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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以野史的参加者,应当厘清群众史学与国

来源:http://www.njhqmy.com 作者:云顶娱乐 时间:2019-12-06 17:44

摘要:从学术严谨性的角度讲,“公众史学”和“公共史学”这两个概念不应是可以随意互换的,其内涵定义和外延的界定都应有所区别,否则便沦为了一字之差的词汇游戏。所谓“公共史学”,应当是特指美国的“Public History”,即大学历史教学面向公共需求(实际上是市场/社会需求)出现的一种应用/实用性转向(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以及由此转向催生出的历史学领域新兴应用型分支学科。而“公众史学”客观产生及存在的历史渊源,实际上远远超越了公共史学,为此其所形成的定义不仅有别于后者,涵盖也自然是应大于后者的。当然21世纪今天随着社会的进步,公众史学在公共史学的启发下,也应进入高校历史专业的殿堂并引起专业史学家的关注和参与,从而能够成为历史学的新兴分支学科,尤其是在拥有数千年历史传统的中国。故尔,有必要对两者的区别做些探讨,予以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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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史学理论 ;公众史学 ;公共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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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两个看似一字之差的概念,“公众史学”完全等同于“公共史学”吗?倘若并非完全等同的话,那它们的区别何在?当然,我认为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有区别的,不能简单地混为一谈。为此,应当厘清公众史学与公共史学的区别。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比较与公众史学文学硕士课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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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想谈的一个问题是,公共史学的本质所在是什么。国内对应地译作“公共史学”(当然也有依据public原本就有的多层含义,译成公众史学)的英文“Public History”,是近些年由美国传入我国的。大体来看,这个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公共史学,实际上发端于美国的历史教学领域。如此便需要我们注意两个重要的关键点:其一是,起步时的背景所反映的倡导、推动和实施公共史学的主体。公共史学的首倡和推动者并非来自民间,而是来自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历史学教授或教师。毫无疑问,这些人应属于专业的历史学家或史学工作者,不能归类为业余的历史爱好者。其二,公共史学创立的初衷和目标规定的首要任务。从一些文献中讨论或表述的内容我们不难看出,美国一些从事历史教学的工作者最初发起公共史学的首要任务和目的,是为了解决大学历史专业的毕业生所面临的社会出路难的问题[1]。 既然如此,我们便不能过于简单地把公共史学的起点看成或臆测成,那些“高、大、上”的史学家们主动地从象牙塔走向民间,目的就是为了培养社会大众成为历史的书写者而最终能够书写大众自身的历史。正因为有上述这两个关键点在起着作用,所以美国公共史学才会带有更加看重社会应用/实用性这样的特点。这样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着眼于社会用人单位如图书馆、档案馆、城市规划部门等的具体需求来培养历史系毕业生。为此,公共史学通常尤为注重探讨如何将传统的历史学同当代的影视技术和信息化应用技术(诸如数字化、网络信息化和信息可视化技术等)更好地结合起来的问题。二是刻意地、培养目标明确地(具有明显的就业针对性)对历史学专业的学生,进行与社会需求相接轨的知识技能方面的培训,通过传统知识和新技能之间的交汇融合,来系统强化历史学服务于社会的功用性。对此,我们只要查阅相关的网上资源如美国一些设立/开设公共史学专业或课程的大学网站便不难看到,美国的公共史学的确比历史学的其他领域更加强调,历史系的学生应当如何去掌握先进的影视手段,通过与之结合来实现历史内容的最佳效果的呈现;应当如何利用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以基于互联网或局域网的数字虚拟图书馆和数字虚拟博物馆等形式,去展示/传播历史知识;应当如何让历史学知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公共机构当中的历史档案管理等。现在看来,正是这样的起点,赋予了美国长期持续的公共史学看重社会应用功能和实用性的传统。而这一点,我们是能够从美国公共历史全国委员会网站发布的“我们的任务”中清晰看到的。例如其明确宣称:“拓展专业技能和工具”;“激发公众参与”,使之“通过历史实践来培养批判性反思能力”,等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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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以上所述,我们可否能够以这样的一种从特殊到一般地抽象理解,来解释兴起于美国的公共史学。即,所谓的“公共史学”,是专家引领、教育导入、公众参与互动,侧重于多样且个性化表达的一种在公共领域进行历史建构的历史学实践活动。将这种历史学实践活动纳入到大学的历史学教学体系之中,便形成了历史学的应用学科。当然在今天看来,公共史学兴起的理论意义和社会价值,可能还不仅仅在于其所主张或强调的公众对历史学领域的参与,而更在于专业历史学服务对象意识的增强所带来的历史学“公共转向”(public turn)。其实也正因如此,“Public History”才更应译作“公共史学”,而非译成“公众史学”。上述的思考实际上还使我们得以进一步概括出如下的结论:通过对美国的公共史学产生及其存在的学术生态和状况的考察,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公共史学的确是自上而下、由内而外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里所说的自上而下,是指大学里的历史学专业权威,受毕业生就业形势所迫不得不放下了架子、降低了身份;而所谓的由内而外,则是指历史教学的课程编排和内容设计,不得不为了开拓或满足于社会的应用性普通需求,而从专业史学象牙塔里走出来,去更加直接地贴近服务于社会的公共事业。这便是我首先要谈的问题,即公共史学它的本质所在。

第四届中山大学全国大学生口述史成果交流赛决赛现场

主持人:本报记者 户华为

现在国内学术圈里时而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谈论或使用某一概念时,为了让人们“更明白”些,往往会在中文用词之后附加上英文词汇。对于那些海外舶来/引入的概念来说,如此之举无可厚非,甚至有时称得上是必要的。但具体到一些中文里原本就有、且含义界定早已明确了的概念来说,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难道中文词汇唯有附上了英文词汇才算具有“正确/准确”的概念内涵吗?就某些人而言,“公众史学”这一概念用词的认知和使用,似乎就落入了这一“用英文来解释/理解中文”的怪圈之中。“公众”一词无须加注任何英文词汇,国内的人们都会有一个共识,将其理解为“社会上大多数的人”。[3]至于“史学”这一概念用词的含义所指,在国内便更不会产生歧义了。既然如此,这两个词汇组合成的“公众史学”概念,理应有着自己的一个不难定位的概念释义,而毋须假借英文来附署。并且,倘若非要认定“公众史学”这一概念用词的提出必须是而且也只能是用作英文概念“Public History”的对应译词,那么还要费尽周折地转义论证干嘛,直接使用“公共史学”一词不是更好些吗?为此,今天的一些学者选择“公众史学”而不是“公共史学”来称谓自己竭力倡导和努力建构的学科理路,一定是在潜意识里就明白区分出两者——中国的公众史学与美国的公共史学,是不能等同的。或者,至少是想建立一个不同于美国的、属于中国自己的公众史学。所以,在这里笔者想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公众史学的本质所在是什么。

特邀嘉宾:宁波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 钱茂伟

虽然在中国,“公众”这个概念只是20世纪里才形成的概念;且“公众史学”更是21世纪最近若干年里才提出/使用的概念用词,但从客观的角度看,我认为就概念指代的事物源流而言,公众史学实际上发端于民间的历史传统,例如民间说史、民间写史和民间传史,均表明民间有这样一个历史传统存在的。而且不论西方还是东方,这样的历史传统其实都存在。世界各国都有,尤其以咱们中国最为突出。

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焦润明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王旭东

第一,西方的历史学起源于民间。从留存至今的一些史著来看,像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恐怕都不能说他们是在以官方身份写史;古罗马帝国时代的权力者撰史,具有着某种意义上的“官方”修史性质了,但这些人的身份是统治者而非“史官”;西方中世纪时期的教会史,可以视作带引号的官方修史的产物,因为同教廷有用意/目标明确的安排纂史有关系。有意思的是,这些近似“官方”的色彩却没能直接导致西方的历史学的专业化。我们现今常常提起的西方历史学专业化进程,真正开启却是很晚近时候的事情,即到了19世纪,才以历史学的学科化趋向表现出来。不过,尽管学科化是专业化的表现,但也不能直接了当地将其视作官方化。因为相当一段时间里,西方历史学中的学科专业化趋向并非是官方所为,如19世纪的兰克史学,应当属于大学里任教的专业历史学家的自发产物。如此来看,西方修史的民间传统还是很浓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杨艳秋

第二,我们再来看一看东方。总体上讲,东方的历史学与西方一样,也是起源于民间的。但是,具体到中国却有所不同。

编者按:在新媒体快速发展、自媒体传播渐成趋势,而公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求和对历史情节的消费日渐增强的状况下,历史学正悄然走出象牙塔,进入寻常百姓家,同时也催生了一门新的学问——公众史学的勃兴。公众史学提倡专业学者与社会大众对历史共同拥有、共同解释、共同书写、共同使用,能够大大缩短史学界与公众之间的距离,促进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融通,也必将不断扩充史学的应用范围。尽管对大多数人来说,公众史学仍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词,但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一个研究公众史学的群体,而且推出了《中国公众史学通论》等一批学术成果。为了进一步引起学界对公众史学的了解、关注与探讨,我们特别组织了这期访谈,对公众史学概念、旨趣、理论方法及我国公众史学发展现状、未来趋势等问题略作介绍。

在中国的民间,应当说历史学很早就有一种专业化的分离趋向,而恰恰是这种专业化分离趋向,培育/发展成官方修史的传统。例如,史学史中讲到的“孔子作《春秋》”(当然不是孔子一个人,而是他那个时代的一批人),便可归类为专业学者治史的行列。至于中国历史上的职业史官修史,不仅属于专业性质的修/治史,更是在以官方的身份从事专业修/治史了。倘若统观中国的史学史,我们还可发现官方治史的特点存在着一条基本的演进路径。一句话来表述,便是由早期的“撰”史,到后来的“修”史,再到更加后来的“纂”史。撰、修、纂这三个字,构成了中国的官方治史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具体来说,“撰”写历史的最杰出的典型代表是西汉的司马迁。司马迁治《史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来自民间。一些资料的采集,可以说是通过某种社会调查的方式获得的。《史记》不论体例还是内容的表述,都具有开创性,是司马迁凭借自身独具的文采和史观,以其个人的观察现实、思考历史的视角和评判观点写出来的。所以,我们对其治史采用“撰”这个字来概括。那么,“修”写历史最典型代表是谁呢?我个人认为是宋代的司马光,因为他以其《资治通鉴》为自己奠定了这个的位置。在司马光所处的时期,已经有了不少的前人历史学成果问世,而他又据此重新按照编年的方式修写了一部通史。至于“纂”历史的代表,就是如我们常说的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中把“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拿掉之后,剩下来的那些历朝历代的正史。它们都可谓是“纂”出来的。因为前朝先做好了实录,后朝的史官只不过再把实录汇集在一起整理纂编而已。这便是我们在上面说的中国历史学官方治史特点的一条基本演进路径。有了官方治史,不被吸纳其中的社会上其他任何人所治之史,便“理所当然地”被划归为“野史”了。这些“野史”的成书过程乃至最终流传下来的历史文本,倘是以今天的眼光看,不正可算作当时的“公众史学”及其“成果”吗?

“公众”抑或“公共”

面对历史现实的我们确实可以/也应当这么看。因为仅就中国的文化传统而言,民间社会对于历史的发掘、处理和承袭,也完全称得上渊远流长。为此,若将民间的历史书写和历史知识的社会应用实践,看作当今的公众史学的前身或“早期的公众史学”,那么在中国,公众史学实际上始终都在以下面这样的两条线形式而存在着。第一条线可谓,自下而上、由外到内,即从民间专业历史家的史述/史著,到后来的官方历史学家的史学;第二条线则为,民间历史说书/史者(民间说书艺人口耳相传和戏剧艺人的演绎)和民间历史家(中国的典型代表如蔡东藩),他们以讲述历史故事的这种扎根于社会的行为,始终如一地书写/“说”“传”着历史知识的学问。其中,民间的不论专业历史家,还是历史说书者及历史戏剧创作者,所起的作用恰恰是连接甚至是沟通正史与“野史”的桥梁或管道。成书于朝廷的正史所记载的历史内容,通过这些人散布到了民间;而成形于民间的“野史”所讲述的历史内容,也是通过这些人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以至于被官方的职业历史家所知晓(司马迁的《史记》便有很多素材采自这些民间讲述的历史内容)。所以,从这两条线来看公众史学(不论是“早期的公众史学”还是现今的公众史学),其实更多的是一个专业或职业历史学家的“治史”,同民间“书写”历史,相互之间的交汇/交互或互动的问题。

中国公众史学发展脉络与现状

将东西方的有关历史情况予以综合比较,我们获得的总体印象实际上会变得更加地清晰起来。宏观上讲,西方社会本应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民间治史传统,因为非官方的专业历史学家是后来的历史学学科化的主要力量,且不具备官方治史的传统,故而也就应当形成不了对民间治史的压制。但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由于西方的历史上官方治史传统的缺乏,倒是造成了长久以来社会的治史意识较之东方的中国淡漠了不少。反观中国的历史,恰恰是悠久的官方治史传统直接影响着社会,从而使得社会的治史意识较之西方来说要浓郁了许多。例如长久以来,中国的百姓几乎尽人皆知“青史留名”、“名彪青史”、“留取丹心照汗青”和“遗臭万年”等警句名言。当然于此同时也不可否认,亦是由于官方垄断着正史的书写,结果使得民间社会的治史只能流于“野史”、演义,或假借其他艺术表现形式而寓于戏曲之中了。

主持人:尽管对国内历史学界而言,公众史学尚属新鲜事物,从定义到内涵都还未达成共识,然而在欧美它已经颇具声势,全美近百所高校都设置了公众史学的学位课程,英、法、德等欧洲各国的公众史学已经如火如荼地铺开。在概念上,似乎国外学者多用公共史学,而我们则习惯用公众史学,这两者有何区别,当前我国公众史学发展处于怎样的状态?

钱茂伟:公众史学的直接源头是欧美的公共史学,它勃兴于20世纪70年代中叶的美国,国内学术界很早便对此有所回应。1987年,朱孝远教授将“Public History”译为“大众史学”,将其引入中国。1999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改革课程时也关注了公众史学。2004年,该系设立“比较与公众史学文学硕士课程”,招收专业硕士。同年,台湾就“大众史学”开过两次会议,并出版了论文集。2007年前后,复旦大学等内地高校也打出“公众史学”的牌子。内地学界产生明确的公众史学学科意识始于2012年。这一年,陈新教授《“公众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学科框架》与本人的《重构公众史学体系》等文章,正式提出中国公众史学理论基础与学科框架建设理念。近几年来,经过陈新、王希、李娜等学者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公众史学学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目前,初步有了学科,有了学会,有了网站,有了年会,有了刊物,有了专业,有了人才,有了成果。

如今看来,公众史学作为某种中间环节,已然成为一种存在的必要。因为其可以变成,专业史学家走下象牙塔、走向民间、走入社会大众;民间业余的历史爱好者为提升自身史学素养水平和研史/写史方法技能的专业化水准而走近专业历史学家,双方互为沟通/融合的桥梁。在职业历史学家的参与和专业指导下,社会公众自主地撰写出关于自己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历史著述,以此来弥补职业历史学家和官方治史之遗缺疏漏,进而让人类社会的历史变得更加丰满充实。这,或许就是公众史学的本质所在吧。

为什么美国用公共史学,而我们更倾向用公众史学?简单地说,“公共”对应“私人”,“大众”对应“小众”,“公众”对应“组织”。所以,不用公共史学,是因为凡史学均是公共的;不用大众史学,那是为了避免精英与大众的对立。“公众”是从国家与社会二分理念中提炼出来的,正好契合梁启超提出的“君史”与“民史”理念。按照梁启超的划分,“君史”讲国家上层的历史,“民史”讲民间下层的历史,而我们就是要写普通公众的历史。中国和美国的社会发展和学术背景都很不一样,没有必要把美国公共史学直接移植到中国来,而应坚持走中国自主学科发展之路。就我个人而言,1998年,我就开始关注通俗史学研究,2007年开始关注小历史书写实践与研究,主要包括三大块:个人史、家族史和社区史。当然,相关的公众城市史也可以放到这里面来做。通过通俗史、公众史的实践探索,我对于中国公众史学的轮廓就慢慢有点感觉了,这就有了《中国公众史学通论》的研究写作,2013年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5年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总而言之,正是上述从历史到现实各自具有的差异性,决定了公众史学与公共史学的区别。并且,仅凭中国悠久的治史传统,以及数千年来民间的社会大众对历史书写特有的喜好和对历史述说表现形式拥有着丰富多彩的传承,中国的公众史学就应当有自己的理论和体系,而不该去扮演一个舶来品的角色!

王旭东:公众史学与公共史学之间到底有没有区别?区别在什么地方?首先要明了公共史学的本质。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公共史学,实际上产生自美国的历史教学领域。其初衷和首要任务是要解决美国一些大学历史专业毕业生所面临的社会出路难问题。为此,便不能把公共史学的起点看成是想要“高、大、上”的史学家们从象牙塔走向民间。也是由此,美国的公共史学才会有着更看重社会应用/实用性这样的特点,着眼于为培养更容易满足社会需要的历史系毕业生,注重探讨如何将传统的历史学同当代的信息化应用技术更好地结合起来这样的问题;刻意地/目标明确地对历史学专业的学生进行与社会需求相接轨的那些知识技能方面的培训,力图通过传统知识和新技能之间的交汇融合,来增强历史学服务于社会的功用性。由此可知,公共史学是一种由专家引领、教育导入、公众参与互动,并在公共领域进行历史建构的侧重于多样且个性化表达的历史学。今天看来,公共史学兴起的理论意义和社会价值,可能还不仅仅在于其所主张或强调的公众对历史学领域的参与,而更在于专业历史学的服务对象意识增强所带来的“公共转向”。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应将“Public History”译为“公共史学”而非“公众史学”。公共史学是一种自上而下、由内而外地产生出来和发展起来的。自上而下,是指从历史学的专业性权威高端放下了架子、降低了身份;由内而外,是指从专业史学里走了出来,去直接为社会的应用性普通需求服务。

参考文献:

其次要了解公众史学的本质。公众史学发端于民间的历史传统,如民间说史、民间写史和民间传史。这样的历史传统,不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存在。为什么这样说呢?西方的历史学起源于民间,我们今天常说的西方历史学专业化的进程到了19世纪才真正开启。东方的历史学同样起源于民间。中国古代,历史学很早就分离出了一种专业化的趋向,例如孔子作《春秋》便是属于专业学者在治史。后来的职业史官来修史,不仅是专业修/治史,更是以官方身份在修/治史了。中国的官方治史经历了早期的“撰”史,后来的“修”史,更后来的“纂”史三个阶段。与此同时,就中国的文化传统而言,民间社会对于历史的发掘、处理和承袭,堪称源远流长。若将民间的历史书写和历史知识的社会应用实践,看作当今的公众史学的前身或“早期的公众史学”,那么在中国,公众史学其实始终都在以下面这两条线的形式存在。其一,自下而上、由外到内,即从民间专业历史家的史述/史着,到官方历史学家的史学;其二,民间历史人和说书/史者,以讲述历史故事的行为,始终如一地书写/“说”历史知识的学问。从这两条线来看公众史学,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专业或职业历史学家的“治史”同民间“书写”历史相互之间的交汇或互动的问题。

[1] KELLEY R.Public History: Its Origins, Nature, and Prospects, see Phyllis K. Leffler& Joseph Brent, Public History Readings[M].Malabar, FL: Krieger Publishing Co., 1992:111.

总体上看,中国悠久的官方治史传统直接影响着社会,使得社会的治史意识较之西方浓郁得多,如百姓皆知“青史留名”“名彪青史”“留取丹心照汗青”和“遗臭万年”等。但同时,由于官方垄断着正史的书写,结果民间社会的历史记忆便只能流于野史、演义或假借戏曲等其他艺术表现形式。公众史学作为一个中间环节,可以变成专业史学家走出象牙塔、走向民间、走入社会大众,民间业余的历史爱好者为提升自身史学素养水平和研史/写史方法技能的专业化水准而走近专业历史学家,双方互相沟通/融合的桥梁。正是上述从历史到现实各自具有的差异性,决定了公众史学与公共史学的区别。况且仅凭中国悠久的治史传统,以及民间的社会大众数千年来对历史书写的喜好及表现形式丰富多彩的传承,中国的公众史学就应当有自己的理论和体系,而不该去扮演一个舶来品的角色。

[2] 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EB/OL]. ].

杨艳秋:什么是中国公众史学,这不仅是Public History怎么翻译的问题,不是说它译成大众、公众或者公共哪个更合适的问题,而是现在我们的此公众史学非彼公共史学的问题。所以这里要厘清的首先是中西概念问题。美国的公共史学是应对史学危机产生的,是伴随着美国高校学科改革而出现的一种应用型史学,它以史学在公共领域的应用为主要特征。而中国的公众史学是随着社会发展,或者说是在历史知识社会化的背景下产生的需求。在传统的传播方式下,历史知识的传播有赖于专业人员。由于现代化传播手段的出现,当今历史知识传播的主体向全社会扩大,知识信息的获得越来越快捷方便。非专业人员也可以进行历史知识的二次和多次传播,更多地占据历史知识传播的舞台,因此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众关心历史的现象。另外,还有美国公共史学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它为政府、企业各部门服务,这和我们所提倡的公众史学理念是背道而驰的,中国公众史学所要展现的是公平的、全体的、共享的、共有的含义。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第3版,第437页。

除了中西,还有传统现象和现代理念的厘清问题。中国传统史学的叙事性特点,为史学的普及和传播创造了条件,在传统史学里有公众史学的某些因素,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传统史学中的史学普及也好,历史知识的由上向下传播也好,虽然和现在提倡的公众史学有一种继承关系,但是它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的公众史学的主要内容。再如由“君史”到“民史”的观念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上个世纪之初“新史学”兴起中的从“君史”到“民史”,主要是指史书记载内容的扩展,由记载帝王将相和“一朝一姓”的兴亡扩展至纪录百姓生活,“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由载录国家政治拓展至经济、农业、商业、矿业、建筑、交通等领域。而现在“公众史学”中要谈的是“民史”写作。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历史解释权的问题,那就是由民众参与历史解释和历史书写,这个变化是今天倡导公众史学的至关重要的环节。

Clarification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ong Zhong Shi Xue” (Public History II) and “Gong Gong Shi Xue” (Public History I) in Chinese Context

以公众为本位

WANG Xu-dong

公众史学构建新的史学体系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主持人:学界对于公众史学有着各种不同定义,比如一种认为“所谓公众史学,是指由职业史学人士介入的、面向公众的历史文化产品创制与传播。”另一种则认为公众史学“表现为参与群体的革新,提倡人人都是历史的记录者”,其背后蕴含的是对公众史学本位的不同取向。国际公共史学会主席瑟奇·诺里特曾说过,“数字历史,不仅带来新资料、新工具,也将产生新的历史学家。”在这种情况下,自觉成为“公众史学”的参与者或引导者或许已经成为不少历史工作者的共识。但最近,钱茂伟等学者则进一步转换思考方式,指出在公众史学中,职业历史研究者不再是唯一具有话语权、解释权的掌握者,而应该以公众为本位,共同拥有、共同解释、共同书写、共同使用,这将要求我们建立一个怎样的史学体系?

  1. China)

钱茂伟: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服务公众的史学无疑是最好的史学之一。强调研究史学与公众的关联性,会提出两大方向的思考:一是史学为什么要“公众”,二是公众为什么要史学。现代社会是公众社会,史学自然应服务公众。历史学毕竟是关注人类自身历史的学问,当然也要更好地发挥它的社会功能,历史需要更多的人来学来用,这样的良性循环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史学与公众的结合,可以产生多元的联想,至少可作三个方面的发散性思考:书写公众、服务公众、公众参与。如此,史学服务公众才能走向体制化,这种体制化的史学形态就是公众史学。公众史学体系可归纳为一个中心、三大领域、四大理论(君史与民史、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历史书写与历史研究、小众参与和大众参与)、六大分支(公众历史书写、公众口述史学、公众影像史学、公众历史档案、公众文化遗产、通俗普及史学)。这是一个涉及多个层面的综合性的公众本位史学框架结构,有别于传统的史学体系。扩大历史书写对象,扩大历史参与人群,扩大历史享受空间,就能让史学由“小众之学”变成“大众之学”。公众史学是属于公民大众的史学,每个人都是公众史学的主体,公众史学是一种以个人为本位的历史服务机制。历史是人类的历史,个人是最基本的主体,由个人史而群体史,公众史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察视野。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rigor, in Chinese context, the two concepts of “Gong Zhong Shi Xue” (public history II) and “Gong Gong Shi Xue” (public history I) should not be freely interchangeable due to their different connotations and extensions otherwise they will become a vocabulary game of only one different word. The so-called “Gong Gong Shi Xue” (public history I) should be specifically refers to the "Public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Gong Zhong Shi Xue” (public history II ) is far beyond it in the historical origins whose definition is not only different from it and the coverage is naturally greater than it. Of course, with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in the 21st century, “Gong Zhong Shi Xue” (public history II),under the inspiration of “Gong Gong Shi Xue” (public history I) ——Public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also enter the halls of the history specialty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attract the attent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to become a new branch of history, especially in China,which has a history of thousands of year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concepts.

杨艳秋:钱茂伟教授在其《中国公众史学通论》中,按照公众历史书写、公众口述史学、公众影像史学、公众历史档案、公众文化遗产、通俗普及史学六个分支搭建起公众史学的学科体系,这是一个平面层次的勾画,将中国公众史学的探讨提升到学科体系建设的理论高度。“构建中国公众史学学科体系”,是近年来对公众史学的最为热切的呼唤。公众史学独立学科地位的成立,需要其具备相对独立的专业知识体系和方法,创设完整的理论框架,明确其研究对象和内容,对学科性质和任务进行阐述。在构建中国公众史学学科体系的道路上,一些学者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有益的尝试。目前取得的共识是,公众史学是一个综合性的新的历史学科。作为一个学科,它应该是一门系统学问,这个系统要怎样呈现?便是我们所说的学科的“构建”。在这里,我感觉比较疑惑的是,学科的相加能不能形成一个公众史学体系?也就是说“通俗史学”加“公共史学”加“大众史学”,是不是就成了公众史学?或者说口述史学加上档案史学再加上影视史学,可以构成公众史学吗?作为一个学科体系,公众史学不应该仅有一个平面的构架,而应当是一个纵深的逻辑链环,它有理念,有目标,有对象,有方法,有应用,有实践,有不同的层次,并且这个层次要怎样来展开,才能发挥公众史学作为一种历史学分支学科的社会文化意义,是应当引起重视和思考的。

Key words: historiography; Gong Zhong Shi Xue; Gong Gong Shi Xue; public history

焦润明:我觉得公众史学下设六个分支学科外,应该再加上一个“公众环境史学”,怎么安排合适呢?钱茂伟教授最近也提供了另一种纵深的公众史学学科分类法,即理论、学术、写作三大层面。如此,可把“公众环境史学”考虑放在中间的学术研究层面。公众史学更偏重于书写公众生活史,环境史作为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的历史内容,既是人类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运动的结果,更是现在和未来给民众生产生活带来重要影响的新因素,并将持续地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影响着当下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质量,环境史问题理应作为公众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本文转载自《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公众史学的书写与传播

主持人:当前,历史的书写与传播方式上的巨大变化有目共睹,大数据、微博、微信等使日常的、琐碎的巨量历史资料可以被便捷地利用,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并自由书写个人的、家庭的、社区的乃至国家的历史,并通过互联网、微信等手段加以传播,还可以及时通过对历史问题发表评论参与史学建构。请各位谈谈公众史学将如何适应并利用这种形势,在历史书写和传播方面将产生哪些变化,它将给专业历史研究者和关注喜爱历史的公众带来哪些影响?

1.史学由服务组织到服务公众、由服务小众到服务大众的转型

钱茂伟:传统史学是在直接服务政府及其精英历史需求下诞生的,历史书写偏重政府组织史,偏重精英史,与下层百姓史关系不大,可谓“史不下庶人”。后来,至多给下层提供一些上层故事的消费而已。宋元的“讲史”“话本”及后来的演义等通俗史学的产生过程是与城市民众的成长有关的。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虽然强调服务人民,但多为间接的服务,实际也远离大众视线。因为史学论着的写作门槛高,普通人直接消费不了。只有书写对象下移的“公众史”或“小历史”写作,才能拉近史学与民众的关系。以前的历史建构方式是适合少数人的、也是书写少数人历史的方式。公众史学是一种全新的历史建构方式,是一种真正大众的历史建构方式,书写对象与参与对象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焦润明:公众史学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产物,在传统社会中,历史是少数人的历史,而多数人的历史则成为不了历史,在这样的时代认知条件下是不可能产生公众史学的。只有在民众对于自身历史有了深切体认之后,才会产生公众史学。“民史”的出现是“公众史”成立前最为重要的阶段。揆诸历史,自1902年梁启超等人揭橥“史界革命”起,公众史学意识即开始孕生。梁启超等人出于维新变法的政治需要而提出的“史界革命”,第一次明确地把历史的书写从上层转移到了下层,把史学对象转向民众。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的真正动力,更加突出了公众本身的历史。在当代,随着史学多元化、多样化趋势的出现,言说普通人的历史日益受到重视,如史学的微观化趋向以及近年来民众生活史的日益受人关注。总的来看,一百多年来,历史书写对象由上层转移到下层,由以帝王将相为核心,逐渐转变为以对历史进程有重大贡献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教文化等方面人物为核心,更进而把书写特定时代的普通民众的生活实态作为主要内容。

2.由生活世界而文本世界的历史书写

钱茂伟:历史和现实生活世界是息息相关的。史学不能成为故纸堆,也不能过于高大上,要进入现代生活世界。历史是人类的历史,自然应回归生活世界,让广大公众所共享。史学如何进入生活世界?纯粹的历史研究是很难做到的,只有通俗化作品,只有图片,只有视频,才能实现。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提供历史通俗知识。近30年通俗史学的发展让史学重新进入生活世界,让普通公众得以享受史学成果。二是重视当代历史书写。历史研究多有贱今尚古倾向,古代历史研究往往只有部分专家可以做,而当代史是与生活世界距离最近的领域,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历史书写。尽管当代史的深加工研究可能一时难以展开,但初加工的历史书写是可以做的。历史记录是第一层面的,没有翔实的当代历史记录,后人将无法开展深度加工研究。历史发生于生活世界,存在于文本世界,文本世界通过文字、图像、声音来反映人类的生活轨迹。生活世界的全部活动都是历史,但只有一部分会被打捞起来成为文本历史,那部分就是后人可知的“历史”。因此,公众与其每天只关注别人写的东西,不如多将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变成作品。史学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史学就在生活之中,将生活变成史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公众史学可以称为“生活中的历史学”。

焦润明:一般来讲,历史包括生活的历史和记录的历史两大部分。生活的历史是指人类群体在历史时空中的活动过程,其特点是转瞬即逝,其存在必须通过文本的方式加以保存。只有这种文本的方式才能建构我们需要的历史认识或历史知识。文本世界是需要通过历史书写来实现的,历史书写是一种将生活世界转化为文本世界的写作活动,进而完成客观历史向着能够理解的符号世界的转化。在当代,随着录音机、照相机、摄影机以及网络微博、微信等信息工具或传播方式的普及,使得从生活世界到文本世界的书写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3.口述史是实现当代公众史记录的最好路径

钱茂伟:“笔书”是读书人的专利,而口述是所有人记忆交流的主渠道,因此“口述史”是大众参与历史书写的主要途径。口述史离生活世界最近,口述史搜集到的是大脑记忆,通过个人语言来叙述个人历史。口述是人类最基本的表达手段,有可能成为新的强势历史再现方式。人人有自己的历史认识,人人会说。在技术发达的时代,就有可能人人参与,从而人人有可能成为历史书写的对象和参与者。以前的历史建构活动都是史家单方向进行的,口述史是一种全新的多方面的历史建构活动。多方的参与,让更多人有了参与的机会。在某种程度上,口述史也是一种直接的历史研究,能直接从生活世界中筛选有传承价值的人物与事件,并通过询问、对照、考证等方式,实现自觉历史意识视野下的选择判断,可能留下更有价值的当代史记录。

焦润明:口述史是从生活世界转化为文本世界的重要方式。口述史就是用自己的话语讲述自己所亲身经历的故事。照相、录音、录像等科技手段的实用化和普及化,使口述历史的发展成为可能,而它恰恰是实现当代公众史记录的最好路径。同时新媒体如各种网站、微信、博客、论坛等历史专栏和页面等,也是收集和传播口述史资料的重要平台。环境史所具有的公共性,也使它成为公众史学关心的重要内容。从环境史角度看,“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关联度是很高的,由于环境问题与每个人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因此环境史问题也一定是公民写史中最为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公众个人的环境经历和感受将提供取之不竭的环境史资料。

4.人人参与当代历史的书写

钱茂伟:从历史参与人员来看,古今中国史学经历了由传统“小众参与”到今日“大众参与”的转型。在传统社会,只要小众来做历史记录即可,先是职业史官,后是专业史家。当代史记录是人人可以做的领域,人人都是历史记录者,史学自然要关注人人。在纯文本时代,人人成为记录者是很难做到的;但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这完全是可以做到的。历史参与是一种历史自主权,是文化参与权的一部分。人人参与写历史,可以写大历史,更提倡写小历史。小历史书写离公众日常生活近,直接关乎其历史利益权,是生活化的史学,是实践化的史学,是应用的史学。这也将给专业历史研究者带来不可忽视的机遇和挑战,及时关注、研究、回应公众的历史需求,才能更好地使学术成果有效转化为公众知识的一部分,为社会所共享。当然,人人参与是一种新的事物。要适应这样的形势,形成这样一种新的传统,得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焦润明:公众史学出现的一个最重要标志,就是历史参与人员的变化。我们常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其实他们也是历史的真正参与者。以前,书写历史、记录历史的人只是很少一部分被称为“史官”或“史学工作者”的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在几千年的专制社会中,治史一直是国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间人士只能撰写自己所能接触到的局部有限历史,作为野史在民间传播。进入现代社会后,随着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发展,历史信息及史料的获得要较以前更加容易,已出现了由部分职业历史工作者书写历史到人人书写历史的趋势。“公众”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群体概念,公众史本质上是由无数个人史所组合而成的整体史,反映的是大众的个体经历和个人视角所观察到的历史场景,能让我们看到更生动、更贴近生活、更富有个性的历史景象。人人都可以书写自己的历史,“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在互联网条件下,个人博客、微信的出现,为人人书写历史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手段,也使人人参与书写的公众史学成为可能。

杨艳秋:“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也是一个非常高的期望。克罗齐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实就是注重历史与生活的联系。历史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想,中国公众史学的目的和意义也恰在于此。如何更好地建立历史与生活的联系,对中国公众史学而言,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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