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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与历史传播,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来源:http://www.njhqmy.com 作者:云顶娱乐 时间:2019-12-06 17:44

赵冬梅

在历史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研究受到种种限制,史学教育意识形态色彩过浓的时候,人们对于古代史兴趣盎然也就不难理解了。从《万历十五年》、《天朝的崩溃》、《潜规则》、《帝国政界往事》再到《品三国》,历史热一直在缓缓升温。有一位学者曾经说过,“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由是观之,我们今天所感受到的历史热不过是一种常态。五千年来的中国历史给中国、给世界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写作者们以无数的言说主题,即使是世界上最精彩的小说,也无法与中国历史的丰富性相比。因为如此,历史学家们所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将潜藏在典籍和考古资料中的史事激活,使之获得新的生命。由于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的崛起,对当下的历史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鲜明的例子是,在《百家讲坛》讲历史的阎崇年、易中天、孟宪实等,就推动了人们了解历史的兴趣。但同时,一些历史戏格调、品位低俗,以宣扬奴性为荣,竭力展示权力崇拜和暴力征服,与当今公认的普世价值背道而驰。这不但不能使观众从历史中获得真正的养分,反而会对大众心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此,我们必须警惕。黄仁宇刮起“大历史”旋风1976年的夏天,58岁的华裔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用英文完成了《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其中文本名《万历十五年》。这一年,是美国建国二百周年。而在黄仁宇的祖国——中国,“文革”终于结束了。三十年前,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黄仁宇是个陌生的名字。但是,《万历十五年》改变了这一切。《万历十五年》中文本是黄仁宇先生据英文本亲自译写的,1979年5月交中华书局。编辑部对文字作了加工润色,再经黄先生审定后,最终定稿,于1982年5月出版。富有创见的“大历史观”,以及扎实的考证和研究,在雅致而有韵味的文字表达之下,《万历十五年》呈现出的历史面貌丰满而立体。因此,它一问世就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它使得黄先生毕生倡导的“大历史观”为整个学术界所熟知,继而向大众层面扩展。在读者中间,如果有谁不知道黄仁宇,没有读过《万历十五年》,那么他就没有资格谈论历史。黄仁宇在本书中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既有宏阔的视野,又有丰富的细节。中国的历史学家们第一次发现,历史还可以这样书写。时至今日,它已经影响了整整一代历史学人;而读者则惊喜地看到,这本书比小说更好读。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阅读中得到了思想的启迪,而这样的史学读物,以前还没有遇到过。不仅如此,经过沈玉成先生润色的文字也深受读者推崇。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市面上的《万历十五年》一直流传着中华书局版和北京三联书店版两个版本。虽然中华书局拔得头筹,但是,三联的版本销量更大。黄仁宇的其他著作,如《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关系千万重》、《中国大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等也全部都在三联书店出版。这或许是一个有趣的隐喻:此前的中华书局向来以学术品位而著称,因此能够发现《万历十五年》的独特价值;而姿态更具亲和性的北京三联于大众更近,因而获得了更多读者的青睐。它预示着,历史就其本身而言,仅学术界和知识界的研究、撰写、阅读是不够的,只有当它进入大众层面之后,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尽管茅海建先生的同行对于《天朝的崩溃》多有异议,但是没有人会否认,这本书是至今为止研究鸦片战争的典范之作。作为十年磨一剑的力作,《天朝的崩溃》继承了我国传统史学纪传体的优长,并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人们在书中可以看到,人们习以为常、最易接受的历史分析法——忠奸理论和“奸臣模式”是多么幼稚和可笑。而吴思参透了中国历史的玄机,他的《潜规则》、《血酬定律》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集体行动的利害分析,眼光独到的视角,独立的思考,一针见血地刺透了中国历史上刻意的遮遮掩掩,无数读者称读罢如饮醍醐。这两本书出版后一版再版,“潜规则”因此成为一个通行词汇,被人们频繁利用。正因为如此,吴思也成为“另类”的历史学者。“讲坛”和电视剧的两重天尽管大众传媒日益发达,我们可以通过学者在电视上的讲述学到一些历史知识。然而,要想真正进入和了解历史,读书仍是最佳途径。况且,中华文明是惟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在电视诞生之前,记载历史的主要是历史典籍以及地下出土文物。从另一方面来说,电视虽然以声音图像为观众提供了便捷,然而这种方式对于接受者来说仍然是被动的。在阎崇年之前,《百家讲坛》在电视观众中籍籍无名。而在登陆“百家讲坛”之前,尽管在专业领域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阎崇年在普通观众中一样籍籍无名。正是因为有了阎崇年的讲述,《百家讲坛》才在电视栏目中异军突起,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和收视率;也正是因为登陆了《百家讲坛》,阎崇年在公众层面影响巨大。毫无疑问,历史成了最大的赢家,借着言说,学者把自己的知识传播给了大众,而大众也惊喜地发现,真实的史事比电视剧和说书人的讲述更为有趣和丰富,而且能学到很多知识。此后,易中天、孟宪实、孙立群等人相继登场,电视成为了人们穿越时空阻隔,通往老祖宗生活的便捷方式。如果说《百家讲坛》的历史讲述对于史学普及来说有一定的正面意义,那么,泛滥的垃圾历史剧显然危害巨大。一些编导本身知识有限,加上受囿于已经成型的历史观和僵化的思想,热衷于表现皇帝威仪,群臣山呼万岁的画面频频出现,大臣、百姓在向上级请罪时叩头如蒜,这些鼓吹和表现皇权专制流毒,为所谓“天下”鼓吹奴性,为暴力辩解的影视作品,不仅不能使观众从历史中获得启示和教益,反而混淆视听,以腐朽和丑陋的意识显示着创作者的颟顸和愚陋,最终只能沦为笑柄。页码1 2 <

云顶娱乐,(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百家讲坛以电视为媒介,其特点自然鲜明:画面传播,一看即懂;声像并茂,视听兼容;形象生动,优美感人;电视传播的范围广阔,人数众多。它们声像兼备、视听兼顾,具有双通道视听优势和现场参与感。作为电视文化,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 从各个方面来看,“百家讲坛”都是个奇迹:一个在“绝对睡眠时间”播出的节目,收视率曾经连续三个季度在央视十套综合排名第一,CCTV网上点击率第一;讲稿书《易中天品三国》发行130万册,于丹《论语心得》不到一周发行80万册;影响所及,人人读经,全民说史。一个人,一张讲台,没有主持人,没有话题,就是讲故事,形式简单到不能再简单,成绩优异到不能再优异——这是在七八年前。 最辉煌的时候显然已经过去,但是,到目前为止,“百家讲坛”仍然是历史传播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平台。 “百家讲坛”的口号是“电视使学者有为,学者使电视深刻”,意欲以电视为媒,使学者得以服务、影响社会。在电视节目娱乐化、信息碎片化的时代,这种追求尤为难能可贵。只是,学者如何在“有为”的同时保守其学术底线,而电视又如何在“深刻”的同时留住观众,这是一个大问题。在学者与电视的关系中,学者相对被动;在电视与观众的关系中,电视又相对被动。严谨的学者希望在服务的同时引导观众,传递真实的历史信息,引发严肃思考,然而,观众可能早已换台离去。学者上电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名利之外,有大义在,我们有传播的责任,要守住学者的底线,也要学习讲述的方法。作为一个“上过电视”的历史学者,我想表达以下几点感想,与先进、后来共同参详: 第一,严肃的学者应当有意识地与“说书人”划清界限,这个界限不是形式上的,而是指内容上的“求真”。要做到尽量一切从史料出发,从靠谱的史料出发。比如,讲北宋事,用《续资治通鉴长编》肯定比《宋史纪事本末》靠谱得多。尽量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做到我们谈到的每个人、每件事、每种制度,言之有据。以上两点,是历史学的看家本领,是底线。只有守住这两点,才能防止变成“说书人”。我国有悠久的史学著述传统,然而史学著述多属官方或士大夫个人行为,普通民众对历史也有浓厚的兴趣,然而这种兴趣往往不以“求真”为前提,整个社会习惯于接受戏说的、大线条式的、教化式的东西。我们缺乏非虚构性历史阅读传统。历史学家上电视讲故事,应当树立一种不一样的“求真”的范式。讲真实的故事,不故意夸张,哗众取宠,以真实取胜,慢慢地引导观众区分真伪,学习从真实中汲取力量。 第二,深入浅出不容易,上电视对大众讲历史,需要更广阔的专业知识面。目前大学的历史学专业教育,是培养专家的路数,从本科、硕士以至博士,越向上走,越细致艰深,断代中更分时代,时代中更分专题。这样做能培养出专家,但是这样出来的专家面对公众必有种种“不适应”。我们习惯了对专家讲内行话,也习惯了一篇文章只有三五读者的小众阅读。而电视讲述需要明白晓畅,说大白话,说人人都懂的话。然而能够“浅出”者,必有非常“深入”之功。上电视,要对基本上甚至完全没有背景知识的“外人”讲历史,需要相对广博深厚的知识储备,因此,它需要讲述者在自己的狭窄专业研究领域之外,打开“面向”,广泛关注,凡讲述中所涉及之人、物、关系,都需要有深入了解,方可言之有物,才能把话说明白,讲透彻。电视上看上去最轻松的侃侃而谈——如果不是胡说的话,其背后必定有苦功夫在。 第三,要有永不熄灭的时代关怀。其实任何历史研究,都是立足当代的研究,哪怕是避世者的研究,他避世的动机和理由也必定是来自“当下”的。能够引发共鸣、打动人心的古代故事,必然有它的当代关怀。这不是歪曲历史来将就现实,也不是庸俗的影射史学。钱乘旦先生就说,历史学家都是有立场的,不可能存在没有立场、彻底客观的历史学家。现实是从历史中发展而来的,而我们——历史学者是代表生活在“当下”的人回望过去,探究“所以然”的原因和过程。时代关怀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而我们的理解可以帮助今天的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唯其如此,学者才真正实现了“有为”。 第四,“专家”身份的维持问题。学者在电视上讲历史,公众信赖其“专家”身份。这种身份来源于学者之前发表过的论文、著作,以及在专业领域内的科研、教学活动。当学者开始面向公众讲故事的时候,他的一只脚其实已经跨出了专业领域,接下来,必然面临着“专家”身份的维持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论著型作品的继续生产问题。个人以为,为讲故事而进行的阅读是一种更全面的、更开放性的阅读,它要求学者与史料进行更为密切、更无预设前提的对话。这种阅读以及此后与非专业读者的碰撞,都可能激发出新的想法、新的题目。参与历史传播与专家型写作,从根本上说并不矛盾。但是,在时间上却必然冲突。任何写作都需要时间,专业写作更要求心无旁骛的投入。所以,优秀的学者对于传播领域应当是可以入,亦可以出的。一段时间之后,必须回归专业写作,以维持其专家身份。 历史学家应更多介入公共史学。专家“出来”讲史,从个人精力的角度看,就是一个“你来滋养别人”的工作,是一个付出型的工作。我们可以说“给比受更加有福”,但是如果持续不断地给,就会枯竭,所以专家一定要回得去。从长时段来看,我觉得理想型的“专家面对公众讲史”,就时间分配来看,必须是“这一段”和“那一段”的,这样才可以在两个领域间来回走动,专家身份才能够保持住。也只有这样,他才可以给出更多的资源,使历史文化社会化。否则,专家自身已经枯竭,又拿什么来滋养大众呢?换言之,专家讲史,需要更多学者的投入,应当是集体行为。 第五,经世致用,是千百年来中国学术史的优良传统。而史学,几千年来是强调以史为鉴,历史家司马迁说:“述往事,思来者。”著名的历史家司马光的史书之名标明“资治通鉴”,即以史为鉴,欲以益世,以历史为镜子。当今受众所期望的,还是以史为鉴,即在新时期里如何学历史、照镜子,有益于今世和未来。宣讲历史和研究历史一样,创新是不竭的源泉。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有新思路、新观点,但要科学谨慎,在除旧布新方面,有益于世,切忌简单而浮躁。 “百家讲坛”自2001年7月开播,至今已历12寒暑,就栏目本身而言,已经创造了历史,也曾铸就辉煌。观众的口味从来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样一个难得的老牌历史传播节目,如何持续,恐怕也不仅仅是央视百家讲坛一家的事情。从历史学者的角度看,将历史文化发扬光大,更加益世利民,“百家”的贡献不容无视,它在那里,我们就多一个传播历史知识、历史观念的有效平台,可以批评,更需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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