对社会史还是对政治史来说,在社会与政治的联系中,在“社会变迁与更大的公共选择领域”的联系中,存在着巨大的理论潜力。[97]长期以来,一些史家借助社会学的理论看待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并以政治为立足点来展开研究,形成了社会政治史的研究范式。[98]在60年代中期的美国史学界,有一些政治史家开始关注新的问题,运用新的史料,尤其重视对政治变化的过程和模式的分析,以探讨政治生活的深层模式。塞缪尔•海斯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新的动向,倡导用社会分析方法开展政治史研究。他提出,社会分析方法之于历史研究,并不一定与社会性的历史题材相关,因为只要关注人类关系的结构和过程,就属于社会分析的范畴。这种诉诸社会分析的政治史,着重讨论的是“涉及权力在全社会分配的人类活动”。[99]可见,海斯是“社会政治史”的早期倡导者。 此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社会史对美国政治史研究发挥愈益强烈的影响。政治史家引入多种社会学的分析范畴,借鉴社会史的研究范式,采用非精英的“从下而上”的视角,关注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的政治经历,走出了一条研究政治史的新路。他们还重视宗教、族裔、性别、习惯等因素与政治的关系,促成了社会政治史与劳工史、妇女史、族裔史的“联姻”。于是,政治史领域出现了色彩斑斓、气象焕然的局面。[100]社会政治史范式的出现,不仅给政治史增添了活力,拓展了政治史的边界,而且还开辟了从政治维度来解释社会现象的新路径。在美国革命史的研究中,种族和性别受到特别重视,出现了“黑人革命”、“印第安人革命”和“妇女革命”一类的命题。[101]埃里克•方纳从社会政治史的路径重新解释重建的历史,特别重视获得解放的黑人所扮演的角色。[102]莉莎贝思•科恩考察了战后大众消费的政治意义,揭示了作为消费者的公民体现在经济市场中的民主理想。[103]伊莱恩•梅尝试把家庭置于政治文化语境中考察,探讨冷战初期的公共政策、政治性意识形态对私人生活的影响,构建了一种“国内遏制”(domesticcontainment)的历史叙事,从而在政治史、社会史、冷战史三者之间建立了一种有效的范式关联。[104]此外,还有一些政治史家关注基层社会的权力、秩序和治理,研究日常生活中的政治与权力,并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待政治,关注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关系的演变。有的学者考察了独立战争和建国初期的烹饪,在当时的食谱中发现了诸如“自由茶”(一种制作后用以替代进口茶叶的本地植物)、“独立蛋糕”、“联邦煎饼”、“选举蛋糕”、“民主茶点”等食品名称,于是用社会史和政治史的眼光,把这些食谱视为“社会政治文件”,力图在烹饪史、性别研究和政治史之间建立某种联系。[105] 5.政策史 相对说来,政策史是政治史领域的新生事物。它的产生,一方面是对政治史忽视政府和制度的回应,同时也是对“组织综论”(organizationalsynthesis)路径的继承和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期,汤姆•麦格劳和莫顿•凯勒等学者不满愈益远离政府和常规政治的史学风气,发起政策史研究,倡导以历史的方法考察制度和政治文化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以及决策过程的演变,关注总统以外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在公共政策形成中的作用。可见,政策史研究乃是借助政策科学的政策分析方法,采用政治史的研究路径,对公共政策做历史分析。另外,政策史学者还希望对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产生影响,为公共决策提供参考,因而带有“公共史学”的取向。[106]1987年《政策史杂志》创刊,1999年定期的政策史会议开始举办,这表明政策史已经走上了常规的发展道路。 但是,政策史一开始也面临一些难题:各大学的商学院和政府学院一般不设历史教职,而史学界又把政策史视为末流;提倡者构想了美好的研究旨趣,但在研究实践中并未得到充分贯彻。后来,随着史学界对政治制度、政治精英研究兴趣的复兴,政策史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由于政策的制订乃是各种政治角色互动的结果,政策的实施也涉及各种社会成员的利益和生活,因而政策史有助于弥合精英取向和草根取向的分歧。从学科的科际关系看,政策史有可能把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政策制定与社会运动的关联)结合起来,并为不同领域的学者提供合作的园地。[107]政策史形成于政治史整体上备受冷落的时期,它在题材、方法和旨趣方面的特色,赋予政治史以新的可能性。它关注政府的决策,重视国家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回应了“把国家找回来”的呼声。[108]同时,它还关注制度性力量在政策形成和政治发展中的作用,重视美国政府的结构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因之可归入政治史领域的“新制度主义”路径。[109] 6.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在美国史学界造成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同样可见于政治史领域。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史家把权力关系置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和一切人类关系之中,与后现代主义关于“权力想象”的理念如出一辙。政治史家不仅发现了权力关系的建构性,而且还把文明、种族、性别、人民、民主、自由、平等、权利等重要的政治范畴也理解成社会和文化的建构,这与后现代的“去自然化”也可谓若合符节。摩根在《发明人民》中把“人民主权”说成是一种为了使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格局合法化的“虚构”;林•亨特则把法国“人权”观念理解为一种特定社会和文化语境的产物。[110]这些史家本身都不是后现代主义者,但他们在理念和方法上都带有某些后现代主义的印记。 此外,还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上文所讨论的政治史研究的各种范式,并不是一个按照时间顺序相续演进的产物,也不能说后出的必优于先前的。即便是式微已久的经典政治史也没有销声匿迹,它那种以国家和阶级中心的路径以及叙述的方法,都给后来的政治史家带来了灵感。在当今美国的政治史家当中,有人仍偏爱经典政治史的路径,有人采用新政治史的范式,有人专注于政治文化,有人喜欢政治社会史,还有人欣赏后现代主义的理念。这些不同的研究范式,无论是作为历时性的演化,还是作为共时性的并存,既有相互竞争和博弈,也有相互砥砺和发明。不妨说,美国政治史正处于一个多样化的时代。 四、学科自主性的重建 综观一百年来政治史在美国史学界的起落沉浮,可以看出一个基本的趋势:政治史在规模和重要性方面有明显的萎缩,而在理念、题材、方法和解释能力等方面则经历了不断的调整和革新,在总体上呈现一种开放、有活力和多样化的状态。不过,在这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政治史家长期为一个难题所困扰,即如何处理政治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如何在与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的合作中保持和维护学科的独立性与自主性。 由于政治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十分复杂和纠结,以致政治史和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经常处在一个充满张力的网络中。美国史学界一度刻意排斥和贬低政治和政治史,由此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弊端。这一点很早就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1969年,菲利克斯•吉尔伯特面对社会史的急速兴起,感到政治已经失去了在传统史学中的那种特殊地位,禁不住提醒同行们,无论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还是就历史研究的内容而言,政治都是不可能忽视的,因为目前似乎还没有找到与政治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东西。[111]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和尤金•吉诺维斯对当时如日方升的社会史很不以为然,声称它处在“政治危机”中。他们认为,“割除了政治和困扰世界的斗争和紧张状况,社会史就容易变成人类学,或行为心理学,或功能社会学,因为这种政治和这些斗争与紧张状态处在社会的核心,必然建立在强制力的基础上”。[112]他们的说法暗含特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取向,但仍然触及了社会史强行割裂政治与社会的流弊。有些研究劳工史的学者也感到,在劳工史研究中过度依赖社会史的文化分析,而文化分析又与政治和思想意识没有关联,因之损害了劳工史本来的意义。[113]还有学者评论道,在美国史学界,经典政治史的题材早已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一般的历史教科书通常把政治边缘化,使政治与社会实际相剥离,这并不符合美国社会和人们生活的实际,这样对待政治史也无助于理解美国历史。[114]其实,美国社会史家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有所意识。有的社会史倡导者承认,把政治从社会史中排除出去,只讲无名人物而忽略精英,不关注权力和战争的意义,并不能真正理解过去。[115]彼得•斯特恩斯在80年代初期看到,以往过分忽略政治,给社会史带来了问题,因而应当重新思考社会和政治的关系,努力把社会史和政治史联结起来。不过,他所说的这种政治史并不是传统史家笔下的那种“细致而自足的叙事”,而是作为过程和作为社会变迁一部分的政治,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政治史”。它不仅关注选举行为、激进运动和普通人如何影响政治过程,而且同样关注精英,关注政治事件的社会影响。[116]然而,如何处理社会与政治的关系,如何把社会史与政治史结合起来,长期以来是新社会史成长中的烦恼。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谈到,但凡论及社会史的碎片化现象的人都同意,社会史之所以迷失了自己的路径,乃是割断自己与政治的联系的结果;可是,也有人担心“把社会史置于政治的框架中”,又会导致传统观察方式的回潮。所以,“如何理解政治动员或行动与普通民众的价值之间的关系,乃居于新社会史的中心”。[117]由此看来,完全撇开政治的社会史是难以成立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和对待政治。[118]就连一心要远离政治的文化史家,最终也不得不承认,文化不仅受到社会结构的塑造,而且也塑造社会结构;如果说社会史将文化的变成了社会性的,而文化史则将文化的变成了政治性的。[119]也就是说,以往社会史家把文化视作被动地附属于或受制于社会,而文化史家则发现文化对社会具有自主的影响,其中包含权力的意蕴,因而也就具备政治的属性。 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流风所及,连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这种原本同政治史有着亲缘关系的领域,在过去几十年也是一心关注种族、性别、宗教等范畴,避而不谈阶级和国际劳工运动对外交的影响。近期有学者指出,工人、劳动和战争等政治因素,在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中的重要性得到了重新认识,对这些问题的重视构成外交史研究的新方向。[120]总而言之,在历史叙事中剔除或贬抑政治,既不符合过去的实情,也背离了当前生活的需要,更无助于史学自身的发展。有人厌恶政治史,是因为厌恶政治,觉得政治似乎总是与暴力和腐败联系在一起。但正如克雷格所说,对政治史的题材的态度,并不能成为排斥和反对研究它的理由。[121]有人抛弃政治史,是缘于对政治史长期在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感到不满。其实,对政治史一家独大的不满,也不能作为贬低甚至蔑视政治史的根据。荷兰学者弗兰克•安克斯密特说:“对政治史的攻击是在政治考虑的名义下发起的。……归根结底,马基雅维里、圭恰尔迪尼、黑格尔、德罗伊森——以及吕森——坚持说一切历史最终都是政治史是对的。”他进而断言,史学不可能同政治脱钩;“史学要么直接间接地是政治史,要么就什么都不是”。[122]当然,安克斯密特所说的政治史,并不是作为一个特定研究领域的政治史,而是强调一切历史终究都带有政治的内涵或属性。年鉴学派当年所排斥和蔑视的政治史,其实只是某种特定的政治史,或者说是经典政治史。在法国,政治史也一直在变化,变化了的政治史远比经典政治史丰富多彩。勒高夫在1971年说,政治在当前以“权力现象”的面目现身,在社会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在史学中也应拥有同样的地位;现在已由解剖学时代进入了原子时代,因而政治也从历史的“脊骨”变成了历史的“内核”。[123]他的意思是说,目前史学已分裂成许多细小的领域,因而政治的作用不再像过去那样支撑着整个史学的躯体,而是深入到史学的各个“细胞”中,成为其“核”,以新的方式发挥重要的作用。美国史家向来推重年鉴学派,勒高夫的话与美国史学界的反思和探索,可谓桴鼓相应。 与此同时,由于政治史与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纠缠交织,美国政治史家也长期面临“身份危机”的困扰。一方面,社会史和文化史对政治史带来了强烈的冲击,社会史家和文化史家从不同的方向切割政治史的领地,政治史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入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角和方法,于是,社会和文化在政治史研究中受到很大的关注,而政治自身的特性反而被愈益淡化,不免使人产生政治史会变成社会史的担忧。另一方面,政治史还需要处理与外交史、法律史、军事史和宪政史的交叉与联结,需要面对妇女史、族裔史和底层研究所提出的各种新问题,这些纷至沓来的挑战进一步加剧了政治史的“身份”迷乱。 政治史家为了应对“身份危机”,反复强调政治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反对把政治作为社会经济的反映或附庸,力图摆脱政治史对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依附,以此重建其学科自主性。 早在8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就围绕“把政治还给政治史”的问题展开讨论。据库赛尔当时的观察,美国政治史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研究者不再仅仅关注选举中体现的社会经济分歧,同样也重视选举和任命的官员如何制定政策以及这些政策产生了什么社会后果。这表明他们力图从政治的视角来理解政治,把政治置于政治史的中心地位。[124]库赛尔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选举行为并不是政治的全部,而政策及其后果同样是政治的内涵;政治制度的结构和政治精英的行动对于政策的制定同样起作用。[125]不过,他同时也强调,不能把社会或经济分析和政治史研究分离开来,政治史家要善于对政治做社会分析和经济分析,就像对政治做政治分析一样。[126]大致在二十年后,肖恩•威伦茨对查尔斯•塞勒斯的“市场革命”说提出批评,认为这类研究把政治的历史淹没在社会变迁的历史之中,把政治和民主视为各种社会力量的副产品,而没有充分展现政治自身的重要性。他特意挑明说,他的《美国民主的兴起》以“从杰斐逊到林肯”为副标题,就是意在重新肯定政治事件、政治观念和政治领袖在民主兴起中的作用。[127]另一些讨论“美国政治发展”的学者也强调,国家构建的参与者有着自主的方案和利益,决非仅仅是一些对外部的社会和经济压力做出反应的个人。也就是说,政治角色有着自主的意识和能力,而不是总是被社会经济力量推着走。于是,一批年轻的学者十分欣喜地看到,经过八九十年代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政治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得到了重新界定,政治变化的动力通常被视为是来自政治领域自身的发展,而不仅仅是对外部社会压力的反应。[128]显然,这些学者反对片面从经济、社会的视角来解释政治,强调政治自身的特性及其对政治变迁的意义。这种从政治来讨论政治史问题的路径,旨在重新确立政治史的学科自主性。[129]当然,美国政治史家强调政治史的自主性,所针对的只是那种把政治单纯视为社会和经济的“反映”或“附属”的观点,并不是要把政治从复杂的人类生活网络中剥离出来,也不是要切断政治史与其他领域的联系。用美国一位劳工史专家的话说,一方面,“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其他力量”作用于“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政治制度和政治关系也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130]这种“社会实际”决定了政治史不可能脱离其他领域而孤立存在和发展。政治史确实需要维持自身的特性和身份,但是依靠狭隘地定义政治来维护政治史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显然是有害无益的。政治世界一直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关于政治的知识也今非昔比,政治史家不再可能孤立地看待政治,不再可能把政治视为完全自足的过程,而应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学科的自主性,继续和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保持沟通,相互合作和取法。 实际上,多数美国政治史家仍在努力开放政治史的门户,从其他学科和领域吸取养分,壮大自身,也力图为其他领域提供必要的支持。他们不像法国的弗朗索瓦•孚雷那样,轻率地宣布“社会史已经死亡”,[131]而是极力淡化政治史与社会史等领域的分歧。如肖恩•威伦茨所说,传统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对立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简单而截然地把两者分开,只会制造一种“虚假的二元对立”。[132]从近期的美国政治史著作中,可以看到政治学、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人类学乃至文学理论的痕迹,但这并无损于政治史自身的特性。美国政治史家尤其重视继续向社会史和文化史学习。以往,政治史家虽然关注民众,但他们看到的却不是普通民众,而只是民众领袖;真正把无名无姓者置于历史中心位置的是社会史,是社会史启发和引导着政治史家去关注普通人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以及政治与他们生活的联系。照这样说来,政治史家没有理由抱怨社会史家抢夺了自己的地盘,而应对他们提供的激励和启发心怀谢忱。[133]另外,族裔史、妇女史和底层研究在美国史学界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如何把这些方面的研究整合到政治史之中,并非没有理念和方法上的困难。以妇女史为例,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的视角能否以及如何进入政治史?有学者提出了这样一种设想:既以妇女和性别为中心,又把妇女和性别置于美国政治史的核心叙事中,这是一种极有前途的研究方式;政治史家和妇女史家要相互沟通,不仅要重视对方的研究成果,还要把各自的问题置于对方的学术史中,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讲述同一个故事。[134]劳工史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戴维•蒙哥马利在在评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劳工史的研究状况时说,北美劳工史家关注两方面的问题:“意义的结构和权力的结构”;前者涉及工人对其工作和生活的世界的理解(这在19世纪的劳工史中占突出地位),后者则涵盖对工作场所和社区生活的控制问题(这是20世纪劳工史的主要关注点);而且,两者之间的关联也值得深入探讨。[135]这就牵涉到政治史和社会史、文化史的结合问题。可以说,在处理妇女史、劳工史和少数族裔史的题材时,任何单一的视角或取向都不可能有效地解释其意义,而必须视需要综合采用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路径,通过多学科合作、多角度探讨来推进研究工作。 在学科自主性和学术身份的问题上,E.P.汤普森树立的榜样仍然是富于教益的。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处理的是劳工史这种经典的政治史题材,集中讨论了工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考察了工人的阶级意识的形成;但他在多处采用社会史的视野,讨论工人的构成、工作、工资和生活状况;又借助文化史的方法,聚焦于思想意识、心理习惯、宗教等因素在工人阶级形成中的意义;同时并没有放弃传统的叙述手法,不厌其烦地讲述了许许多多激进人物和工人团体的故事。他虽然自称是“社会史家”,但并未以领域自限,以身份自缚,以门派自居,而是开放胸襟,博采旁收,具有真正的大家气象。于是,他的这本书既是政治史的经典,也是社会史的范本,现在又成了新文化史的先声。[136]五、“新”政治史的可能性许多美国学者难以忘怀于20世纪前期政治史“一统天下”的局面,不时畅想和展望“政治史的复兴”。[137]2003年,三位年轻的美国政治史学者合编了一本书,题为《民主实验:美国政治史的新方向》,在欧美史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138]他们颇为自信地宣称:“我们正处在一个美国政治史走向兴盛的时刻。”全书涉及两个主题:美国特殊政治语境中公民和政府的关系;民主参与机制的持续演进。 在作者们看来,这两个主题及其相关的方法和路径,体现了美国政治史的新方向。[139]一位研究非殖民化的美国学者最近也观察到,在经过若干年的“文化转向”之后,历史学者再度对“国家和治理”发生了兴趣,关注“政治转向”或“国家转向”。[140]这些说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史学的实际,诚然还需要做更为细致的考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政治史是否“走向兴盛”,都不会重返一百年前的旧格局。“复兴的”政治史,只能是经过重新界定的“新”政治史。[141]政治史在美国史学界之所以再度受到重视,是因为政治向来无处不在,它与不同阶层人群的生活密切相关,并且深深嵌入了过去人们的经历之中。如果忽视或贬抑政治的重要性,既无法重建一个有意义的过去世界,也不能为当前的生活提供有意义的参照。虽然人在当今社会已不完全是“政治的动物”,非政治的事物和活动吸引了人的大部分注意力,但许多看似与政治无关的东西,诸如体育比赛、车展、电影、电视、教育、医疗之类,无不牵涉到政治的维度,或者具有政治的内涵。因此,对于当今美国社会来说,政治的重要性并不是降低了,而只是表现为不同的方式或形态。当前美国人面临更加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局势,举凡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和国家安全,都需要国家的运筹和安排,各级政府在各个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权力关系的印迹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尽管许多美国人对政治表示冷漠,但人总是生活在政治当中的;贬低或忽视政治的重要性,只是一种鸵鸟式的姿态。克罗齐说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人对过去的兴趣来自于当前的精神状况和现实生活的激发;马克•布洛赫把历史研究看成是“回溯式研究”,史家总是从当前的现实关怀出发来追溯过去的类似现象。[142]一个社会对当前政治的认知和态度,势必影响甚至指引政治史的走向。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伦•布林克利在谈到关于20世纪美国史的研究时说,在过去一百年里,“公共事件”、“国家行为和全国性经济制度”的重要性愈益突出,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每个层面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处在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和相互依赖的世界”,即便是社会史也同样是政治史。[143]换句话说,政治无从回避,政治史自有其存在的价值。 美国政治史的经验表明,一个研究领域的生命力,在于不以固定的、僵化的和“标准化的”方式固守领域的边界,而是根据学科发展的要求,不断反思学科的局限性,吸纳新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以求重新界定领域,找到新的路径。美国政治史作为一个领域,虽然在整个史学中的地位明显下降,但它从来都没有止步不前。美国史家锐意革新和振兴政治史,其意义并不在于夺回被社会史和文化史抢走的地盘,而是使政治史成为一个有活力、有希望的领域。在一个开放的、多样化的政治史领域中,史家可以采用多种路径、多种范式来处理政治史题材:可以坚持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史,也可以一心发掘基层社会和日常生活中的政治题材;可以采用政治分析和叙事相结合的路径,也可以借鉴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路径;可以研究精英人物,也可以关注普通民众。 再者,从美国政治史的现状和趋向看,政治史家的工具箱也变得越来越充实。其中有经典政治史的工具,如叙事方法、因果分析和制度分析等;也有从其他学科吸收或组合的工具,如计量方法、分析性叙事、“深描”、文本分析、话语分析、图像学方法和符号学方法。研究者可从题材和问题的需要出发,选取有用而顺手的工具。另外,美国文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出现的“记忆政治”、[144]“身体政治”、[145]“身份政治”、[146]“消费政治”、[147]“族裔政治”、[148]“性别政治”[149]等概念,不仅可以作为政治史的分析工具,而且能帮助政治史家发现处于政治史与其他领域接合交叉地带的题材。 在史学理念方面,当今美国政治史家大多持有一种相对开放的心态。他们考虑到历史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不再孤立地看待政治世界,而是重视各种因素之间的微妙的关联和互动。他们也放弃了单一的决定论,着眼于不同形态的事实之间的“相互依赖”或“相互阐释”。他们不再把政治变迁视为某种单一的理念或制度的一往无前的发展过程,即便是讨论美国民主的历史,也不再把它说成是一个注定成功的故事。 还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治史的题材早已高度多样化。政治史作为一个具有学科自主性和独立性的领域,必须有自己的经典题材,这就是公共权力的构成和运作。此外,也有许多题材是政治史与社会史分享的,例如家庭中的权力关系、卧室政治、公共领域等;还有一些题材则需要政治史和文化史协作,如国家认同、权力想象和政治心态等。国家固然仍是政治史的中心课题,但须采用新的视角和新的解释框架。强调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史,并不是要把国家至于其他要素或维度之上。正如一些年轻的美国政治学家所言,在讨论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发展时,要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的变动,以理解美国民主政治的变化。[150]具体说来,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构建和权力关系,现代民主和共和制的形成、演变和扩展,公民身份的构建和公民权利的演变,各个历史时期国家与公共领域的博弈,政府、公共决策与社会变迁,国家权力的辐射、制度性权力网络的运作机制的变化,国家视野中的基层社会的治理和自治的演变,国家与地方社会的权力斗争、人际政治和政治变迁,这些都可以作为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史的题材。 政治总是一个竞争的领域,精英和民众的关系在其中居于核心地位。许多美国学者不再把精英和民众隔离或对立起来,即便是研究精英,也力求把精英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从他们与民众的互动和相互影响着眼来看问题,对精英的思想和活动做出重新诠释和定位。用威伦茨的话说,在观察过去的政治时,不论是“从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一方若离开了另一方,都会变得难以理解。[151]在考虑政治史的题材时,有学者主张尽力顾及精英和普通民众的平衡,不宜偏废一端。也就是说,政治史家正在探索如何把底层研究和精英研究结合和互补的路径。[152]虽然精英研究和底层研究是两种分立的倾向,但在实际的政治发展中,同一个社会的精英和大众是密不可分的,不管他们之间是合作还是冲突,往往处在同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格局中。因此,真正需要的是探索一个有效的框架,以把精英和民众整合在同一种政治史叙事之中。诸如历史中政治领袖形象的建构,领导权的形成和运行机制的演变,领导与群众的关系的演变,普通人的政治经历以及政治对普通人的影响,民众抗争与政治民主化,普通农民、市民和工人在重大政治事变中的经历和感受,战争时期普通士兵的政治意识,军队的政治动员和政治教育等,都可以置于精英与民众的交互关系中考察。 对于从事政治文化研究的学者来说,政治观念与政治行动的关系仍然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从这种考虑出发,可以重点考察核心政治价值的形成和演变,关注政治变革中的思想动员,探讨公民意识、国家观念和身份认同的演变。此外,还可以借助修辞学和符号学的方法来讨论政治话语和政治仪式。 社会政治史在美国史学中仍有一定的声势。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存在或隐或显的权力关系。有些学者透过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借助公共领域、象征、符号等概念,讨论各个历史时期的家庭关系、消费方式、新闻报道、时尚、服饰、文学、艺术、广告等现象中的政治内涵,研究教育、体育、旅游、娱乐中的资源分配和权力运作的变化等课题。可见,政治史家只要放开心态,扩大眼界,把政治和社会结合起来,就能在政治史和社会史之间发现共同开发和合作的广阔空间。 然则,所有这些理念、题材和方法上的新动向,大多只是此前已有尝试的延续或发展,它们能在何种程度上齐头并进,聚集汇流,并最终形成另一种“新”政治史,这种前景目前似乎还不是十分明朗。 注 释:

(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1] 邓小南:《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再出发”》,《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第4-10页。 [2] 罗志田:《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几点不系统的反思》,《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6期,第142页。 [3] 和卫国:《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反思》,《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108-109页。 [4] 包伟民:《“地方政治史”研究杂想》,《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9年第3期,第153页。 [5] 上文所引各说,所论仅涉及中国史家对中国政治史的研究,而不包括中国史家对外国政治史的研究。从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刊物《历史研究》的发文比重来看,它在1981年刊发的111篇各类文章中,可以明确归入政治史范畴的有67篇,占总数的60%;在30年后的2011年登载的76篇各类文章中,相对肯定地属于政治史领域的文章有35篇,占总数的46%。同时,该刊2011年发表的社会史、文化史和经济史论文数量,三项相加,占总数的30%。可见,虽然政治史论文的比重在30年间有明显的下降,但新兴领域还没有达到与政治史平分秋色的地步。另据2013年5月17日从“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 [6] 参见何芊、邵声翻译整理:《美国史研究的新题材、新方法和新取向》,《史学月刊》,2013年第4期,第7、8-9、10-11、15-17、23页。 [7] Samuel H. BeeR, Lee Benson, etal.,“New Trends in History,”Daedalus,Vol.98,No.4(Fall,1969),p.891. [8] Theodore S. Hamerow,Reflection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Madison,Wis. :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7,p. 32. [9] Hugh Davis Graham,“The Stunted Career of Policy History: A Critique and an Agenda,”The Public Historian,Vol. 15,No. 2 (Spring,1993),p. 29. [10] David Christian,“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49 (December,2010),p. 14. [11] Peter N. Stearns,“Social History and History: A Progress Rport,”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Vol. 19,No. 2 (Winter,1985),pp. 319 -334; Peter N. Stearns,“Social History Present and Future,”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Vol. 37,No. 1,Special Issue (Autumn,2003),pp. 9 -19. [12] Lynn Hunt,ed.,The New Cultural Histor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Victoria E. Bonnell,and Lynn Hunt,eds.,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Lawrence B. Glickman,“The‘Cul-tural Turn’,”in Eric Foner,and Lisa McGirr,eds.,American History Now,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1,pp. 221 -241. [13] 关于“硬”问题(如市场、人口、物价、工资等)和“软”问题(如权力的效果、道德、认知、价值、记忆、情绪等)的说法,来自Florencia E. Mallon,“Time on the Wheel: Cycles of Revisionism and the‘New Cultural History’,”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79,No. 2 ,p. 334。 [14] 参见[美]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著,刘北成、薛绚译:《历史的真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201、209-233页。 [15] Samuel P. Hays,“Society and Politics: Politics and Society,”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 15,No. 3 (Winter,1985), pp. 481-482. [16] Graham,“The Stunted Career of Policy History,”p. 30. [17] Gordon Craig,“Political History,”Daedalus,Vol. 100,No. 2 (Spring,1971),p. 323. [18] William E. Leuchtenburg,“The Pertinence of Political History: Reflection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ate in America,”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 73,No. 3 (Dec.,1986),p. 585. [19] J. Morgan Kousser,“Toward‘Total Political History’: A Rational - Choice Research Program,”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20,No. 4 (Spring,1990),p. 521. [20] 美国学者罗纳德•佛米萨诺指出,当社会史势头正盛的时期,史家普遍看重 “政治的社会基础”; 在新文化史蔚然成风以 后,许多史家转而强调 “政治文化”。社会史和文化史对政治的塑造性影响,于此可见一斑。参见 Ronald P. Formisano,“The Conceptof Political Culture,”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 31,No. 3 (Winter,2001),pp. 393 -426,重点参见第 395 页。在近期的中国史学界也出现了类似苗头。参见赵世瑜:《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05 年第 1 期,第62 -70 页。 [21] J. Morgan Kousser,“Restoring Politics to Political History,”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 12,No. 4 (Spring,1982),p. 569. [22]Lynn Hunt,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美]林•亨特著, 郑明萱、陈瑛译:《法国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 林•亨特著,沈占春译:《人权的发明: 一部历史》,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 [23] Gordon Wood,The Purpose of the Past: Reflections on the Use the History,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2008,pp. 2 -5,8 -12. [24] Mark H. Leff,“Revisioning U. S. Political Histo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100,No. 3 (Jun.,1995),p. 829. [25] 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朱克曼在谈到研究殖民地时期的优势时说,这时没有国家,也没有总统,因此可以不必管国家政治,也不必 同总统打交道,甚至可以让政治出局。迈克尔•朱克曼: 《美国早期史在中国: 现实中的往昔》,《史学月刊》,2008 年第 2 期,第 18 页。 [26] Craig,“Political History,”pp. 323 -324. [27] Leuchtenburg,“The Pertinence of Political History,”p. 586. [28] Leff,“Revisioning U. S. Political History,”p. 834. [29][法] 弗朗索瓦?多斯著,马胜利译:《碎片化的历史学: 从 〈年鉴〉到 ‘新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0、47 页。 [30] Jacques Le Goff,“Is Politics Still the Backbone of History?”Daedalus,Vol. 100,No. 1 (Winter,1971),pp. 2,4. [31] Susan Pedersen,“What Is Political History Now?”in David Cannadine,ed.,What Is History Now?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pp. 37 -38. [32] Graham,“The Stunted Career of Policy History,”p. 32; Meg Jacob,et al.,eds.,The Democratic Experiment: New Directions in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 5. [33] Sean Wilentz,“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ies,”OAH Magazine of History,April 2007,p. 23. [34] Leff,“Revisioning U. S. Political History,”p. 830. [35] Jacob,et al.,eds.,The Democratic Experiment,p.3. [36] 有美国学者指出,在政治史整体上处于“不景气”状况的20世纪60-80年代,美国政治史家从政治学那里得益尤多。Jacob,et al.,eds.,The Democratic Experiment,p.351. [3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38] 一些澳大利亚学者倡导新型政治史,但遇到了一些阻碍,主要是人们不肯放弃对政治的狭隘的理解,即把政治视为“掌握权力的男性精英通过国家权力的政治制度而行使权力”。参见Stuart Macintyr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The Rebirth of Political History,”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Volume 56,Number 1,2010,p. 3。 [39] Geoff Eley and Keith Nield,“Why Does Social History Ignore Politics?”Social History,Vol. 5,No. 2 ,p. 268. [40] Samuel P. Hays,“The Social Analysis of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1880 -1920,”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 80,No. 3 (Sep., 1965),p.

  1. [41] Hays,“Society and Politics: Politics and Society,”pp. 486,487-489,498-499. [42] 从权力着眼来界定政治,并不仅仅是美国史学界的趋向。法国学者雅克•勒高夫在1971年谈到,在年鉴学派一统天下的时代,法国政治史开始谋求复兴,借助社会学和人类学关于“权力”以及“与权力相关的事实”的概念,取代原来对“国家”和“民族”的关注,以此作为政治的主要内涵,从而使政治史变成了“权力史”,得以突破表面,进入深层。参见Le Goff,“Is Politics Stillthe Backbone of History?”pp.4-5。 [43] Thomas Bender,“Wholes and Parts: The Need for Synthesis in American History,”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 73,No. 1 (June 1986),p.126. [44] Alice Kessler -Harris,“Social History,”in Eric Foner,ed.,The New American History,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7,p.249. [45] John Garrard,“Social History,Politic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udy of Power,”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Vol. 16,No. 3 (Spring,1983),pp.105-121. [46] Elizabeth Fox -Genovese and Eugene D. Genovese,“The Political Crisis of Social History: A Marxian Perspective,”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Vol. 10,No. 2,(Winter,1976),p.219. [47] Kessler -Harris,“Social History,”in Foner,New American History,p.249. [48] Daniel T. Rodgers,Atlantic Crossings: 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Cambridge,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2-3,20-32;中译文见[美]丹尼尔•T.罗杰著,吴万伟译:《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3、14-26页。 [49] Daniel Rodgers,“The Age of Social Politics,”in Thomas Bender,ed.,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Berkeley,Calif.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p.252. [50] 阿伦特谈到,政治是自由唯一可以存活的领域,而社会则是受到必需性支配的世界,政治一旦逸出边界进入社会领域,或者把政治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必然使自由受到威胁乃至丧失。[美]汉娜•阿伦特著,陈周旺译:《论革命》,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51] 法国史学界的情况可以作为佐证。雅克•勒高夫在总结法国“新政治史”的特点时说,它用“阳性政治(le politique)”的历史取代了“阴性政治”(la politique)的历史。法语中“政治”一词从阴性变成阳性,实际上是政治定义的扩展:“阴性政治”是狭义的政治,主要涉及与权力斗争直接相关的政治活动及政治制度,如选举、司法、战争、议会、政党等;“阳性政治”不仅包含上述内容,而且还扩展到同政治相关的一些制度、事务和行为,如货币、住房、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社会保障、文化活动、新闻媒体以及网络世界等。这就是说,政治史的题材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参见吕一民、乐启良:《政治的回归——当代法国政治史的复兴探析》,《浙江学刊》,2011年第4期,第125页。 [52] Garrard,“Social History,Politic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p. 107. [53] Leuchtenburg,“The Pertinence of Political History,”pp. 589 -590,600. [54] “Interchange: The Practice of History,”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 90,No. 2 (Sep.,2003),p. 609. [55] See Woody Holton,“American Revolution and Early Republic,”in Eric Foner,and Lisa McGirr,eds.,American History Now,Phila- 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2011,pp.24-51;李剑鸣:《意识形态与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史学集刊》,2011年第6期,第8-23页。 [56] Jacob,et al.,eds.,The Democratic Experiment,p. 4. [57] Peter N. Stearns,“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Vol. 16,No. 3 (Spring,1983),p. 4. [58] Jane Sherron De Hart,“Women's History,Gender History,and Political History,”The Public Historian,Vol.15,No.4(Autumn,1993),pp.77-78. [59] R odgers,Atlantic Crossings; David Armitage,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Cambridge,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 [60] 1971年,勒高夫针对传统史学的缺陷,结合年鉴学派的史学实践,描绘了一个“新政治史”的“梦想”:这种“新政治史”不同于“旧政治史”的地方,在于它关注结构、社会分析、符号学和权力研究。Le Goff,“Is Politics Still the Backbone of History?”p.12.不难看出,他说的这种“新政治史”是把当时年鉴学派在经济史、社会史和心态史中尝试过的理念和方法投射到政治领域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确实预示了后来法国政治史的发展方向,也能反映美国政治史的某些特点。 [61] Kousser,“Toward‘Total Political History’,”pp.526,560.法国学者罗桑瓦龙也有构建以政治概念史为核心的“总体史”的雄心。参见吕一民、乐启良:《政治的回归》,第129页。 [62][德]德罗伊森著,胡昌智译:《历史知识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 [63] 原文为“History is past Politics and Politics present History”。因亚当斯反复引用这句话,别人误以为是他自己说的。参见Leff,“Revisioning U. S. Political History”p.830。 [64] Beer, Benson, etal.,“New Trends in History,”p.897. [65] 费弗尔的原话是:“没有经济或社会史这样的东西,有的只是历史。”语见Le Goff,“Is Politics Still the Backbone of History?”p.13。 [66] Don E. Fehrenbacher,“The New Political History and the Coming of the Civil War,”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 54,No. 2 (May, 1985),p.117. [67] James Harvey Robinson,The New History: 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1912;中译本参见[美]詹姆斯•哈威•鲁滨孙著,齐思和等译:《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68] 转引自[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刘北成、周立红译:《论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3页。 [69] Wilentz,“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ies,”p.24. [70]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1920. [71] Charles A. Beard,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1913;中译本见[美]查尔斯•比尔德著,何希齐译:《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 [72] Arthur M. Schlesinger,Jr.,The Age of Jackson,Boston: Little,Brown&Company,1945. [73] Thomas C. Cochran,“The ‘Presidential Synthesis’in American Histo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53,No. 4(Jul., 1948),pp.748-759. [74] Jacob,et al.,The Democratic Experiment,pp. 381 -382; Wilentz,“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ies,”p.25. [75] Lee Benson,“Research Problems in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in Mirra Komarovsky,ed.,Common Frontier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Glencoe,Ill. : The Free Press,1957,pp. 113,114. [76] Allan G. Bogue,“The Quest for Numeracy: Data and Methods in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21,No. 1 (Summer,1990),p. 95. [77]Benson,“Research Problems in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p. 117. [78] Lee Benson,The Concept of Jacksonian Democracy: New York as a Test Cas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 [79] Bogue,“The Quest for Numeracy,”pp. 97
  2. [142] 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第 56、78 页。 [143] Alan Brinkley,“Writing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America:Dilemmas and Challenges,”Daedalus,Vol.113,No.3(SummeR,1984),pp.124-125. [144] 记忆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探究借助发明(invention)和欣赏(appReciation)的过程而进行的关于过去的建构,是如何影响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的。在关于记忆的研究文献中,“politics of memory”(有时是“politics of identity”)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简单地说就是:谁要求谁去记住什么以及为什么。但这种路径有一个后果,就是将记忆这个在根本上是文化性的概念,变成了一个政治概念;而且容易忽略其社会性的含义。从政治层面研究记忆的学者,往往没有谈及记忆对于社会文化关系的组织、分级和安排有何作用。参见Confino,“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History: Problems of Method,”p.1393。 [145] 美国有学者运用“body politics”的概念分析奴隶制时代奴隶主和黑人对于奴隶身体的争夺,前者力图控制奴隶的身体以榨取其劳动,而黑人则力图通过对自己的身体的支配以抵制奴役。参见Stephanie M. H. Camp,“The Pleasures ofResistance: Enslaved Women and Body Politics in the Plantation South,1830 -1861,”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Vol. 68,No. 3 (Aug.,2002),pp.533-572。 [146] “identity politics”或“politics of identity”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于美国的一种政治策略,号召以“身份群体”(按族裔、宗教、性别、性取向等划分的群体)的名义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通常不涉及更为普遍的社会目标。但在政治史研究中,“身份政治”是否能成为一个有效的分析范畴,美国学者中间存在争议。参见Wendell E. Pritchett,“Identity Politics,Past and Present,”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No. 67 (Spring,2005),pp.33-41。 [147] 关于现代社会的消费问题,本是社会史和文化史(消费文化的形成和演变)的课题,但在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中,却也是一个与政治制度、政治过程和政治权利密切相关的问题,因此,采用政治分析的方式对历史中的消费和消费者进行讨论,可以看出消费在国家构建和公民权利演变中的突出意义。这种“消费者政治”(consume Ristpolitics)的研究取径,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也开辟了政治史研究的新路径。参见Sheryl Kroen,“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Consumer,”TheHistorical Journal,Vol. 47,No. 3 (Sep.,2004),pp.709-736。 [148] “ethnic politics”包括两个方面:美国各个族裔为争取和维护本族裔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权利而进行各种政治活动;各个族裔作为政治力量在政治竞争和选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所谓“族裔政治”不仅涉及少数族裔与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权力分配,而且涉及不同族裔之间的权力关系。有的史家运用这个概念来分析地方政治变迁。参见James J. Connolly,“Reconstituting Ethnic Politics:Boston,1909 -1925,”Social Science History,Vol. 19,No. 4 (Winter,1995),pp.479-509。 [149] “gender politics”关注性别之间基于历史和文化而形成的社会政治区分和权力关系,强调历史中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和压迫,声张女性争取独立和平等的正当性。运用“性别政治”的概念进行历史分析的例子,参见Elaine Forman Crane,“Abigail Adams,Gen-der Politics,and‘The History of Emily Montague’:A Postscript,”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Third Series,Vol. 64,No. 4(Oct.,2007),pp.839-844。 [150] Jacob,et al.,eds.,The Democratic Experiment,p. 2. [151] Wilentz,“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ies,”p.23. [152] 据一个研究英国现代史的学者观察,最近几十年英国政治史的“理论和分析的趋向”,把研究“高层政治”(high politics)的“右倾史家”和研究大众政治的“左倾史家”拉得越来越近。这种观察大体上也适合美国史学界的情况。Pedersen,“What Is Polit-ical History Now?”in Cannadine,ed.,What Is History Now?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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