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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学界的殖民时期非洲史研究

来源:http://www.njhqmy.com 作者:云顶娱乐 时间:2019-12-06 17:45

李鹏涛

李鹏涛特伦斯·兰杰是当代着名非洲史学家,非洲史学科奠基人之一。兰杰主要关注南部非洲历史,尤其是津巴布韦史。20 世纪60 至70 年代中期,兰杰所创立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是非洲民族主义史学重要流派之一; 20 世纪70 年代后期至90 年代中期,他和埃瑞克·霍布斯鲍姆提出“传统的发明”理论,推动非洲史学界展开了一场有关殖民统治与非洲社会变革之间复杂关系的讨论,极大地推动了非洲社会史研究的发展; 20 世纪90 年代末以后,兰杰对津巴布韦等非洲国家发展遭遇挫折的历史根源做出深刻反思。兰杰的非洲史研究生涯,恰恰折射出非洲史学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演变。特伦斯·兰杰 非洲史 达累斯萨拉姆学派 传统的发明特伦斯·兰杰( Terrence Ranger, 1929—2015 年) 是当代着名的非洲史学家,非洲史学科奠基人之一,同时也是积极投身非洲民族解放事业的社会活动家。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一直引领着非洲史研究的发展潮流: 20 世纪60 至70 年代中期,在非洲民族国家建立的背景下,非洲民族主义史学兴起,而兰杰所创建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是非洲民族主义史学重要流派之一1; 20 世纪70 年代后期至90 年代中期,经过此前的民族主义史学阶段的发展和积累,非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蓬勃兴起,兰杰在这一阶段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提出的“传统的发明”理论,在非洲史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殖民统治与非洲社会变革之间复杂关系的热烈讨论,极大地推动非洲社会史研究的发展; 20 世纪90 年代末以后,在当代非洲国家发展遭遇挫折情况下,非洲史学家试图重新认识殖民时期历史经验对当代非洲发展的影响,兰杰对津巴布韦殖民时代以来的发展历程做出深刻反思。兰杰数十年的非洲史研究见证了非洲史学科的发展历程,探讨兰杰在不同时期的学术贡献和史学思想,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国外非洲史研究的发展脉络。2一、生平与学术背景兰杰出生于1929 年。1957 年,兰杰毕业于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并获得博士学位。兰杰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是爱尔兰的理查德•波伊尔( Richard Boyle,First Earl of Cork) 。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兰杰查阅了大量书信、手稿等档案材料,这一档案研究训练对他后来从事非洲史研究极为重要。毕业后,兰杰前往南罗得西亚 的罗得西亚与尼亚萨兰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of Rhodesia and Nyasaland) 任教。在南罗得西亚工作期间,兰杰积极抗议白人政权针对黑人的制度化歧视。1961 年公民反对种族隔离协会成立后不久,兰杰很快就加入其中,并且成为后来的民族民主党和索尔兹伯里基督徒行动小组的积极分子; 兰杰还参与主编了一份名为《异议》 的报纸,为当时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中非联邦的非洲民族主义运动摇旗呐喊。在这一过程中,兰杰与津巴布韦民族主义领袖罗伯特•穆加贝、乔舒亚•恩科莫等人结下深厚友谊。1963 年1 月,兰杰被罗得西亚白人政权驱逐出境。3在被赶出罗得西亚之后,兰杰前往坦桑尼亚,由此开始了他个人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阶段。兰杰负责组织创建了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历史系,招徕了大批重要学者,形成了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在坦桑尼亚工作期间,兰杰先后出版了《南罗得西亚的反抗》、《东非的舞蹈与社会》等重要着作。在离开坦桑尼亚之后,兰杰先后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曼彻斯特大学和牛津大学。这一时期他主要研究非洲宗教运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农民意识,并且一直在深入思考认同建构和非洲传统的形成问题。兰杰还出版了一部有关津巴布韦民族主义者萨姆坎戈 家族的传记。1974 年,兰杰回到英国,就任曼彻斯特大学现代史教授,他致力于推动英国历史学界接受非洲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兰杰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共同主编《传统的发明》一书。1997 年,兰杰在退休后重返津巴布韦,致力于推动津巴布韦大学历史系的人才培养。正是在这一时期,津巴布韦发展出现严重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兰杰开始考察津巴布韦西部土着宗教力量的反殖民运动以及该地区的暴力与历史记忆。2015 年1 月3 日,兰杰在英国牛津去世,享年85 岁。兰杰最重要的一项学术成就,是将其他地区历史研究的的史学观念和方法引入新兴的非洲史研究之中,同时也使得从事其他地区历史研究的学者注意到非洲史研究成果。4兰杰曾长期担任《过去与现在》 杂志和《南部非洲研究杂志》(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编委。由于兰杰在非洲史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他成为首位入选英国科学院 的非洲史学家,他还曾任英国非洲研究协会主席,并且同时荣获美国非洲研究协会和英国非洲研究协会的“杰出非洲学家奖”,是截至目前仅有的两位同时获此殊荣的非洲学家之一。5二、兰杰的学术成就兰杰的非洲史研究主要关注南部非洲历史,尤其是津巴布韦史。他的学术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根据他的研究重点的转变,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达累斯萨拉姆学派与非洲民族主义史学( 20 世纪60 年代至20 世纪70 年代中期)兰杰在他生平最后一部着作《书写反抗》中,回顾了自己在20 世纪50 至60 年代参与民族主义斗争的经历。6兰杰在抵达南罗得西亚之后不久,很快就认识到非洲黑人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并且积极抗议针对非洲人的种族歧视。兰杰曾参与多个非洲民族主义组织的创建工作,这其中包括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 。此外,兰杰还于1959 年参与创立了名为《异议》的油印杂志。1961 年,兰杰创办“公民反对种族隔离”组织,领导黑人和白人学生抗议餐馆、理发店和游泳池等公共场所的种族隔离。在反抗南罗得西亚白人政权的过程中,兰杰结识了乔舒亚•恩科莫、罗伯特•穆加贝、莫里斯•尼亚古博 等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同非洲民族主义直接接触的这段经历对兰杰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罗得西亚任教期间,兰杰起先对非洲史一无所知,他主要讲授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英国史和欧洲史。7在20 世纪50年代末的英国史学界,非洲史还未受到主流历史学家的关注。例如,兰杰的博士生导师休•特雷弗- 罗珀 就认为非洲历史没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8从1958 年起,兰杰开始研读非洲历史。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他对民族主义持怀疑态度,因此他最感兴趣的是非洲宗教,而非政治史。在南罗得西亚政府档案馆,兰杰搜集了大量档案文献,这为他后来撰写《南罗得西亚的反抗》做了前期准备。罗得西亚白人政权在解除了兰杰的旅行禁令之后不久,又将他驱逐出了南罗得西亚。兰杰动身前往刚刚独立的坦桑尼亚,主要负责创办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历史系。兰杰在坦桑尼亚的研究和学科组织工作奠定了他在非洲史学科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真正意义上的非洲历史学科就诞生于20 世纪60 年代。第一,新独立的民族国家需要构建“想象的共同体”,从而证明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民族国家的需求成为职业的非洲史研究发展的最大推动力。非洲史学家需要探索前殖民时代非洲民族历史的不同方面,从而挑战非洲人在欧洲入侵之前无法实现有效统治的观念。从20 世纪60 年代创立之初,非洲史学科的主要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揭示前殖民和殖民时代的政治史,这类研究被称作“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目标是通过探究前殖民形式的国家建构来为民族主义运动提供思想武器。第二,随着英国殖民政府在二战后放弃殖民地财政自给自足原则,并斥资推动殖民地发展,大批来自欧美高校的年轻学者有机会到非洲大学任教。由于无法获取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档案,这些侨居非洲的历史学家为继续从事史学研究而被迫开始研读非洲档案。第三,在非洲民族国家独立浪潮冲击下,英美国家的非洲史学科从帝国史之中独立出来,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创办于1960 年的《非洲历史杂志》,为从事非洲本土而非帝国研究的学者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在这一背景下,一系列有关非洲国家和社会历史,而非帝国史的着作相继出现。这些着作大多关注西非历史,它们强调非洲历史的价值和意义。9然而,这些着作大多是按照欧洲人的历史观念来书写非洲历史,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历史上的国家建构、古代帝国以及军事战略家,或者描述前殖民时代的非洲城镇和经济发展,希望展示欧洲殖民统治之前的非洲治理形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历史系,兰杰聚集起一批志同道合的非洲研究者,其中不仅包括新一代的坦桑尼亚学者,例如伊萨利亚•济马博和阿诺德•特姆,而且包括对坦桑尼亚民族主义事业持支持态度的外国学者,例如历史学家约翰•隆斯达尔、约翰•伊利夫 、约翰•麦克莱肯、内德•艾尔普斯,考古学家约翰•萨顿以及从事美洲黑人研究的沃尔特•罗德尼等人。这些学者被称作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最早提出这一称谓的是对兰杰及其同事持批评态度的学者。这些学者认为,非洲民族国家独立并未带来根本变革,新殖民主义是更为有效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他们因而批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历史学家过于幼稚地为民族主义政府及其历史歌功颂德。10 兰杰对这一观点予以驳斥,他认为他和同事们所撰写的并非简单化的民族主义历史。兰杰反驳道,倘若果真存在所谓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其特征并非民族主义偏见,而是致力于研究殖民主义结构限制之下“非洲人的适应、选择以及非洲人的主动性”,从而为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创造“有用的历史 ”。11事实上,当时朝着这一方向进行研究的非洲研究者日渐增多,除兰杰之外,还包括让•范西纳和舒拉•马克斯等人。12兰杰于1967 年出版的《南罗得西亚的反抗, 1896—1897 年》正体现了他的这一史学思想。该书主要关注19 世纪90 年代南罗得西亚针对白人占领者的早期抵抗形式。兰杰认为, 1897 年的绍纳-恩德贝莱起义的组织源于土着宗教权威,而这决定了起义的规模和范围。该书认为津巴布韦民族主义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至白人占领之初,兰杰强调原始抵抗 与1945 年之后的非洲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联系。该书为非洲民族主义者提供了合法性,从而成为书写“有用的”非洲历史的典范。该书价值还在于,它极大地拓展了殖民抵抗运动的研究领域,兰杰试图从各个方面展示非洲人对殖民统治的抵制和抵抗。兰杰促使历史学家认识到,在反抗殖民统治过程中,宗教、医药和治疗崇拜 是被重新塑造和重新发明的。兰杰的研究使得这些以往的人类学研究领域,也开始进入非洲史学家的研究视野。13该书的研究价值还在于,它提供了研究非洲历史的新途径。由于绍纳人和恩德贝莱人在19 世纪末还未使用书面文字,因此非洲史学家无法利用非洲土着文献来驳斥殖民者档案文献。而且,这部书的材料是兰杰在南罗得西亚期间搜集整理的,而当时他的行动自由受到白人政权严厉限制,因此他当时很难采用口述史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兰杰只能通过大量深入研读殖民档案,并在对这些档案进行批判分析的基础上,理解非洲人对欧洲统治的回应。兰杰强调,历史学家应当将注意力转向抵抗殖民统治的非洲普通民众,而不只是效力于殖民统治或者与殖民统治合作的非洲人。该书以全新方式解读殖民档案,揭示了殖民档案记载对非洲史学家研究非洲社会和政治的重要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兰杰对殖民档案的解读方法与同时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 P. 汤普逊和克里斯托弗•希尔提出“自下而上的历史”史观,几乎是在同一时期。14在坦桑尼亚工作期间,兰杰的研究兴趣发生转变,他开始关注坦桑尼亚的舞蹈社团,撰写了《东非的舞蹈与社会》这部重要着作。该书主要关注贝尼 舞蹈,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非和东非地区流行的一种舞蹈形式。在贝尼舞蹈中,舞者和乐手按照等级组织起来,领头人被称作“国王”,多支队伍在类似军事操练过程中相互竞争。在兰杰之前,一些人类学家已经对非洲的舞蹈协会进行过研究,例如克莱德•米歇尔 撰写的《卡列拉舞蹈》。15兰杰希望通过史学研究揭示人类学家所忽视的内容。兰杰强调,“贝尼”这一舞蹈形式最早出现在19 世纪90 年代的斯瓦西里沿海城镇,而后很快沿着古老商路传播到东非内陆地区。贝尼舞蹈的传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高潮,当时很多来自周边殖民地的士兵和搬运工来到坦噶尼喀,他们被迫卷入英、德两国在东非地区的残酷战争。此后,年轻劳工还将贝尼舞蹈带到家乡或者矿区、种植园和城镇,贝尼舞蹈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社会网络、互助协会以及世俗的、非部落的现代文化表现形式。兰杰试图通过研究贝尼舞蹈来揭示殖民统治时期非洲社会变迁以及非洲人对这一巨变的认知。该书开创了非洲文化史研究,之后的非洲学家开始从不同方面研究非洲休闲史,例如广播和电影的历史,大众音乐、喜歌剧、服装潮流、恋爱方式的嬗变,西方体育运动及其在非洲的本土化、社交饮酒等诸多方面。16“传统的发明”与非洲社会史研究( 20 世纪70 年代后期至90 年代中期)在这一时期,国际非洲史研究出现重要变化。第一,随着非洲国家普遍出现经济困难和政治动荡,大批非洲学家移民发达国家,这在客观上加速了非洲史研究的国际中心逐渐由非洲大陆转移至英美等国。第二,随着非洲进入漫长的经济衰退和政治混乱阶段,年轻的非洲史学科也发生重要变化,非洲史学家开始对之前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史学进行反思。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史学创立初期的乐观情绪已经消失,非洲史学家开始对非洲史研究的意义和学科发展方向感到忧虑。171969—1974 年,兰杰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非洲史教授,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非洲学家和研究生。在这期间,他继续从事非洲宗教研究,强调宗教信仰体系在非洲政治中的重要性。1974 年,兰杰开始担任曼彻斯特大学现代史讲席教授。英国史学界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真正的历史研究只能是以英国本土为研究对象,而有关印度和非洲的研究则被排除在外。18兰杰致力于推动英国主流史学界接受非洲史的重要性。1975 年,兰杰进入《过去与现在》杂志编委会,推动该杂志将关注区域拓展到欧洲以外地区。1987 年,兰杰离开曼斯特大学,担任牛津大学罗得斯种族关系讲席教授。兰杰将这一职务转变为非洲史教职。他培养了一批杰出的研究生,多次组织学术会议和研讨班,极大地推动牛津大学发展成为全球主要的非洲研究中心之一。这一时期他的另一重要学术贡献是和埃瑞克•霍布斯鲍姆共同主编《传统的发明》一书,兰杰所撰写的《殖民统治时期非洲传统的发明》一文也收录其中。该书核心观点是,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有时甚至是被“发明”出来的。当时兰杰在书中谈论的主要是英国制度传统如何被移植到非洲殖民地环境之中。19兰杰后来对自己的观点做出修正,开始关注“非洲传统”如何被重新发明为现代性的形式,他还认为应当用“想象” 取代“发明”一词,以突出非洲人的主动性。20尽管《传统的发明》一书并非兰杰最主要的学术贡献,但却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一样,是人文社科学界广泛引用的历史着作。21兰杰和埃瑞克•霍布斯鲍姆所提出的“传统的发明”概念,在非洲史学界引起了热烈讨论。在当时情况下,非洲史学家对非洲民族国家建构产生幻灭感,不再关注通过重新发现非洲古老历史来为非洲民族国家提供合法性,而是试图从殖民时期历史中探寻非洲民族国家遭遇发展挫折的原因。非洲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殖民时期非洲历史,反思殖民统治与非洲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围绕着“传统的发明”概念,非洲史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殖民统治与非洲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热烈讨论,主要关注间接统治、族群和习惯法的形成过程,当时的非洲史学界出现一大批重要研究着作。22这些研究强调,传统、法律和族群是殖民当局所主导的社会建构过程的产物。非洲史学家在肯定民族主义史学的历史贡献的同时,也认识到相关研究忽视了社会、劳工、军事、医学、性别和妇女等研究领域。23这些研究触及殖民统治话语的基本悖论,即在保存过去、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又要保护非洲人免受现代性创伤。这些研究还促使我们质疑传统、习俗和族群的永恒性,从历史视角理解它们的发展,并分析它们是如何被殖民政府和地方当局所利用和操纵。24兰杰在加州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任教期间,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于1964 年独立并更名为赞比亚,而南罗得西亚改称罗得西亚) 战争仍在持续; 直至1979 年白人政权才最终做出妥协,罗得西亚于1980 年举行选举,代表黑人利益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 和津人盟上台。由于兰杰与罗伯特·穆加贝等津巴布韦领导人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他因而有机会重新回到津巴布韦。1980 年,兰杰重返津巴布韦。他在津巴布韦东部的马科尼 地区研究农民和战争的历史,并撰写了《农民意识与游击战争》一书。该书主要强调农民在津巴布韦殖民和后殖民历史中的重要性。20 世纪70 年代,很多学者在讨论津巴布韦历史和现状时,往往将津巴布韦与肯尼亚和莫桑比克相提并论,更多关注城镇非洲人对殖民地国家的有组织抵抗。而兰杰则认为,这些研究并未充分考虑农民在津巴布韦殖民历史中的重要性,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二战后的非洲农村地区。兰杰认为,由于二战后殖民地政府对非洲农村地区的干预,土着保留地出现严重的农业危机。20 世纪50 年代的土地剥夺更是推动了农民激进主义的形成,从而为解放斗争提供了重要支持。25该书详细考察了津巴布韦农民阶层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他们独特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创造出一种至为重要的农民意识,成为塑造民族主义斗争以及后独立时代津巴布韦发展策略的重要因素。兰杰认为,在殖民时期非洲社会史研究中,当讨论移民劳动体系之下的“工人意识”问题时,必须同时考虑与之相关的“农民意识”。兰杰的这一有关非洲农民阶层的研究,与查尔斯·范·恩塞伦 有关南部非洲工人阶级的研究一样,是研究非洲阶级形成的重要着作。26兰杰还积极推动非洲社会史研究。1981 年,当时的非洲妇女史研究刚刚兴起,兰杰撰写了有关津巴布韦东部马科尼 地区妇女运动的论文,这是当时唯一一部强调性别关系对理解津巴布韦历史重要性的论文,甚至在整个非洲史研究领域都具有开创意义。27 在曼彻斯特大学和《过去与现在》杂志工作期间,兰杰参与主编《流行病与观念》一书。医学社会史的出现,再加上公众对艾滋病的关注,导致史学界开始重视研究流行病史以及非洲社会的应对。该书通过世界不同地区的案例,试图揭示“人为制造的鼠疫形象如何影响到民众回应”,并折射出遭受鼠疫影响社会的“文化和政治观念”。28 此外,兰杰还主编了另外两部有关非洲国家合法性和非洲国家认同的研究文集。291995 年,兰杰出版了《难道我们不是人? 津巴布韦的萨姆坎戈家族和非洲人政治, 1920—1964 年》一书。萨姆坎戈家族曾积极投身津巴布韦民族解放事业。兰杰与萨姆坎戈家族两代人关系密切,该书书稿是在萨姆坎戈家中撰写完成的,大量利用该家族档案。该书试图通过展示一个家族两代人的命运沉浮,从而反映20 世纪20 至60 年代津巴布韦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30以民族主义为研究对象的非洲史研究1997 年退休后,兰杰重返津巴布韦。此后三年时间里,兰杰一直在津巴布韦大学历史系任教。在这一时期,随着非洲国家在殖民独立之后逐渐出现社会衰败、经济停滞和政治暴力,非洲国家性质和非洲国家内部政治进程成为了非洲史研究的关注焦点,非洲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殖民统治终结的意义以及“殖民遗产”对当代非洲发展的影响。31 由于津民盟与津人盟的政治分歧,再加上恩德贝莱人和当地的绍纳人之间的族群冲突,津巴布韦出现严重危机。32兰杰作为较早支持津巴布韦民族独立运动的少数白人之一,对津巴布韦局势恶化感到痛心,并试图从历史视角进行深入反思。1999 年,兰杰出版了《岩石的声音》一书,他试图理解津巴布韦西部马托波斯 山区以及周边的马塔贝莱兰地区的冲突根源。马托波斯山在英帝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里是帝国主义者塞西尔·罗得斯的葬身处,贝登堡勋爵 也是在这里萌生了创立童子军运动的设想。到20 世纪80 年代中期,津民盟和津人盟在该地区发生激烈冲突。这是津巴布韦地方史研究方面的开创性着作,兰杰将“文化、历史与自然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揭示了白人移民和非洲人在宗教和政治上的冲突。33兰杰批评殖民主义的基本信条,即保护“自然”,从而使“自然”免受非洲“文化”的侵害。兰杰认为,罗得西亚白人关于“自然”的观念来自殖民地文化和历史,尤其是殖民者的审美观念。1896 年起义之后,罗得斯和他的随从鼓励基督教传教团在马托波斯建立传教站,希望以此实现长期统治。殖民者期待山区的非洲民众在宗教皈依以及参与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中,能够接受外国统治。在这一殖民化过程中,欧洲人觊觎马托波斯山,在殖民征服之后,他们将这里视作“白人的乐园”,是被白人所“驯服”的“荒野”,殖民者辩称这是为了不让“自然”遭受非洲“文化”的侵害。34 白人相信,山区应当被“保护而非利用”: 为欧洲人而保护,而不是为非洲人所开发利用。为了将马托波斯打造成白人的乐园,“科学”保护的意识形态,被当作针对当地山民的有力武器。这里所说的“保护”并不意味着马托波斯山完全归于自然,而是供作纪念和白人娱乐之用,而非非洲人的耕作。相应地,殖民官员威胁要将马托波斯山从非洲人的“贪婪”和“无知”之中解放出来。面对白人殖民者的侵入,非洲人的反抗却并非团结一致的。一些非洲人接受“现代性”和西式教育,希望赢得白人支持,而另一些非洲人则诉诸于“传统”,希望说服白人遵守塞西尔·罗得斯曾经做出的承诺,保护非洲人免受白人侵害。尽管非洲人的诉求取得某些胜利,但是这两种策略最终都未成功。20 世纪40 年代以后,马托波斯的山区民众最终转向大众民族主义政治,他们发起强烈的抗议运动,并与邻近的布拉瓦约城镇的政治运动结合起来。20 世纪60 年代反殖民斗争进入高潮阶段以后,马托波斯山成为“民族主义情绪最为高涨的地区之一”和“激进民族主义的中心”。35在解放战争 期间,津人盟和津民盟游击队均对当地人的马波托斯山宗教崇拜表示尊重,同时也都强调本党与这一山区的历史联系。当解放战争结束后,这一地区仍然并不和平。《岩石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兰杰之前对于农民意识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也表明他对新兴的环境史研究的关注。他在书中借鉴了其他有关非洲、南亚的殖民环境保护和非洲社会反抗的史学着作。36《岩石的声音》是最为详细讨论非洲的一个国家公园的形成的着作之一,注重将国家公园的形成与更为广泛的地区历史结合起来进行讨论,书中实现了民族主义史、新环境史和宗教史这三类研究的有机结合。37在津巴布韦大学任教期间,该校因为津巴布韦持续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而衰落。兰杰对昔日的非洲民族主义者持严厉批评态度,他激烈批评津巴布韦政府为了证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而将津巴布韦历史简单化为“爱国史”。38 2000 年,兰杰和他的两名学生共同出版了《暴力和记忆: 马塔贝莱兰“黑森林”百年史》一书,关注一个世纪以来马塔贝莱兰地区的暴力历史。这部着作的出版表明,兰杰逐渐对民族主义政治及其在后殖民时代所表现出的负面影响感到幻灭。39晚年的兰杰经受着病痛折磨,但他仍然以极大毅力从事非洲史研究。2010 年,兰杰出版了《燃烧的布拉瓦约: 一个南部非洲城镇的历史,1893—1960 年》一书。40与之前着作类似,兰杰在这部着作中也讨论非洲人的主动性和历史记忆、殖民统治的性质以及非洲民族主义的演进。不过,不同的是,他的关注焦点不再是农村地区,而是聚焦于城镇。兰杰在书中称,他的关注点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年迈体弱,无法到偏远乡村地区进行研究。不过,这一关注点的转变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因素。20 世纪90 年代,津巴布韦城镇地区工会罢工频频发生,反对党争取民主变革运动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改变了津巴布韦的政治图景。面对以城镇为基础的反抗运动,津民盟重新提出民族主义话语,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有关津巴布韦城镇和工会运动的史学着作,这些着作试图重新思考反殖民斗争历史。这些着作为兰杰的研究奠定了基础。41从副标题可以看出这是一部南部非洲的城市社会史着作,兰杰在书中讲述了1946 年的城镇骚乱,他不仅试图复原城镇史,而且将历史研究和文学想象结合起来。兰杰在这本书中不仅关注布拉瓦约的黑人,同时也研究白人群体在布拉瓦约城镇历史上的地位。兰杰注意到,数十年的非洲研究更多关注黑人群体,而较少关注白人群体。兰杰认为,自己最初撰写非洲人的历史,是因为罗得西亚白人统治时期的历史过于关注白人的历史作用。然而,近年来随着津巴布韦陷入危机,白人农场被侵占,白人群体在津巴布韦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客观作用也遭到忽视。兰杰试图通过探讨布拉瓦约城镇的演变,从而探究非洲土着、传教士、白人移民、帝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相互影响。结语兰杰的非洲史研究主要关注南部非洲,尤其是津巴布韦。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兰杰的研究涵盖宗教史、民族主义史、农村史、城镇史、文化史和环境史等诸多领域。兰杰的非洲史研究关注焦点经历了重要转变,正如兰杰总结自己学术历程时所说: “我本人最初是信奉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然后变成研究乡村社会、环境和宗教的历史学家,而后又变成研究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42兰杰的非洲史研究生涯,恰恰折射出非洲史学科半个世纪的发展演变。概括起来,兰杰的非洲史研究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特点。第一,兰杰的非洲史研究具有深切的现实关怀。兰杰的非洲史研究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他所选取的问题往往契合当时非洲发展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从而使其史学研究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兰杰早年参与津巴布韦的反种族隔离斗争,并且与津巴布韦民族主义领袖结下了深厚友谊,这成为他推动建立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重要现实背景。20 世纪80 年代,在非洲国家遭遇发展困难情况下,包括兰杰在内的非洲史学家试图从殖民时代历史经历中探寻非洲发展遭遇挫折的原因。到2000 年津巴布韦危机发生前后,兰杰开始深入探究冲突和暴力的历史根源。第二,兰杰强调跨学科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兰杰的非洲史研究注重吸收借鉴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兰杰强调与英国史、欧洲史研究同行进行理论交流的重要性,将英美史学界流行的研究方法和概念引入非洲史研究之中,同时也使得英美史学界开始关注非洲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包括兰杰在内的一大批非洲史学家注重借鉴跨学科研究方法和视角,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英美学界的非洲史研究取得长足发展。第三,兰杰强调非洲人的历史能动性。非洲史学科是伴随着20 世纪60 年代非洲民族国家独立而诞生的。强调非洲人在非洲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能动性,这从一开始就是非洲史学科与以往的帝国史研究的重要区别。非洲史研究在20 世纪80 年代经历了重要转变,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日益受到关注,研究领域大大扩展。尽管如此,强调非洲人的能动性以及殖民霸权的有限性,这逐渐成为非洲史学家的一个共识,并涌现出一大批重要研究成果。兰杰及其非洲史研究着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兰杰既是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开创者之一,同时也是一位信奉自由主义观念的英国学者,他与非洲本土学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兰杰与非洲本土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生隔阂,这影响到兰杰的津巴布韦史研究。例如,在为撰写《岩石的声音》一书搜集资料时,他发现自己很难赢得当地神庙的信任,直至很久以后才获得所需资料。一位津巴布韦本土学者对兰杰的着作评价道:“究竟应当把兰杰的着作看作是非洲学家书写的历史 ,还是看作津巴布韦人所书写的历史……从思想上看,我们过于依赖兰杰来撰写我们的历史,以至于很少黑人学者撰写这样的着作。”43这大致反映了非洲本土学者对兰杰及其着述的矛盾心态。参考文献:1.Peter Limb,“Terrence Ranger,African Studies and South African Historiography”,Historia,Vol. 56,No. 1, 2011,p. 1.2.近年来,中国的非洲史学界日益关注国外非洲史研究的发展脉络,特别是近年来的最新发展趋势,主要参见舒运国: 《非洲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张忠祥: 《20 世纪非洲史学的复兴》,《史学理论研究》2012 年第4 期; 张永宏、王涛: 《非洲历史的整合与分割———非洲史研究的当代走向》,《世界历史》2013 年第4 期; 张忠祥: 《口头传说在非洲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史学理论研究》2015 年第2 期; 张忠祥: 《20 世纪年代以来非洲史学的新进展———以医疗史研究为个案》,《史学集刊》2015 年第4 期; 刘鸿武: 《非洲实现复兴必须重建自己的历史———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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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等国的非洲史学界在反思20世纪60至70年代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殖民统治与非洲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殖民地国家的性质与基本特征、殖民统治与非洲社会变迁之间关系、非洲社会变迁与非殖民化的内在关联等重要问题。这些研究表明,殖民统治时期是非洲社会发生急遽变迁的时代,族群、习惯法、间接统治和强制经济制度极大改变了非洲社会结构。与此同时,非洲社会变迁塑造着欧洲殖民者对于殖民地的认知与政策,这是理解非殖民化的重要社会背景。

关键词 非洲 殖民地国家 族群 习惯法 间接统治

殖民统治时期的非洲社会变迁是近年来非洲史研究的主题之一。从1890年前后英、法等国对于非洲殖民统治大致确立,到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非洲民族国家实现独立,这70年左右的殖民统治时期是非洲史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在殖民统治之下,非洲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与此同时,非洲社会变迁也对殖民统治政策理念和方式手段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构成非殖民化的社会背景。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的非洲史学界重新审视殖民时期非洲史,在研究内容、方法和观点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从而大大丰富甚至改变了我们对于殖民时期非洲史、英帝国史以及非殖民化的认知。近年来国内学界日益关注国外的非洲史研究成果,不过主要侧重于20世纪60至70年代的非洲民族主义史学,较少涉及近三十年来英美学界的最新研究动向。本文首先回顾20世纪80年代英美学界的殖民时期非洲史研究兴起的基本背景,然后对代表性观点进行评述,最后简要分析这些研究所存在问题,以期引起国内学界对于相关研究的注意。

一、重新审视殖民时期非洲史

在非洲民族国家独立背景下,建立民族主义史学、消除殖民史学的影响成为当时非洲大陆非洲史研究的主要任务,这些研究强调从非洲人视角自下而上地研究非洲历史,而不是帝国史。相关研究主要关注非洲人对于殖民统治的抵抗,以及前殖民时代的非洲国家形态和贸易。作为当时国际非洲史研究的中心,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以及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吸引了大批非洲本土以外的学者。例如,“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主要成员包括英国学者特伦斯·兰杰(Terrence Ranger)、约翰·隆斯达尔(John Lonsdale)、约翰·伊利夫(John Iliffe)、约翰·麦克拉肯(John McCracken)和爱德华·阿尔珀斯(Edward Alpers),以及圭亚那的非洲裔学者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eny),他们在非洲民族主义史学创建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点也反映出非洲民族主义思潮对于当时国际非洲史学界的影响。

在非洲民族主义潮流的影响下,英美学界的非洲史从传统“帝国史”之中蜕变出来,逐渐发展成为专门的学科门类。在英国,罗纳德·奥利弗(Ronald Oliver)从1948年起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非洲史,这是英美学界的第一个非洲史教职。从1953年起,奥利弗旗帜鲜明地强调非洲史不同于帝国史,并提倡自下而上地进行研究。奥利弗和费奇(J. D. Fage)于1960年共同创办《非洲历史杂志》,并于1975至1986年间共同主编八卷本《剑桥非洲史》。在美国,从1957年非洲研究协会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设非洲研究项目的高校达到30多所,《国际非洲历史研究杂志》和《非洲研究评论》等专业刊物相继创办,一批学者开始专门从事非洲研究。例如,著名非洲史学家让·范西纳的非洲口述史研究就开始于这一时期。范西纳认为,非洲拥有着丰富的可以辨识和认知的史料来源,能够像西方书面资料那样加以理解;因此,非洲不仅拥有自己的历史,而且与欧洲历史一样是可知的。

在当时的英美学界,非洲史学家通常将殖民主义视作阻碍非洲历史前进的“拦路石”,他们并不关注殖民主义本身,而是更感兴趣于研究非洲民众反抗的过程与后果,代表人物有巴兹尔·戴维逊(Basil Davidson)和托马斯·霍奇金(Thomas Hodgkin)。当代著名非洲史学家弗里德里克·库珀曾谈到,当年在他就读研究生期间(1969—1974年),只有前殖民时代历史或者殖民抵抗才算得上真正的非洲历史,倘若要研究殖民统治则会被贴上“重回帝国史老路”的标签。库珀还回忆道,当时有学者甚至认为,“关于殖民主义,只要读读法农的著作,知道殖民主义是多么恐怖就足够了。”

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英美学界的非洲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殖民时期非洲历史,反思殖民统治与非洲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一重要转变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20世纪80年代非洲国家普遍出现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在这一背景下,非洲史学家对于非洲民族国家建构产生幻灭感,不再关注于通过重新发现非洲古老历史来为非洲民族国家提供合法性,而是试图从殖民时期历史中探寻非洲民族国家遭遇发展挫折的原因。其次,英美学界日益关注欧洲与前殖民地之间的历史互动。随着20世纪80年代非洲国家高校普遍出现经济困难,大批非洲学者移民发达国家,这在客观上加速了非洲研究的国际中心由非洲大陆转向英美两国。这些供职于英美高校的非洲学者关注殖民地与帝国本土之间的历史联系,并且强调殖民经历对于理解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性;最后,20世纪70年代以来,殖民历史档案的相继开放为重新审视殖民时期历史提供了客观条件,而欧美史学研究的整体发展态势也影响到非洲史研究的发展走向。此外,其他发展中国家历史研究的发展也为非洲史研究提供重要借鉴,譬如印度的“庶民研究”。

相比于此前的民族主义史学,非洲史学家开始对于殖民统治本身进行深入研究,并且强调殖民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使得非洲史和帝国史的研究领域趋于接近;其次,就研究内容而言,研究者在对殖民统治本身进行反思的同时,深入探讨族群、法律、宗教、婚姻、家庭与性别关系等领域的社会变革,并将其置于殖民统治与非洲社会的互动关系之中加以考察;再者,研究方法趋于多样化,相关研究日渐强调借鉴人类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二、反思殖民统治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洲史学家对于殖民统治本身加以反思,批评此前的民族主义史学过分强调非洲对外部入侵的回应,往往假定殖民主义是理所当然的存在,而没有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在此前的非洲史研究基础上,学者们对于殖民统治进行深刻反思,尤其关注殖民地国家的性质以及殖民霸权的有限性。

1.殖民地国家的性质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受到马克思主义和依附理论的影响,当时的非洲史研究通常将殖民地国家视作帝国本土利益的代理人,认为它的目的是确保剩余积累的形成并向帝国本土转移。然而,布鲁斯·伯曼、约翰·隆斯达尔等人在研究肯尼亚等非洲殖民地实际运作过程的基础上,对于将殖民地国家视作帝国本土利益代理人的观点提出质疑。

伯曼和隆斯达尔强调:第一,殖民地国家具备相对独立于帝国本土利益的行动能力。在殖民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殖民地政府和帝国本土政府之间一直存在着冲突。在不同历史时期,帝国本土对于殖民地政府结构和行为的控制程度也有很大差别。而且,殖民地国家的形式、结构和实际运转过程,这些都很难单纯用帝国本土利益因素来解释,必须考虑到非洲殖民地内部社会经济状况。第二,帝国本土要求殖民地实现财政自给自足。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殖民地财政自给自足一直是英、法两国对非洲殖民地的一项基本政策。由于无法依赖帝国本土的财政支持,殖民地政府只能依靠非洲当地税收来源,因而与非洲本地的生产和贸易有着密切关系,并且与非洲当地社会力量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三,分权是帝国本土与非洲殖民地国家关系的主要特征。以英国为例,它有意避免对殖民地的集权化控制。在事关殖民地与帝国关系的重大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英国赋予殖民地总督和殖民地官员以自由裁量权,希望各殖民地政府因地制宜地执行政策。基于上述原因,伯曼和隆斯达尔认为,殖民地国家并不单纯是帝国本土利益的代理人,它的结构和行为不能仅仅从外部的帝国本土因素来解释,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由殖民地内部因素所塑造。

关于殖民地国家运转的实际过程,以往研究强调欧洲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明确界限,以及殖民地国家政策制定和执行之间的一致性。然而,近年来的非洲史学家更加关注殖民地国家内部复杂的权力分配,试图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如何塑造殖民地国家,并影响其运转过程。他们认为,在殖民地国家塑造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社会群体,不仅包括非洲酋长和欧洲军官和文官精英阶层,而且还有充当翻译、学校教师、税务官员的非洲人,以及身为林业专家、传教士和人类学家的欧洲人。按照这一观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而且,殖民统治的具体实践比以往所认识的复杂得多,殖民政策的实施过程并非殖民官方所宣扬的那样协调,而是时常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

2.殖民霸权的有限性

关于殖民统治,以往研究较多强调殖民统治对于非洲社会的霸权控制。然而,近年来包括非洲在内的殖民地历史研究在承认殖民统治的残暴性和剥削性的同时,日益强调殖民霸权的有限性。殖民霸权的有限性之所以形成,主要是由于殖民地国家内部存在巨大的利益冲突,殖民地国家的资源有限性,以及非洲社会历史进程对殖民地国家的塑造作用。殖民统治在试图改造非洲社会的过程中,往往受到非洲当地社会关系和当地社会发展进程的制约,它需要在殖民地社会相互冲突的利益之上维持岌岌可危的主权。

这些非洲史学家强调,与殖民霸权有限性相关的是,殖民地国家对于非洲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变革抱着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它需要引导和推动殖民地的经济社会变革,重新组织当地生产以满足帝国本土需求,并为殖民地国家提供税收来源。在这一过程中,殖民地国家促进了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和工资劳动的发展,而这些都推动了非洲社会变革,使其与帝国本土资本主义经济和世界经济联系起来。除西非沿海的某些地区外,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在殖民时代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这主要是商业资本活动和非洲人对于市场刺激的自觉回应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重组非洲当地生产,殖民地国家通常运用强制手段迫使非洲人从事商品生产或者成为工资劳动力,常见形式有税赋、强迫劳动以及强制农作物生产。人头税或者“棚屋税”的功能不只是为殖民地国家提供基本税收,而且也是为了刺激非洲人的金钱需求。控制非洲劳动力,并将其纳入可征税的经济活动之中,这是殖民地国家的中心任务之一。例如,在坦噶尼喀和肯尼亚,德国和英国殖民者鼓励亚洲商人渗透到内陆地区,以刺激非洲当地人产生对于廉价进口产品的喜好,并逐渐开始熟悉金钱生活,从而打破了非洲人的自给自足经济。

另一方面,殖民地国家必须将殖民地经济社会变革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殖民地国家的劳动力政策明显表现出这一点。殖民统治确立之后,殖民地国家更多需要依靠欧洲贸易公司、特许企业、矿业公司和侨民等来获取税收和财富,而这些欧洲资本的利润依赖于充足而廉价的非洲劳动力供应。然而,直至“二战”前后,殖民地国家一直不希望非洲劳动力彻底实现无产阶级化,而更愿意维持移民劳动体系。在新兴的城镇、矿山和港口码头,大量涌入的非洲移民劳动力仍旧保持着与乡村紧密的经济和社会联系。对于殖民地国家而言,移民劳动力体系在解决殖民地资本主义发展所需劳动力的同时,又将非洲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成本转嫁给非洲人及其农村家庭。殖民统治对于非洲资本主义变革的限制,还表现在农业生产领域,例如黄金海岸殖民当局对于非洲农民可可生产的态度。殖民当局意识到,非洲农民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维持可可低廉价格的关键,因而采取措施保护传统土地所有制,维持移民劳动力体系,并且设立可可市场销售局,从而阻止非洲本土资本积累,遏制非洲农民内部的阶级分化,使其依附于欧洲资本所控制的市场体系。

三、殖民“发明”及其限度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非洲史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殖民统治与非洲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热烈讨论。围绕着间接统治、族群和习惯法的形成过程,当时的非洲史学界出现了一大批研究著作,这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特伦斯·兰杰于1983年提出的“传统的发明”概念。这些研究强调,传统、法律和族群是殖民当局所主导的社会建构过程的产物。殖民者意在保存传统和社会秩序的同时,迫使非洲社会屈服于殖民统治,从而确立殖民霸权,此即所谓的“传统的发明”。这些研究触及殖民统治话语的基本悖论,即在保存过去、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又要保护非洲人免受现代性创伤。这一悖论明显表现在殖民者对于“去部落化”或者“穿裤子”非洲人的鄙视态度,因为恰恰是这些人最热情地回应殖民统治的“文明使命”。这些研究的价值还在于,它们促使我们质疑传统、习俗和族群的永恒性,从历史视角理解它们的发展,并分析它们是如何被殖民政府和地方当局所利用和操纵。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非洲史学家日益强调殖民“发明”是有限度的,不应当夸大殖民者操纵非洲制度以建立霸权的能力;传统、族群和习惯法并非能够轻易制造或者操纵的,殖民统治依赖于这些制度而得以维持,但这也对殖民力量构成限制。以下简要介绍间接统治、族群和习惯法三个方面的研究状况。

1.间接统治

自20世纪80年代“传统的发明”理论出现以来,学者们常用它来分析英国的间接统治政策。相关研究强调殖民当局试图通过确认和操纵非洲统治者,从而利用它们的合法性,以达到确立殖民霸权的目的。在没有酋长的地区,殖民政府会创造出酋长;在业已存在酋长的地区,殖民政府所青睐的候选人往往战胜民众的选择。这些研究强调,酋长首先必须满足殖民者的土地、劳动力和税收需求,并且常常为此牺牲对于当地社会的责任。

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非洲史学家在强调殖民霸权有限性的基础上,着重探讨间接统治的现实原因以及殖民者的意图,并关注殖民者自身的文化观念在间接统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首先,殖民地国家自身力量有限,他们依赖于非洲当地权威结构来实施统治。殖民统治合法性建构在武力强制之上,但同时也需要被殖民者的承认与合作。由于殖民统治依赖传统权威、法律和习俗来维持,因此在围绕着权力和资源获取而展开的持续斗争中,“传统”成为引发冲突的重要根源之一。在资源有限情况下如何确立有效控制,这是英、法所属非洲殖民地普遍面临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萨拉·贝里将殖民地国家称作“低成本霸权”(hegemony on a shoe string)。就此而言,英、法殖民政府管理体系存在较大相似性,法国同样需要通过酋长制来实现统治,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比英国殖民政府更坚定地支持“他们的”酋长。

其次,殖民者意图通过“间接统治”实现非洲社会碎片化和社会变革的双重目标。殖民统治者对土著酋长等非洲本土社会力量的依赖,将“部落”视作殖民地基本的行政单元,以及将族群分类作为非洲社会认同的基础,所有这些相互关联的政策,其目标都是要实现对于殖民地的“分而治之”,从而避免殖民地社会的内部融合。将非洲政治和社会力量限制在地方行政单元之内,这不仅有效避免了殖民地国家直接卷入复杂多样的地方性冲突,也遏制了非洲反抗力量在整个殖民地范围内的联合,从而对于殖民秩序构成挑战。例如在坦噶尼喀,殖民官员遵循着将不同社会层面尽可能碎片化的原则,因为跨地区或者跨族群的交流可能引起非洲民众的联合,并进而威胁到殖民官方的间接统治。碎片化的非洲社会最有利于殖民统治,这也解释了间接统治何以成为殖民统治的惯用手段。正因为如此,殖民地国家鼓励殖民地的文化多样性,而非文化同质性,并以此作为实现控制的工具,“治下民众越是复杂,越容易实现分而治之”。

与此同时,在“保护”非洲“传统”社会结构的前提下,殖民统治者试图通过间接统治来推动非洲社会变革。从20世纪20年代起,殖民当局逐渐通过酋长和乡村首领来传授并推动农业技术改良,正如一位尼亚萨兰殖民官员所说,“间接统治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又能保护传统,使得非洲人免受现代性的痛苦”。

最后,间接统治与殖民者对非洲社会的想象和认知有着密切关系。欧洲殖民者往往认定非洲人是由部落、村庄和亲缘群体等相互排斥的社会文化单元所组成,它们的习俗和内在结构一直未曾发生过变化,“每个部落应被视作是独特单元……每个部落皆处于酋长统治之下。”欧洲殖民者起初认为非洲“部落”社会处于社会进化的较低阶段,根本不值得加以保护。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殖民官员开始认识到“保存”部落传统对于维持有效控制的重要性,并试图重新发现“传统”的价值,使其成为殖民行政机构的基础。

2.族群

20世纪80年代,特伦斯·兰杰、约翰·伊利弗和约翰·隆斯达尔等人在研究殖民时期东南部非洲历史基础上,提出殖民主义“发明”部落的观点。由于他们着重强调“部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因而被称作建构主义族群理论流派。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殖民时期非洲史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对于建构主义理论做出修正与补充,他们强调该理论过高估计了殖民统治在族群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严重忽视了前殖民时代和殖民时代的历史连续性。相关研究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前殖民时代的非洲并不是由界限鲜明的部落所组成的僵化停滞的社会。在前殖民时代,非洲人隶属于家庭、血统、宗教秘密团体、乡村共同体和酋长领地等流动的、相互重叠的社会网络,当时并不存在政治界限明确的部落或者“族群”。尽管大多数非洲族群的文化根源可以追溯到前殖民时代,但是制度和意识上的成形则要到殖民统治时期。

其次,“部落”或“族群”形成于殖民统治时期,受到殖民主义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的深刻影响。对于非洲社会而言,殖民统治之下急遽的社会变革无异于一场道德和物质危机,族群正是在这些相互交织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变革进程中形成的。殖民统治的结构特征,以经济作物生产和工资劳动力为基础的殖民地经济,殖民政府对于政治边界的划定以及对于非洲民众的分类,所有这些急遽地改变了非洲社会结构和空间组织,成为塑造族群认同的形式与内容的结构因素。在这一过程中,殖民地官员、传教士和人类学家扮演了重要角色。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族群一直保持着显著的流动性,其族群界限不仅在前殖民时代含混不清,甚至在殖民统治时期仍然如此。

再次,“族群”的形成是建立在非洲社会结构演变的基础之上,是非洲现代化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族群在内的“传统发明”是殖民征服、统治和剥削过程中的一个复杂的动态进程,它贯穿于整个殖民统治时期。当殖民政府试图利用非洲传统时,它们也受制于这一难以掌控的话语,“旧有传统不断被重新解释,习俗不断被讨论,而族群界限是可以跨越的,这些都是动态的历史进程”。

最后,应当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理解非洲族群的形成。一些学者反对过分强调殖民统治在非洲族群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这忽视了自前殖民时代以来非洲人社会认同所具有的延续性。以乌干达为例,非洲史学家似乎对于阿乔利、布吉苏和特索等由英国人“想象的”群体更感兴趣,而较少关注在前殖民时代已存在的、在群体身份认同基础上形成的族群认同,例如布干达和布尼奥罗。

3.习惯法

20世纪80年代,马丁·查诺克、萨莉·福尔克·穆尔等人在研究马拉维、赞比亚和坦桑尼亚案例基础上指出,随着面向市场的农业生产和移民劳动的发展,殖民时期非洲农村社会围绕着劳动力、财富和土地的控制权而出现新的紧张关系。年长者和酋长们日益强调传统的道德规则和亲缘关系,希望以此来维持自身对于日趋分化的家庭和新的财富形式的控制权。在这些酋长和男性年长者所提供信息的基础上,殖民者对于习惯法进行整理,主要用于规范“部落”民众的婚姻、土地与财产权。在这一过程中,殖民当局将基督教教义、普通法,以及用于实现社会控制的行政规章纳入习惯法之中。这些经过编纂的习惯法在确保殖民行政统治、改造殖民地经济、确立殖民地道德秩序以及实现殖民统治合法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质疑查诺克和穆尔等人夸大了欧洲人操纵和创制习惯法的能力,并对他们的观点做出修正和补充。首先,强调非洲民众在习惯法的成文化和实施过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由非洲人和欧洲人、基督徒和穆斯林、传统性与现代性所构成的殖民地法律体系之中,习惯法是在围绕着财产、劳动力、权力和权威的争夺过程中形成的。非洲人在习惯法创制方面的主动性并不亚于殖民者,殖民地国家很少介入事关非洲社会内部冲突的法律领域,而非洲人则会诉诸于法律来捍卫自身利益,“法律规则和程序不仅是欧洲人的统治手段,同时也是非洲人抵抗、适应和革新的工具”。例如,土著法庭为试图逃脱不满意婚姻的妇女提供了机会。其次,经过整理而成的习惯法并不单单是殖民官员、非洲酋长和男性年长者意志的体现,更是非洲社会内部剧烈变革的反映。早在习惯法成文化之前,非洲社会内部已经就习惯法内容发生激烈争论,而成文化只是使得这一争论变得更为激烈。事实上,英国殖民官员为了能够灵活地应对不同情况,常常反对习惯法的成文化,这使得非洲人对于习惯法往往做出与殖民官员不同的解释。

四、多角度的殖民时期非洲社会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殖民时期非洲史学所取得的进展,还表现为研究范围的拓展以及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相关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政治和经济领域,而是拓展到妇女、城市、医疗、家庭、宗教和文化等诸多领域,研究成果蔚为大观。笔者仅选取部分代表性研究成果进行简要述评。

在妇女史领域,以往研究通常认为,男人们外出从事生产性的工资劳动,妇女则在农村从事非正式经济活动,她们处于殖民地经济边缘。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者对于这一观念提出挑战,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四个方面。第一,非洲妇女在殖民地社会经济变革进程中并非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扮演了积极角色。第二,在针对殖民统治的抗议和抵抗运动中,妇女的组织和策略问题。第三,城镇地区妇女的政治、宗教和经济活动研究,这些研究颠覆了以往关于城镇地区只是非洲男性生存空间的观念。第四,殖民统治与家庭生活观念变迁研究。研究者主要关注殖民主义将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生活观念移植到非洲社会的过程,以及非洲妇女对于这一观念的回应。

城市史领域也取得重要进展。此前的大多数非洲史学家认为,非洲基本上是农村社会,只有乡村才值得研究,而城镇则被有意无意忽视。20世纪80年代初,查尔斯·范·恩塞伦和弗里德里克·库珀较早开始研究殖民时代非洲城镇史。目前英美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殖民地国家对于城镇空间的控制。相关研究强调,殖民政府对于非洲人实施控制和隔离的能力有限,即便是在殖民统治力量相对较强的东南非洲殖民地,非洲人仍能绕过这些严苛规定。第二,特定社会群体的兴起以及疾病、失业、犯罪、娱乐休闲方式以及娼妓等问题。第三,非洲城镇环境与非洲民族主义的兴起。例如,詹姆斯·布伦南在关于殖民时代达累斯萨拉姆的社会史研究中强调,非洲人对于印度人群体特权地位的不满情绪,是坦噶尼喀民族主义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

医疗社会史是殖民时期非洲史的另一重要研究领域,相关研究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侧重于分析医学话语与殖民权力及控制的关系问题,这类研究主要受到欧美医学社会史以及社会建构理论的影响,集中关注种族、性别和族群等身份认同政治。例如,梅甘·沃恩借鉴米歇尔·福柯的理论,分析殖民主义医学话语如何建构非洲人的身份认同。另一类研究则侧重于医学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殖民地医疗体制、疾病模式的变化及其社会成因、疾病与殖民政治经济的关系等话题。例如,兰德尔·M. 帕卡德力图揭示肺结核病的蔓延与种族隔离时代工业化进程之间的内在关联,迈伦·埃琛伯格研究黑死病对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塞内加尔政治、社会以及医疗卫生领域的影响,而南希·罗丝·亨特则通过考察妇女生育问题来分析比属刚果殖民政府与非洲社会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研究创新还表现在史料和研究方法方面。丰富的殖民档案文献极大地推动了殖民时期非洲史研究。然而,非洲史研究者日益认识到这些殖民档案的局限性,并强调利用口头资料、司法记录、照片图像资料以及非洲文学作品等殖民档案之外的史料,试图更为全面地展现殖民时代的非洲社会变迁。另外,殖民时期非洲史研究方法也日趋多样化,例如借鉴人类学、艺术史以及环境研究的研究方法。

五、非洲社会变迁视角下的非殖民化研究

随着非洲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遭遇到种种困难,研究者试图重新理解非殖民化的历史意义。同时,非殖民化时期档案材料的相继公开也为重新解读非殖民化历史提供客观条件。关于非殖民化,近年来非洲史学者主要强调两点。第一,以往研究较多是从殖民宗主国的视角出发,所探讨的更多是“非殖民化”的“计划性”问题和国际背景因素,而忽视了非洲殖民地社会历史背景和非洲社会能动性。第二,殖民地社会变迁塑造着殖民者对殖民地的认知与政策,是非殖民化的重要背景。这些学者反对简单地将民族解放运动视作“非殖民化”的根本原因。他们认为,聚焦于殖民统治最后时刻的宪政变革、政治组织和斗争的解释,往往会过分强调民族主义在决定非殖民化节奏方面的影响,而忽视了殖民地政治经济变革,而这一变革是决定非殖民化是否发生以及以何种形式发生的关键因素。

一些非洲史学家以“二战”为界,将此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视作非洲殖民统治的后半时期。他们认为,随着非洲社会变迁,殖民统治理念与之前相比发生重要转变,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殖民统治后期的国家性质及其与独立国家之间的历史联系。弗里德里克·库珀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的研究结合了帝国史和非洲社会史这两个领域。库珀强调,以“二战”为界,非洲的殖民统治大致可以分为“保守型”和“发展型”前后两个阶段。在“二战”前的“保守型”殖民主义阶段,殖民统治变革目标十分有限。而在“发展型”殖民主义阶段,殖民者在残暴镇压殖民地反抗(例如法国在马达加斯加和阿尔及利亚,以及英国在肯尼亚)的同时,也开始推行全面的经济社会变革,这与非洲社会内部变革以及国际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非殖民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二战”后,英、法两国放弃殖民地财政自给自足原则,为殖民地发展注入大量资金,并积极推动非洲殖民地全方位的经济社会变革。在殖民宗主国和殖民地政府的积极推动下,非洲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商品和生产关系加速发展。库珀重点关注城镇地区社会变迁与非殖民化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随着工人力量逐渐发展壮大,各殖民地频频发生的罢工事件极大地改变了殖民官员对于非洲社会的认知。英、法殖民官员此前对于非洲社会有着相似的认知,都认为非洲社会是由“部落”农民和受教育的西化精英这两部分所组成,而在矿山、城镇和种植园中的非洲劳动力被视作“去部落化”农民。然而,这些罢工事件使得殖民者认识到这些非洲工人并非“去部落化”农民,而是城镇无产阶级,应当允许他们像欧美工人一样组织工会,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城镇的稳定。在殖民者不允许殖民地发展政治组织的情况下,这些工会成为民族独立运动重要的支持力量,这也是很多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是从领导劳工运动起家的重要原因。

另一些学者则关注农村地区在非殖民化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是在英属东南非洲殖民地。20世纪40年代前后,英国殖民统治者日益强调非洲农村的环境破坏和土壤侵蚀问题的严峻性,并着手实施殖民地农业发展计划,希望以此维护非洲农村的社会稳定,并消除民族主义的影响。然而,这些计划未能有效地维护非洲农村稳定,反而使得非洲民族主义原本无力动员的农村民众也成为反抗殖民统治的重要力量。

库珀强调,这些殖民地社会冲突直接聚焦于殖民地国家。在“保守型”殖民主义阶段,统治农村地区的是那些了解土著民众的白人官员或者熟悉本地传统的酋长,他们能够将民众不满限制在地方层面。然而在“发展型”殖民主义阶段,在非洲农村地区居于主导地位的是那些只懂专业技能和管理知识的技术专家。随着民族主义组织在整个殖民地范围内的兴起,基层殖民政权和酋长机构合法性岌岌可危,殖民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开始坍塌。到20世纪50年代,原先的统治模式难以维持,殖民地国家开始成为殖民地冲突焦点,并日益成为帝国本土与非洲民族主义力量达成和解的障碍,这是非殖民化重要的历史背景。

结 语

在认识到英美学界关于殖民时期非洲史研究所取得成就的同时,我们更应当注意相关研究所存在的问题。

第一,尽管近三十年来非洲史研究取得长足进展,但是某些重要领域仍然亟待研究。与殖民时期非洲社会史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殖民时期经济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陷入停滞。仅有的相关研究主要以微观和个案为主,宏观研究严重缺失,并且主要研究成果多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殖民时期非洲经济史研究陷入停滞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非洲史学界将注意力从物质转向文化因素,忽视了对于非洲大陆而言极为严峻的贫穷和发展问题,而日益关注种族、身份认同和性别等发端于西方世界的研究话题,非洲史学家更多关注的是欧洲殖民者对于非洲社会的认知如何影响到殖民统治。再譬如妇女史研究,尽管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已为学界所认可,并且多部妇女史著作荣获美国的非洲学界最高奖项“梅尔维尔·J. 赫斯科维茨奖”(Melville J. Herskovits Award),但是妇女史研究在整个殖民时期非洲史研究中的影响仍然极小。

第二,现有研究淡化或者低估了前殖民时期与殖民时期历史的内在联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殖民档案的开放,重新解读殖民时期历史成为非洲史研究的重点,而前殖民时代历史研究逐渐被边缘化。这种对于现代历史的过分关注,导致英美的非洲史学界普遍接受了前殖民时代历史的简单化认识,并且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前殖民时代与殖民时代的历史联系。理查德·里德将这一倾向概括为“唯今主义”(Presentism),认为这将导致研究者所关注的历史时段被严重缩短。针对这一状况,一些学者提倡从长时段来研究非洲历史。例如,有学者强调阿散蒂和祖鲁等前殖民时代权威体制对于殖民和后殖民时代非洲社会的影响。

第三,现有研究以英属和法属非洲殖民地历史为主,其他非洲殖民地研究相对较为薄弱。当然,这并非否认其他非洲殖民地研究业已取得的成绩。例如,艾伦·伊萨克曼和马里萨·莫尔曼关于葡属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研究,以及孟洁梅关于德属坦噶尼喀的研究,这些都充分展示了葡属和德属殖民地经验对于理解殖民时期历史的独特价值。尽管如此,在英美学术界,无论是在期刊论文、学位论文选题还是研究人员数量方面,其他非洲殖民地历史研究均无法与英属和法属非洲殖民地历史研究相提并论,这在客观上制约了殖民时期非洲历史研究的深化。以“梅尔维尔·J.赫斯科维茨奖”为例,从该奖项1965年创立至2014年,获奖作品基本是以英语和法语非洲为研究对象,以非洲其他地区为研究对象的获奖作品极少。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殖民统治对于非洲社会的奴役压迫是不容否认的。正如本文所提及的,强调殖民霸权有限性已经成为近年来英美的殖民时期非洲史研究中的流行话题。这些研究倾向于将殖民主义视作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共有”文化,淡化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立场的根本对立。正因为如此,有非洲学者批评指出,虽然这些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身份认同、历史记忆以及反殖民斗争,但是我们不能遗忘如下基本史实: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帝国对于帝国本土和殖民地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迥然不同,殖民统治归根结底仍然是以物质和经济力量作为支撑,而不只是依靠观念和意识形态。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5年第5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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