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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化武器的发展,把恶魔关进冰箱

来源:http://www.njhqmy.com 作者:云顶娱乐 时间:2019-09-21 01:25

美国生化武器的发展

编者按:当人类发现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并不是个好主意的时候,恶魔早已来到人间,并且关不回去了

文/刘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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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当人类发现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并不是个好主意的时候,恶魔早已来到人间,并且关不回去了

1975年,在美国的推动下,世界主要国家修订了1925年在日内瓦诞生的禁止使用生化武器的议定书。明确规定,所有生化武器都是非法的,任何国家不得研制和持有生化武器。从此以后,针对一些国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指控和检查开始出现,美国以一种道德的姿态,担负起世界警察的工作之一,看起来真的很认真。但是,为什么1925年制定的日内瓦议定书,美国要隔半个世纪才批准呢?今天就说说美国漂亮口号背后的肮脏。

生物武器发展 ·下

美国政府的生物武器政策

从二战期间报复性使用到1956年的进攻性使用,再到1969年的放弃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美国生物军备政策经历了一个大的起伏。20世纪末又因生物恐怖而转人全民生防。以后的走向仍然不可预测,既有可能继续维护《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也有可能以新的形式开启生物军备。这取决于美国对新的生物威胁的判断,对新的生物武器价值的判断和对新的生物战方式的道德评价。新的生物威胁可能来自敌对国家、恐怖集团,甚至可能来自个别疯狂的科学家,当新的病原体威胁到来时,美国可能最先采取防御措施,并有可能由最先破解到最先制造。当看到某种新的病原体或某种新的分散投放方式具有巨大的军事潜力时,即便仅是出于防范,美国也会去掌握和给予新的道德解释。过去的历史表明,美国科学家在判断生物威胁、生物武器价值和生物战道德上,对政府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而科学家队伍又常常意见相左,如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莱德伯格和梅塞尔森就常常观点对峙,前者强调生物威胁而后者则不以为然。这也增加了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

在世界各国,生物武器政策都是一项很不确定、很不连贯的政策,这种不确定不连贯来自3个方面:一是来自对敌人生物威胁判断的不确定,有时大有时小;二是来自对生物武器价值判断的不确定,有时大有时小;三是来自对生物战道德认识的不一致。美国生物政策在战后也充满变化,有5件事情成为美国政策变化的转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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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6年版《陆战法》修订生物战政策

二战期间和战后一段时间,美国的生物战政策一直是报复使用。直到1954年陆军守则《陆战法》仍然规定:“仅在敌军使用的前提下,美国才对敌人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

情况随后发生变化。当年5月,美国陆军参谋长要求对只报复性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进行重新审查。陆军一直认为:“生物武器进展上的一大障碍是,军方不愿意把时间和资源投在一种永远不能使用的武器系统上”。在1956年的《陆战法》中,删去了1954年版“仅在敌军使用的前提下”的字样,并宣称:“美国没有参与任何现行的有关禁止或限制在战争中使用有毒或非有毒气体、烟雾或燃烧材料及生物战的条约。”标志着美国生物战政策从报复性向进攻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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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所以改变奉行了10年之久的生物战政策,有两个原因:

有人把成吉思汗当作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生化武器的人,但是,成吉思汗只是利用自然界现成的病菌。用科学的方法研制和生产生化武器,源自于西方国家。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试图研制生化武器,都是在走西方国家的老路。换句话说,当今世界上每一种生化武器,都是西方国家首先研制,并将其成熟的。并且,很多生化武器都是西方现代国家多次使用过的。诸如伊拉克等国家使用生化武器,都是在向西方国家学习。没有西方国家在生化武器上的示范作用,当今世界生化武器的威胁不会如此严重。

一是对苏联生物武器威胁的紧张感逐步升级。

50年代初,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的评估承认,尽管苏联与西方在技术上有着公认的差距,特别是在抗生素的生产和工业发酵方面。但毫无疑问,苏联正在实施生物武器计划。1948年美国参议员埃德温·约翰逊对媒体称,他有权威的证据表明,“苏联已经完善了这种散布瘟疫和细菌的武器”。

当苏联1949年8月试验了第1颗原子弹之后,美国的军事分析家们猜测,生物武器将是其下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虽然有关这方面的情报很贫乏,但1951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报告确认,苏联拥有生物武器,并且用人体进行实地试验。报告称:“苏联对生物武器的兴趣由来已久,未经证实的报道表明,他们在这方面已经投人了大量精力,而且这种努力仍在继续。我们必须持这样的看法,不这样认为是愚蠢的,苏联在生物战方面已经拥有进攻能力。我们可以确信,苏联人在致力于获取他们的生物武器媒介和弹药的确定资料时会毫不犹豫地用人体进行大规模的试验。”

美国认为,苏联的生物武器对于其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应当着手进行生物攻击和防御方面的准备。当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于1954年2月20日在苏共20大上讲话说“未来战争,如果他们发动的话,其特点将是空中力量、各种火箭武器、各种大规模摧毁手段如原子武器、热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大规模使用。”之后,美国更加认为来自苏联的生物威胁是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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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生化武器最早使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上。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国家使用的,主要是化学武器,而没有生物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国家觉得,即使要厮杀,也要“绅士”一点,不要那么野蛮。于是,1925年,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发达的国家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一个会议,共同形成了一份禁止在战场上使用生化武器的议定书。参加这次会议的有30多个“先进文明”国家,只有两个国家没有批准这份议定书,一个是日本,一个是美国。美国当年不批准禁止生化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其心理与今天不批准控制大气污染的《京都议定书》差不多,都是在给自己打小算盘。

二是美国提升了对生物武器军事价值的估量。

早期美国决策层和军队对生物武器的效能将信将疑。二战后转向肯定甚至夸大其价值。1947年美国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其中把大规模杀伤武器定义为:“原子炸药、放射性物质、致命化学和生物武器,以及在未来研制的任何在杀伤力方面可与原子弹或上述其他武器相比的武器。”

这种把效果未经确证的生物武器与化学和原子武器归于一类的观点,后来蔓延到全世界。1952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备忘录要求对有关人员进行教育或“教化”,使之接受生物武器。“参谋长联席会议想强调指出,虽然可供利用的生物武器有在多种场合使用的潜在效力,但只有当军事行动指挥员确信有关武器对于完成其任务具有优势时才得使用。因此通过试验以确定生物武器的实战性能,以及通过教育传播和建立对于试验结果的信心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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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青睐生物武器还在于看到了生物武器非致死性、失能性的战场效用。在1960年2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听取了迪特里克堡的进资料时会毫不犹豫地用人体进行大规模的试验。”美国认为,苏联的生物武器对于其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应当着手进行生物攻击和防御方面的准备。当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于1954年2月20日在苏共20大上讲话说“未来战争,如果他们发动的话,其特点将是空中力量、各种火箭武器、各种大规模摧毁手段如原子武器、热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大规模使用。”之后,美国更加认为来自苏联的生物威胁是确定的。

美国青睐生物武器还在于看到了生物武器非致死性、失能性的战场效用。

在1960年2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听取了迪特里克堡的进展情况,五角大楼首席科学家郝伯特·F·约克报告称,非致命性生物武器展现了“关于战争的一个新视野”,这种武器具有潜在的革命性。病毒可以是温和的伤害型如流感,也可以是致命的其威力好比原子弹。陆军参谋长莱曼.兰尼兹尔将军描述了这些武器(如Q热病、委内瑞拉马脑炎、当时的一种新的非洲病毒等)是如何使用的。它们能覆盖广大地区,使敌方遭受重大损失,但不摧毁建筑和财产。

生物武器可以适应更多的军事选择。认为传播低致死率马耳他热菌的US炸弹之类生物武器,“是一种非常人道的武器”。D艾森豪威尔接受了这一观念,称令人致残的毒剂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想法”。肯尼迪当选后不久,定义了一种基于“有限和灵活反应”的军事政策,对五角大楼有权制定首先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的计划予以支持。他要求在武器研制方面有所创新,以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

这期间20年,成为美国生物军备加速发展的时期。大规模的生物战计划在6个军事基地、70多所大学以及私营公司和承包商参与下进行。1959-1969年是美国攻击性生物武器研究和发展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美国已经可以安全地进行大规模病原微生物的发酵并对细菌、病毒、立克次氏体以及它们的代谢产物进行提纯、浓缩。此外,液态和固态生物制剂的稳定性研究获得突破性进展,并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生物武器,总体技术水平和生物武器储备基本与苏联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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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物科学家的反战

1963年夏,肯尼迪政府邀请学界专家到华盛顿休假,请他们提供有关军备控制的意见。曾获诺贝尔奖的哈弗大学生物学家马修·S·梅塞尔森是受邀学者之一。他为此访问迪特里克堡,并问:政府已经有了核武器,为什么还要生物武器?回答是生物武器更便宜。

梅塞尔森就此考虑了好几天,他得出的推理是,对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来说,最好的事情莫过于使战争非常昂贵。当战争昂贵时,军事行动需要大量先进装备,只有富国才能玩这个游戏。如果一种廉价武器具有了毁灭性力量,将扯平战场上的高低之差。这一推理改变了美国人的思维,对随后美国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政策的改变发挥了很大作用。 1967年1月梅塞尔森、埃迪萨尔向约翰逊总统的科学顾问递交一份请愿书,5000名科学家,包括1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127位美国科学院院士签了名,反对当前美国政府化学和生物武器政策。1969年6月份,梅塞尔森应基辛格邀请起草一份关于生物武器的“立场”报告,简述了战略生物武器对平民的威胁。论述美国不需要这类武器,“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使其他国家不要获得这种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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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上倡导反对生物武器在战后已建立了很强的组织基础”,科学家团体对生物武器政策的影响在美国愈加明显。包括微生物学家、植物学家和疾病专家在内的各类科学家建立了一个专业网络,具有对生物武器军控领域做解释的权威。

他们认为,从技术上讲,生物武器没有在战争中检验过,尽管进行过大规模的模拟,其结果仍可能是不确定的和地理上不精确的,有意制造的疾病流行效果需要相当时日才会出现。与核武器相比,生物武器在作为一种威慑手段方面起得作用不大。在道义指责方面,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乔舒亚,莱德伯格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称1968年初美国在太平洋进行的致命生物武器媒介实地试验,从定义上说都是对公众安全不负责任的冒险。他问:“有谁有权来摆弄这些旨在点燃’受控的瘟疫’之火的火柴吗?”这表明,不仅使用生物武器是不道义的,秘密研发生物武器也是不人道的,也要受到指责,美国生物政策由此举步维艰。

3、尼克松宣布放弃生物武器

1969年11月2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白宫发表讲话,声明美国放弃生物武器:“人类手中已经掌握了太多自我毁灭的种子,我们今天做出了一个榜样,我们希望这将有助于创建一个所有国家之间和平与理解的气氛。”

他在那天的第35号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中提到,今后美国政府将放弃使用生物武器的“致命性方式”及“其他一切方式”,使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只限于“以防卫为目的的研究和开发”。陆军部于1969年8月下令停止所有生物毒素和战剂的生产,停止装填任何播撒装置。销毁针对人的生物武器储存和弹药的工作于1971年在松树崖兵工厂开始。

1971年5月到1972年5月,国防部销毁了存放在该工厂的生物剂,包括220磅炭疽杆菌、804磅兔热病杆菌、334磅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4991加仑液体委内瑞拉马脑炎菌液、5089加仑热伤寒杆菌液和上万枚生物弹药。随后,生物武器研发基地迪特里克堡改为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生物武器的商业和学术合同被取消,所有农作物疾病研究被转到农业部,有关生物侦查设备和防护服的研究被转到埃奇伍德兵工厂。杜格维试验场的防卫试验大幅度消减,生物武器研发的经费削减了一半,并改为防卫性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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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4月,尼克松代表美国签署《禁止研发、生产和储存生物和毒素武器及其销毁的公约》。1974年底,美国参议院批准了该公约和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1975年1月22日,福特总统在公约上签字。随后美国销毁了库存的10种25个型号的生物弹药。当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生效,国际限制生物武器的法则得以建立。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尼克松为什么放弃生物武器?有3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生物武器的军事价值受到普遍质疑。英国1959年已经结束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法国1960年成为核大国后,对生物战的兴趣也随之迅速降低。美国国内科学家组织则历数生物武器的弊端。

其次,20世纪50年代来自苏联的生物威胁在消退。当梅塞尔森询问中央情报局是否有其他国家也在开发生物武器时,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虽然对苏联有所怀疑,但没有过硬的证据。当时美苏开始了限制战略核武器的谈判,核威胁也在削减。

其三,关于生物武器的道德,因美国在越南使用植物杀伤剂、在国内进行生物战剂野外试验而引起环境问题,备受社会关注。1969年尼克松签署了《国家环境保护法》,要求生物武器项目主管方报告其处理符合环境安全标准。有数百千克媒介、包括干燥炭疽杆菌和土拉杆菌、7.3万千克麦锈病和900千克稻瘟菌,以及数万枚装填的炸弹需要安全销毁,生物武器设施需进行净化,设备予以拆除。生物武器使用和研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对环境的影响,使它走向末路。1970年底,美国停止了在越南使用植物杀伤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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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年代美国多次指控苏联使用和研发生物武器

和缓的生物武器政策执行没有几年,情况又发生变化。这次变化很像是1934年,有关德国生物武器情报刺激了英、法、美、加。这次是有关苏联的生物武器情报,改变了美国生物武器政策走向。 1981年9月,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在西柏林的一次谈话中,指控苏联在东南亚使用致命性的单端孢霉烯真菌毒素。“黄雨”的传说来自逃离老挝的苗族难民,他们说越南或老挝的飞机向他们喷洒一种使人患病、死亡的致命物质。在被要求提供物证时,他们拿出了带有黄色斑迹的植物和石头。此后多国介人调查,最终“黄雨”的指控未获支持。美国进行了独立专家调查,在东南亚搜了年,寻找能够支持这种指控的证据,但没有找到。后来发现那些叶子和石头上的黄色斑迹是亚洲蜜蜂的无害的排泄物。 尽管“黄雨”指控是一次误判,但美国的疑心仍未消除。1984年、1985年、1986年和1988年,美国就苏联的细菌开发活动先后5次正式提出外交抗议。指控特别指向了1979年4月2日的炭疽病爆发,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十九号大院”散发出来的气雾使该地区的近5000名受侵害者中有约70人死亡,至少有十几人患病。美国怀疑是生物武器工厂发生了爆炸。果然,十几年后,1992年5月,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公开宣布,军方对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炭疽热瘟疫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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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多次指控表明,他们怀疑甚至确信苏联正在把生物技术最新成果应用于进攻击性生物武器项目。由此开始了美国与苏联的一场未宣布的生物武器竞赛,动员美国最优秀的研究者探索生物技术的前沿,希望找到新技术能够帮助应付那些用于战争的新型病原体的威胁。

里根政府把1972年的生物武器公约解释为允许研究所有致命病原体,只要出于和平的目的。在保护军人和公民的名义下,出资支持100多个项目,其中“51个旨在制造新的病原体,32个为了提高毒素生产,23个为了击败疫苗,14个为了阻止诊断,3个为了欺骗保护性药物”。D“用于生物防御科研的经费成倍增长,达到每年9100万美元”。20世纪80年代标志着美国历史上军备建设发展最快的时代之一,生物军备也是如此。 这又是一次急剧的变化,但为期不久。苏联解体后,美、英和俄罗斯交换视察了对方的4个生物武器基地,1992年4月11日,叶利钦签署禁止攻击性生物战争研究的命令,一些设施开始拆除。随着两大军事阵营对峙的结束,生物对峙也结束了。“到20世纪80年代末,细菌战在美国军事战略中已处于边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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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克林顿的生物防御计划 新的政策来自新的威胁,代替冷战期间来自苏联生物威胁的是生物恐怖活动和扩散的威胁。如1984年,邪教“静修会”在美国俄勒冈州10个沙拉餐馆和咖啡馆中投放沙门氏菌属,导致751人中毒。这是恐怖分子第一次在美国土地上大规模使用细菌。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对来自伊拉克的生物威胁过度敏感,鲍威尔决定给部队做炭疽和肉毒杆菌的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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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底,克林顿邀请科学家共进晚餐,其中有发起研究绘制细菌和人的基因图的分子生物学家J·克雷格·文特尔。文特尔提醒总统,基因研究可能落到坏人手里,使敌人重新构造罕见的微生物杀手。并推荐总统看一本新的科幻小说《科博拉事件》。小说描述了一个疯狂的科学家决心要减少世界人口,把类似于普通感冒病毒的天花病毒与一种摧毁神经的昆虫病毒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理想的末日细菌“脑天花”,它传播迅速,溶解于大脑。克林顿读了此书,并问国防部该小说描写的情景是否有可能。国防部副部长约翰。哈姆雷说他没有读过此书,“但我马上就会让100个上校来读此书”。

第二天,哈姆雷向白宫递交了一个初步评估,认为描写的场景从理论上说是可能的。生物威胁由此进人虚幻与现实混织时代,科学预言或幻想将决定一国的生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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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波拉事件》的作者是着名纪实类小说家理查德普雷·斯顿,笔者最喜欢的纪实文学作品《血疫——埃博拉的故事》同样出自他的笔下)

1998年5月,克林顿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演讲,阐述了他的生物武器防御计划,提出将以5年时间、4.2亿美元,在美国历史上第1次建立疫苗和抗生素的储备,投人资金支持对致命病原体的基础研究。强调解开人类基因组密码对设计新的抗生素的潜在重要价值。保证资金改善美国的公共卫生设施,“以提高我们针对恐怖主义的准备,并帮助我们对付自然产生的传染疾病”。“我们决不能把生物技术的利刃让给危害我们的人。”卫生部部长夏娜娜接着发言:“美国有史以来首次将公共卫生体系,直接融人国家安全体系。”由此开启了美国“生物民防”。 美国面临的问题是,生物武器到底构成了多严重的威胁,以及!美国应该花多少钱来对付这种威胁。如果生物威胁只是一个幻局,那么投人已经太大;如果危险是真实的,那么美国仍然处在准备不足的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德国确实在研制和使用生化武器,但是,德国没有在战场上使用,而是在集中营里使用。而日本则在中国战场频频试验和使用各种生化武器。1942年,中国政府将日本在中国投放生化武器、实行细菌战的情况写成了一份报告,先后送交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英美澳对中国政府的这份报告的答复是:不可能。这个“不可能”是说给中国人听的,事实上,英国、美国已经在悄悄开始研制生化武器,中国政府的报告,使得他们加紧了研制的脚步。

附录2:美国的生物武器与生物计划

美国生物军备起步晚于德、法、苏、日、英、加各国,1942年才正式启动,但美国在3年时间里,凭借丰富的资源和工业潜力,使其生物军备在二战结束时达到世界领先的水平。

1942年7月,英国军方在一个小岛上开始试验炭疽病菌的效果,实验对象是羊。以前在试验室里的试验结果,现在终于在自然环境中取得了成效。当时情况下,英国生化武器的研制水平比美国高。但是,英国资源有限,而且被战争拖住,没有能力投入大规模生产,英国便向美国请求帮助。英国的条件是,由英国提供炭疽病菌和肉毒杆菌等配方,由美国负责大规模批量生产。

早期“斯蒂姆逊原则”与美国生物战政策

美国国内针对生物战的讨论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6年,化学部队指挥官在报告中提到:“如何在战争中有效地使用细菌目前还尚未可知,但是一直都在努力尝试。”21933年,医疗队的福克斯少校曾撰文讨论过不易扩散性对使用生物武器的影响。1934年英国记者亨利.威克汉姆.斯蒂德关于德国在巴黎地铁进行生物战剂扩散试验的报道,对美国也有触动。但当时生物战尚未威胁美国本土。1939年9月,美国公共卫生署和化学部队军官召开会议,认为美国目前并不存在紧迫的生物战威胁,但对生物战的进一步磋商应在与会成员和其他相关机构间进行。直到1940年以后,美国才逐渐改变了看法和态度,美国逐渐被卷人欧洲战争,太平洋局势日趋紧张。情报部门不断获得情报称:德国和日本坚信生物战是另一种可行的战争模式。此时,美国开始正视生物战威胁。 当时的作战部部长亨利·斯蒂姆逊对此后美国生物战政策变化发挥了关键作用。斯蒂姆逊1867年出生,是老资格的共和党政治家,曾在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手下担任作战部部长,在赫伯特.胡佛总统手下担任国务卿。1932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以后,他提出了“斯蒂姆逊原则”,即宣布美国将拒绝承认威胁其利益或由在未受到挑衅时发动的侵略而造成的形势或条约。1940年他应胡佛的请求出任作战部部长,后来在杜鲁门政府中他主张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斯蒂姆逊及其“斯蒂姆逊原则”在美国绕开《日内瓦议定书》约束启动生物军备方面起了决定作用。

从1941年夏天到费尔得斯来到美国之前,有关美国生物武器活动的秘密讨论和策划是由文职科学顾问为主进行的。由科学家来确定军事研究的方向这种做法曾由国防研究委员会以机构的方式确定下来。罗斯福总统的顾问、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师万尼瓦尔・布什创建了一个委员会,以便让科学家们就武器技术提出建议。随着欧洲战争的加剧,生物学家被吸收到研发生物武器的计刘中来。

1941年7月,美国作战部召开了一个科学研究与开发处,军医处、化学作战部和陆军情报处代表会议,讨论生物武器的威胁和美国制定有关计划的可能性问题。会后斯蒂姆逊要求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弗兰克.杰维特提交一份报告。杰维特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威斯康星大学的生物学家埃德温・弗莱德,后者组建了一个由12位科学家组成的秘密的作战顾问委员会,联系成员包括化学作战部、军医处、美国公共卫生部、农业部及陆军的科学家。委员会在研究起草报告的过程中,日本对珍珠港的偷袭使美国卷入了战争。特别在有关毒气战的问题上,斯蒂姆逊决定美国将不受《日内瓦议定书》的约束,因为它可能“涉及国内、政治和道义问题而妨碍我们的准备,降低我们的战争潜力,从而被我们的敌人视为国家软弱的表现”。

1867年出生的斯蒂姆逊是老资格的共和党政治家,曾在威廉霍华德・塔夫托总统手下担任作战部部长,在赫伯特・胡佛总统手下担任国务卿。1932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以后,他提出了“斯蒂姆逊原则”,宣布美国将拒绝承认威胁其利益或由在未受到挑衅时发动的侵略而造成的形势或条约。1940年他应胡佛的请求出任作战部部长,由此脱离了共和党。他担任公职的时期超过了胡佛,后来在杜鲁门政府中他主张对日本使用原子弹。

恰在此时,日本偷袭了美国珍珠港。斯蒂姆逊认为美国不能再受《日内瓦议定书》的约束,因为它可能“涉及国内、政治和道义问题而妨碍我们的准备,降低我们的战争潜力,从而被我们的敌人视为国家软弱的表现"。1942年2月一份完整的国家科学院报告放在了斯蒂姆逊的办公桌上。报告的起草者们认为生物武器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美国应当着手进行攻击和防御方面的准备。1942年4月29日斯蒂姆逊把国家科学院的报告和他自己的有关意见提交给了罗斯福总统。他的意见特别强调了生物武器对人员、工厂和动物的威肭。他称生物战为“肮脏的勾当”,请求秘密地大力着手研究防御和进攻措施。斯蒂姆逊认为,适当的防御措施来自于对进攻手段的充分研究,他要求美国要像对化学武器那样作好以生物武器进行报复的准备。“在两个星期后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罗斯福口头上同意了委员会有关对生物武器进行研究的建议。从那时起斯蒂姆逊是否随时向罗斯福报告美国生物武器研制计划的进展便无从得知了。

在2个星期后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罗斯福口头上同意了委员会有关对生物武器进行研究的建议。罗斯福不反对拥有战时的生物武器报复能力和对英国人的支持,但像反对首先使用化学武器一样,他肯定也反对首先使用生物武器。1940年冬天,美国开始秘密向英国提供毒气。参战以后,美国建立了两座庞大的化学武器工厂,一座是位于阿肯色州占地20平方公里的派恩布拉夫兵工厂,它在生产最高峰时雇用了1万人;另一座是位于丹佛附近占地80平方公里的落基山兵工厂( Rocky Mountain Arsenal),拥有3000名雇员。这两座工厂

每年可生产几百万吨化学炸弹和炮弹,几万吨散装刘易斯毒气、芥子气和光气。1942年美国政府又在犹他州开辟了杜格维试验场( Dugway Proving Ground),占地一干多平方公里,那里的巨峰后来被指定作为生物武器试验场。1942年罗斯福威胁要用化学武器对日本进行报复,1943年又对德国发出此威胁。°但与丘吉尔不同的是,他原则上反对使用这种武器:“我不愿意相信有国家,甚至我们目前的敌国,能够或愿意对人类使用这种非人道的武器。”

罗斯福的亲密朋友、他的战争期间的总参谋长威廉・利希上将对生物及化学和原子武器持坚定的反对态度,认为全面战争理论是野蛮人的行为在当代的表现。他在自传中讲述道1944年7月他在与其他顾问进行一次非正式讨论时,向罗斯福总统表达了他的这种看法:“总统先生,这种做法将违背所有我听到过的基督教伦理以及所有已知的战争法律。它将是对敌国非战斗人员的攻击。对之的反应是可以预知的——如果我们使用了,敌国也将使用。”

生物武器显然是易引起争论的,在对战争顾问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答复时,作战总参谋部建议,作为安全措施并为了防止引起公众恐慌,该计划的策划应由一个非军事机构秘密进行。联邦安全署(1939年新组建的一个机构,包括公共卫生部、食物与药品管理局及儿童局)被挑选出来作为一个新的国防研究与开发机构一一作战研究部的掩护,后者隶属于陆军和海军。

1942年8月斯蒂姆逊任命家庭医药公司总裁乔治・默克( George Merch,该公司以其名命名)领导作战研究部。作战研究部的一个下属机构叫做研究策略咨询处,它有两个由国家科学院协助组建的科学咨询分部,一个叫联络组,另一个叫ABC委员会;作战研究部的另一个下属机构叫总政策顾问处,成员包括国家科学院的杰维特、科学研究与开发处的万尼瓦尔・布什,以及哈佛大学校长、国防研究委员会的化学家詹姆斯・科南特;作战研究部第三个下属机构的成员有

负责研究与开发的弗莱德博士;负责技术协助的兽医阿弗・汤普逊上校,他后来曾参加日本的放免交易谈判;以及负责信息与情报处的小说家J・P・马昆德,信息与情报处与陆军情报处、战略工作处、海军情报处及联邦调查局有联系。美国的防御和进攻性计划对军方和私营资源的调配就由此开始了作战研究部的第一项工作是对军队负责医务和安全的官员提供有关侦察和防卫措施方面的指导,要求他们提交有关计划和实施情况的报告。它的第二项工作是与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所签订了25个实验室研究合同。与这项研究一道,医药公司〔包括默克、波菲泽公司〕积极参与了政府的防御工作,生产疫苗、药品、血清及合成和大规模生产青霉素。

费尔得斯1942年11月到访华盛顿时,化学作战部正准备为生物武器的研制承担更多的责任,像那些受聘参与工作的文职科学家样,化学作战部对炭疽弹计划予以了积极的支持

接下来,美国开始正式启动生物军备。

最初的生物战协调机构是1941年10月14日秘密成立的作战顾问委员会,由12位科学家组成,埃德温。弗莱德为委员会主席,其他成员来自约翰霍普金森大学、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和芝加哥大学。联络人来自农业部、化学战部队、军械服务部队、公共卫生署和陆海军医疗部队。次年2月19日作战顾问委员会提交第1份报告。斯蒂姆逊向罗斯福总统报告,作战顾问委员会发现“生物战对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有真正的危害……据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必须准备”,总统于1942年5月15日口授同意书,成立了战争研究局,归联邦安全局管辖,负责处理与生物战研究相关的高度重要的机密问题,是一个协调指导机构,用于执行作战顾问委员会的建议。

1944年5月,所有生物战功能移交战争部,以便军队整合集中对生物战的控制责任权。战争研究局撒编,顶替它协调和指导美国生物军备活动的是战争部生物战委员会,负责重新复查生物战情报,评估防御进攻准备情况,包括可能使用生物武器的问题、与盟国的联络问题。默克被任命为美国生物战委员会的主席,该机构由其他相关机构包括化学战务署、海军、战略情报局的代表组成。 随着战备问题变得日趋紧张,1942年12月4日,美国陆军总参谋长威廉,希利将军命令化学战务署与战争研究局合作,对生物战剂的扩散传播方式进行研究,研发植物杀伤剂、炭疽炸弹。1943年也是美国生物武器计划快速进展的一年。化学作战部组建了特别计划处,以德特里克营为其中心。特别计划处是高度保密的,其技术主任和其他科技人员直接听命于华盛顿或埃奇伍德兵工厂化学作战部的官员,由此绕过了德特里克营的主管。

从开始之初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负责官员对所从事的生物战工作便是高度保密的,他们采取了严格的安全措施,不但防止敌人获得有关的信息,对公众和军队中的其他人员也不透露。德特里克营等设施是作为保密的特殊基地建立的,其目的也秘而不宣。

杜格维试验场的格拉尼特峰是特别计划处生物武器的实地试验场,其中有的帯有少量炭疽菌以测试其在土壤中的耐受性,帕斯卡古拉附近密西西比海岸对面的霍恩岛是另一处试验场,主要用于昆虫研究,也进行炭疽菌激化物的云团散播试验。

美国在英国的细菌气雾室试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散布和感染数据。英国利用细菌气雾室对实验室动物进行了炭疽和鼠疫媒介的试验,美国科学家改进和扩大了唐港的模式,使得一次可在气雾室里放入一百只老鼠、豚鼠、家鼠或仓鼠。在对“热”媒介进行试验时,受感染的动物的毛皮对于那些作后续处理的人员有一定的危险性,但美国科学家们认为他们的模式增加了实地的感染强度。后来他们又发明了在细菌气雾室上附加密封仓和“动物储藏箱”等模式。"'基于细菌气雾室的研究,研究人员得以确定哪种吸入媒介最有效、最致命和最稳定。

但是和英国一样,重要的是户外实地试验。美国计划的重点是高效炸弹的研制和试验,他们对唐港的F型炸弹进行改进,那是种原来供化学武器用的1.8公斤重强爆炸力炸弹,改造后用于装填液体生物媒介。根据设计,196枚这样的炸弹被放入英制的#14集束改装弹中,撞击地面后可依次连续爆炸。F型炸弹的总容量是400毫升,建议的媒介填充量为320毫升,占炸弹总重量的17.6%。

在德特里克营对F型炸弹进行试验后,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又把它改造为易于批量生产的炸弹,又经过一些小的改造包括导火索和内涂层,炸弹最后被命名为SPD马克I型。

英国人称一个集束炸弹产生的气雾可对1.6公里以内的人员造成感染。但是即使在最好的估计下,要使得能够散布足够的炭疽孢子以造成致命性伤害仍存在问题。用炭疽菌激化物进行的试验表明不论是F型还是马克I型炸弹都没有充分利用媒介,激发的云团很小,320毫升媒介中只有22毫升进入了气雾。但是由于时间紧迫,主管科学家们决定马克1型已可以批量生产。1944年5月德特里克营的一个试点厂生产了第一批5000枚炭疽菌装填的炸弹。“此外它还完成了供加拿大萨菲尔德基地试验用的2000枚F型炸弹的订单。

1944年中期,所有生物战研究工作都移交给化学战务署。为此化学战务署成立了特别项目部,负责制定生物战防御及反击方案,生产必需的材料,搜集评估敌人活动的情报,与其他国内外有关生物战的各军队或地方机构合作,出版培训刊物及战争使用说明书,为陆军提供技术指导。陆军化学战务署特别项目部成为美国生物军备活动的具体组织者。

1942年12月9日,华盛顿召集国内一流科学家开了一个会。会议决定,接受英国的建议,免得美国在研制生化武器的道路上耽误太长时间。美国和英国都知道研制生化武器将负有极大的道德压力,因此,这次会议后,所有参加会议的美国人都得到一个警告:如果泄漏会议内容,将坐牢40年!

美国生物武器研发流程与迪特里克堡

从大学和基础实验室,到迪特里克实验室,再到合恩岛和杜格威的野外试验场,这是一个循序行进的生物武器研发流程。其中,迪特里克是核心环节。

1942年5月战争研究局成立后,就与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所签订了25个实验室研究合同。2这些合同是基础性研究,研究各种病原.体成为生物战剂的前景。一旦展示出可见前景,便移交迪特里克。

如球孢子菌病,通过病毒传播,是失能性战剂,由斯坦福大学实验室移交到迪特里克。哈佛的科学家研制了针对家禽疾病的疫苗以及对抗肉毒杆菌的类毒素,芝加哥大学的毒理学研究所对气雾进行了研究,西北大学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研究了甲壳类动物毒素,辛辛那提大学和堪萨斯州大学研究了野兔病,圣母玛丽亚大学研究了斑疹伤寒病原体,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研究了球孢子菌病病原体,俄亥俄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研究了植物生长调节素,威斯康辛大学研究了孢子的大规模培养基,康奈尔大学有一个炭疽热研究项目,密歇根大学有一个布鲁氏菌病的研究项目。科学家兼商人斯坦利.洛弗尔应战略情报局之召,招募一些科学家从事“地狱的建设者”项目研究,这是一项最大胆、最荒唐的新武器研发计划,其中包括染菌的“山羊粪”项目,从中可以看到美国生物军备计划对军方和私营资源的调配和利用。 迪特里克负责接手上述研究机构有可见前景的研究成果,从事进一步的实验室实验,然后送往合恩岛和杜格威的野外试验场,同时调查现有军火中哪些最适合传播这些生物战剂,寻求生物战剂的武器化。在美国生物军备中,迪特里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英国的波顿生物部、日本设在中国哈尔滨的平房设施和苏联的奥伯兰斯克一起,成为生物武器历史上着名的四大研发基地。 迪特里克位于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镇,原来是一个机场,后被陆军化学战务署占用,占地219公顷,建设耗资1272.17万美元。用于生物武器的实验室试验和实验性小规模生产。1945年时有工作人员2273人,与英国波顿生物处45人相比,美国生物基地要庞大得多。下辖技术部和4个试验工厂。技术部由动物研究处、生物研究处、新作物研究处、工程处、军火处、物理化学研究处和安全处组成。1号工厂生产肉毒毒素,2号工厂生产炭疽孢子以及模拟炭疽病毒一球芽孢杆菌,3号工厂生产植物病原体,4号工厂生产引起布鲁氏菌病和鹦鹉热的战剂。

在实验设施方面,迪特里克建有3个生物云团实验室,每个室可以一次进入100只老鼠、豚鼠、家鼠或仓鼠,或1头大型动物进行试验,以测定毒剂攻击呼吸系统的杀伤性、传染性和稳定性。而英国波顿的类似装置只能允许受试动物的鼻子进入。为开发生物战剂,18种疾病在迪特里克被研究:炭疽病、肉毒毒素、稻胡麻斑病、布鲁氏病、球孢子菌病、鸡瘟、马鼻疽病、马铃薯晚疫病、兽类鼻疽疫、神经性脑炎、新堡病、鹦鹉热、稻瘟病、牛瘟病、蛤贝毒素、白绢病和野兔病。其中,炭疽杆菌和肉毒毒素在实验室里和试验工厂里处于优先地位。 合恩岛和杜格维的野外试验场完成下一道工序,即实地试验。在上述18种病原体研究中,只有少数由实验室走向了野外实验。合恩岛位于密西西比河流域,在密西西比州帕斯卡古拉和比洛克西以南16千米处,面积1681公顷,主要由沙丘和灌木丛组成,试验只限于2种毒剂:肉毒毒素和蓖麻毒素。也进行昆虫研究和炭疽杆菌激化物的云团散播试验。杜格维试验场的格拉尼特峰位于犹他州,是化学作战处的主要试验基地,承担野外试验的重点试验,即炭疽炸弹的试验。多数实验用炭疽杆菌激化物,少数带有少量炭疽杆菌,以测试其在土壤中的耐受性。

炭疽病菌就是911以后在美国多次出现的白色粉末;肉毒杆菌就是今天很多女明星用来消除皱纹的美容佳品。科学家说,1毫升肉毒杆菌可以杀死100万只老鼠,只是因为没有做过活人试验,不知道杀死一个人的具体剂量。然而,如此剧毒的生物武器,现在在美国市场上,居然可以轻易买到。

接收丘吉尔炭疽炸弹订单

炭疽炸弹是英国的主要生物军备项目,但由于英国所负战争负担沉重,没有能力马上生产炭疽炸弹,转由美国生产。美国对英国研制的F型炸弹进行改进。F型炸弹是一种原来供化学武器用的1.8千克重强爆炸力炸弹,改造后用于装填液体生物战剂。根据设计,196枚这样的炸弹被放人英制的14号集束改装弹中,撞击地面后可依次连续爆炸。F型炸弹的总容量是400毫升,改进后生物战剂填充量为320毫升,占炸弹总重量的17.6%。在迪特里克营对F型炸弹进行试验后,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又把它改造为易于批量生产的炸弹,再经过一些小的改造包括导火索和内涂层,炸弹最后被命名为SPD马克I型。根据设计,一个集束炸弹产生的气雾可对1.6千米以内人员造成感染。但用炭疽杆菌激化物进行的实验表明,不论是F炸弹还是改进型SPD马克I型炸弹,都没有充分利用战剂,激发的云团很小,320毫升战剂中只有22毫升进入气雾。炸弹爆炸产生的冲击和高热杀死了大部分炭疽杆菌。但由于时间紧迫,主管科学家决定SPD马克I型批量生产。1944年5月迪特里克营的一个试点厂生产了第一批5000枚炭疽杆菌装填的炸弹。此外它还完成了供加拿大萨菲尔德基地试验用的2000枚F型炸弹的订单。 丘吉尔决定向美国订购炭疽炸弹。此前的评估工作由他的科学顾问洛德.彻韦尔勋爵完成,彻韦尔曾任牛津大学克拉登实验室主任。彻韦尔写信给丘吉尔道:“我们已经研制了在我们看来有效的储存和散布炭疽抱子的方法,即把1.8千克重的炸弹放于普通的燃烧弹弹壳中。如果均匀散布,6架兰开斯特式飞机携带的药量看来足可以把2.6平方千米内的人全部杀死,并使之以后变为无法居住的地区。”彻韦尔将生物武器与美国当时进行的“管合金”原子弹计划作对比,他说:“这看来是一种潜力巨大的武器,几乎没有东西比之更可怕了,因为它比管合金要容易制造得多.......我们的武库中看来也不能没有N炸弹。”丘吉尔和他的高级军事顾问们秘密地就这封信进行了讨论,同意彻韦尔的看法。4月8日丘吉尔向生物战委员会主任恩斯特.布朗下令向美国订购100万枚炭疽炸弹,并指出这将是“第一批定货”。 为完成英国订购的炭疽炸弹订单,美国重新装备了印第安纳州维哥兵工厂。维哥试验工厂位于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以南9.7千米处,建立有特别生产设施,如实验室、焚化炉、蒸汽动力装置、空气压缩装置、冷藏工厂、料浆加热器、催化剂楼、反应堆楼以及分离楼。2军械大楼变成了生物战争武器的装配间。有自己的铁路专线,3个6.4万升的地下储藏罐,46个弹药库和1座大型仓库,10个9万升的发酵罐,还有1.8万平方米场地用于起爆和燃烧炸药。维哥工厂设计之初是生物武器的大规模生产工厂,生产成吨的炭疽孢子并将其装人炭疽炸弹,目标是每月50万枚炸弹,但到战争结束前实际上只是试验工厂。为准备全规模生产炭疽武器,工厂进行了许多技术实验。1945年6月,炭疽病毒相似物,球芽孢杆菌开始生产,但此时战争结束了,生产也随之停止。

美国战时生物武器研发方面所做的一项重要事情是重新装备了印第安纳州维哥县的一个兵工厂以从事炭疽弹生产。1942年美国政府在距离特雷霍特市区10公里处征用了一个占地24平方公里的厂房。在那里仓促建造的一座生产炸药和雷管的工厂不久就变得陈旧了,三个月后便告关闭。1943年11月军械部宣布维哥工厂多余,把它退还给了原建筑单位陆军工程师师团进行处理,部分厂址后来被租给工业部门做储藏地。

1944年5月化学作战部征用了维哥工厂,指定它为特别计划处的一个据点,生产生物媟介和疫苗、生物弹苭的装填物和载物,并且饲养实验室动物。除了厂房,该据点还有自己的铁路专线,1.8万平方米地用于起爆和燃烧炸药,三个6.4万升的地下储罐,46个弹药库和一座大型仓库,此外还有一个可容纳一千多军人的兵营。在7月初举行的一次由化学作战部、工程师师团、军医处的代表及一个私人承包商参加的会议上,与会者就生产和储藏适应英国五十多万枚炸弹订单的日程提出了建议。此外根据这项计刘每月还将生产100

万枚炸弹。维哥工厂需要1000万元的启动资金,到战争结束时总花费为3000万美元。在维哥正式投产之前,特别计划处的科技人员还需对大批量炭疽孢子生产和炸弹组装线生产及炸弹填料进行试验。

对炭疽菌激化物维哥的工人们只限于试生产,在德特里克营的一座废弃的飞机库另建了两个试点厂,其中个是生产炭疽芽孢培养菌的小型实验室,另一个旨在实现批量生产。第二试点厂将生产大量菌浆,然后把它们泵入附近厂房中的个储藏罐中,在那里进行孢子化,之后又泵入另一个厂房中进行最后处理,并储藏于两个2.8万升的罐中。最后一道程序是把孢子物质泵入另一个厂房中的3个4500升的储藏罐中,通过管道送入一个特制的炸弹装填机器中。监控器察看炸弹有无泄漏,对炭疽填料的活性和毒性也要进行检査。维哥工厂将在一个大规模的基础上复制这过程。

在实验室中培植为数不多的炭疽菌和使其孢子化是相对容易的,使其保持毒性也不成问题,英国人向美国提供的炭疽菌经过相继在若干猴子身上寄存而毒性得以增强例如标号“M一306”的菌是指曾在36只猴子身上寄存过),而德特里克的科学家得以把B.炭疽菌的毒性提高到300%。从1944年夏天到1945年秋天的主要问题是生产英国订单及美国储存所需的成吨炭疽孢子,为此维哥装备了10个9万升的发酵罐才解决了这一问题。此外的问题是,炭疽菌需要有适当的通风才能生长,而大的罐子提供不了这样的条件;德特里克成批的炭疽菌常常受到其他细菌的污染,而使炭疽菌浆“泥化”的过程和使其能够装入炸弹的处理工序对工人来说有一定的危险性。活孢子巴斯德类疫苗能够使牲畜免受炭疽菌侵害,但被认为对人的危险仍然过大。在德特里克的工作开始之前,作战研究部曾委托一家私人公司进行免疫法的研究与试验,但未取得成功,只在把青霉素作为解毒剂方面有一些进展。1943年11月,德特里克营一个叫做“B处”的部门的科学家们被指示“通过对各种免疫抗原和血清的研究探索对炭疽菌的免疫方法”。由此开始了对炭疽疫苗的最初研究,这使得德特里克营的科学家们对炭疽菌产生的致命毒素有了些初步的了解,但在用于人的炭疽疫苗方面没有取得突破。在此期间德特里克营对炭疽菌的试点工作进展缓慢,影响了维哥的炸弹生产的进行。

德特里克营的科学研究的领导者是威斯康星大学的发酵专家埃拉・鲍德温,他选择了维哥厂址并负责其后的配备工作。“他后来曾谈到,为维哥的特别计划处每一个岗位招聘合适的人员是很困难的,虽然没有格罗斯岛的问题那么大,但性质相同。其中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地处农村和要求保密,使人产生一种隔离感。特别计划处的人员一经聘用就要遵守严格的安全制度,不只一般老百姓就是军队中的其他人对那里的活动也一无所知。有关人员不得在曼哈顿岛原子弹项目兼有工作,以使两个顶级保密的项目分开进行。受聘者也不再有海外任务,以免被敌国抓获,甚至他们的免疫也被认为可能向敌国透漏美国研究的秘密。但高级工作人员并不总是随时可以找到的,一些已经在海外工作的军队人员常被招聘到项目中。据报道透露,许多人得了“神经官能症”,不久就被解聘了。

在维哥陆军人员和海军人员发生了冲突。海军人员素质较高,在假期和纪律方面待遇较宽,他们对住房也有更高的要求,例如他们要求兵营都是油漆过的。海军后来同意把假期和请假缩短到与陆军相同,并放弃了兵营油漆的要求。陆军看来从来没有得到原来许诺的应征人数,据一个报道说,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陆军应征人员不合格、有病或需要遣散。

1944年7月在答复丘吉尔的询问时,英国联合计划处的一位参谋说,N炸弹可能对战争起重大的作用,但美国人不能按时完成生产计划。此时正值盟军对德国展开密集轰炸的时期,费尔得斯制定了一项向德国6个重要城市空投400万枚1.8公斤重的炭疽弹的紧急计划,这些城市包括柏林、汉堡、斯图加特、法兰克福、威廉港和亚琛。由一个重型轰炸机群携带40500只弹筒,每只弹筒装有一个由106枚1.8公斤重的炭疽弹构成的集东炸弹,对上述城市同时发起攻击。预期取得双重效果,一是由有毒气雾造成的吸入性炭疽热,是由伤口感染造成的皮肤性炭疽热,德国平民的死亡数预计在300万。美国人虽然仍存在技术上的困难,但在费尔得斯看来这些困难和危险不是不能克服的。他预计维哥工厂每月可生产50万枚1.8公斤重的炸弹,八个半月内将可生产400万枚以上这样的炸弹,预计可造成德国域市目标中50%的死亡率,其中占地590平方公里的柏林是最大的目标。费尔德斯还报告唐港研发了另一有效手段即普鲁氏菌媒介,这种媒介在美国的同一工厂中将更易于生产和填入炸弹。

1944年夏天费尔得斯和英国皇家空军制定出计划,飞机在执行常规空袭返回时向德国实行“素食者行动”,空投500万只炭疽牛肉饼,目的在于消灭德国的食用牛和奶牛群。但这些计划最终都没有实行,因为德国人已经在常规军的打击下溃败了。

与英国相比,美国战时的资源是丰厚的,组织和动员的规模庞大。陆军和海军都参与了特别计划处的项目,此外还包括农业部、畜牧业部及军医处。1944年2月,为配合盟军的诺曼底行动,德特里克营成立了一所培训生物战军官的学校,学员受训后被派往欧洲和太平洋的所有主要战区。有关生物武器的指示英国只向最高指挥层传达,而美国军方则尽力向化学作战部、美国医务和情报部门所有连以上的官员传达。正是从情报部门所得的广泛消息中发现,德国的生物武器威胁被大大夸大了。

尽管存在人员方面的问题,美国人仍然把大批受过教育的人士吸收到生物武器计划中来,在这方面远远超过了英国:“在四年的工作过程中,费尔得斯领导的唐港生物处只有45人,包括15名文职军官,20名入伍的技术人员和10名女助手。相比之下,成立一年的特别计划处在德特里克营和霍恩岛有一千五百多人,而这一数字第二年增加了一倍。”

特别计划处的项目还分散到许多大学中,吸引了更多的人参加。哈佛的科学家研制了针对家禽疾病的疫苗以对抗肉毒杆菌的类毒素。芝加哥大学的毒理学研究所对气雾进行了研究,西北大学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研究了甲売类动物毒素,辛辛那提大学和堪萨斯州大学研究了野兔病,圣母玛利亚大学研究了斑疹伤寒病原体,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研究了球孢子菌病病原体,俄亥俄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研究了植物生长调节素,威斯康星大学研究了孢子的大规模培养基。康奈尔大学有一个炭疽热研究项目,密歇根大学有一个普鲁氏菌病的研究项目。“海军、农业部、国家医疗研究所和各公共卫生部门也都有与生物武器有关的试验项目。

美国和加拿大的广阔空间为实地试验提供了场地,不同的地理条件可以反映可能的战区的生态、气候模式和使用生物媒介的可能性。例如空军在霍恩岛对可能存在于太平洋岛屿上的苍蝇和蚊子进行了一系列试验。

再回到唐港这边,费尔得斯最终对美国政府不满起来,认为后者没有遵循英国的计划,而是开始了一种广泛的研究,“把它当做一种重新开始的课题进行研究,重点放在太平洋战区”。

当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细菌学系主任鲍德温被挑选成为生化武器研制、生产的科学负责人。47岁的鲍德温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他反对战争,也反对生化武器对于人类道德的践踏。但是,为了科学、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他放弃了所谓上帝的崇高道德,全身心地投入到研制生化武器的工作中。美国、英国之所以对生化武器如此重视,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核武器,生化武器是可以看到的、威力最大的非常规武器。

军方的控制

1943年的一年中,美国军方对生物武器计划有了更多的控制,对文职科学家的需要开始减少,在维哥的鲍德温亲身经历了这一变化。据他说,陆军急于使维哥工厂投入生产,其工程师师团觉得鲍德温的现场安全官员过于小心谨慎,阻碍了其日程。当鲍德温得知陆军想以一个没有生物工程训练的化学工程师替换那位安全官员时,他辞去了德特里克的技术主任职务,只作为一名顾问从事工作。在这之后不久,鲍德温和一些文职科学顾问曾参与就一份情报资料提出看法,结果险些导致对数十万盟军土兵进行不必要的肉毒杆菌免疫接种。1943年12月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绝密会议上,来自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科学顾问秘密听取了一个吹风报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德国新的“飞弹”的情报,二是美国特别计划处前一年在细菌有效荷载方面取得进展。”此外还有德国难民科学家赫尔穆特・西蒙斯提供的个情报,他称德国人已经研制了肉毒杆菌毒素作为生物武器。虽然西蒙斯其人和其他一些情报机构已被美国航天局列为不可靠的告密者,但与会的科学顾问们特别关注肉毒杆菌毒素的致命危害,始终担心德国人可能大批量生产这种细菌。默克在相信了这种威胁之后,立刻请求斯蒂姆逊同意批准供报复用的生物媒介的生产和储存。斯蒂姆逊在就默克所提出警告作答复时指出,科学家们应只专注于试验工作,让军人们去决定生产的需要。随后斯蒂姆逊把以生产为目标的细菌武器研发转到化学作战部,作战研究部的科学顾问们只限于从事一些边缘性的计划和项目。

1944年1月和2月,顾问们又有了机会。特别作战部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召集会议重新考虑德国“X”媒介的威胁,其成员包括默克、鲍德温、阿尔登・怀特将军。小组委员会出于对载有肉毒杆菌毒素的火箭威胁的重视,要求立即加强美国进攻与防御的能力。加拿大和美国政府紧急联合行动,为盟军部队提供了足够的防毒疫苗,以配合盟军所计划的春季攻势。加拿大着手生产了15万支试验性类毒素。后来美国政府在没有通知加拿大人的情况下,取消了其对类毒素的准备。美国方面已经收到来自 Ultra的情报,德国人不具备生物武器攻击的能力,因此很担心盟军在无意之中使用了这种手段。但加拿大政府的最高层只知道它的军队面临危险,已准备好用板条箱装载准备运往海外的类毒素,敦促其军队进行免疫注射,直到6月6日盟军登陆前夕才放弃了这一计划。这使得默里和奥托・玛斯很丢面子,他们长久以来已被排除在美国的核心决策圈之外。

随着战争的继续和特别计划处岗位与项目的增加,军方的控制加大,文职顾问变得越来越边缘化,在英国也是这种情形。1944年8月作战服务处及下属顾问组被解散,默克成为斯蒂姆逊的特别顾问,其根本原因是:非军方机构参与生物武器的秘密最初是出于“更好地掩护”的需要,如今这种需要已为军方研发、计划和准备的需要所代替,因此“对于生物武器的职责应当由军事组织统和集中管理”。

1944年,几件事情使得美国和英国加紧了研制生化武器的步伐。首先是德国的V型导弹袭击英国。丘吉尔根据情报担心,德国人会用V型导弹,将生化武器投到英国。在美国的太平洋海岸,也出现了神秘的气球。美国军方检查坠地后的气球发现,气球上悬挂着炸弹。对于美国人来说,万一气球悬挂的是生化武器,后果将极其严重。而投放气球的,很可能是日本人。1944年,丘吉尔向美国紧急预定50万枚炭疽炸弹,丘吉尔将其作为战争的第一要务。庆幸的是,美国的生产能力还是没能跟上,50万枚炭疽炸弹没有到达丘吉尔手中。否则的话,我们不知道,丘吉尔会不会像美国首先使用原子弹一样,首先使用炭疽炸弹。

“二战”末的生物战状况

日本投降前三天,即1945年8月11日,美国作战部向化学作战部下发了一个结东特别计划处的工作的备忘录,德特里克营和维哥将转向和平时期的用途。由此德特里克营的工作人员迅速从2273人减少到865人,离开的人大多数为应征人员,留下的多数为陆军和海军军官,维哥也作了类似的裁员。霍恩岛基地被关闭,犹他州格拉尼特峰的试验场也被关闭,但与杜格维试验场的负责人达成了一个每年进行几次生物武器试验的协议。

维哥工厂的退役是一项大工程,近600项合同被取消,其中包括项与底特律马斯特电气公司签订的价值430万美元的合同。剩余的试验动物被运到埃奇伍德兵工厂或农业部。大部分军用车辆、被褥和军毯交还给了军队,机械设备及两万枚马克1型炸弹被运到德特里克营,其余设备赠送给大学、技术学院和特雷霍特市的联邦教养院。到10月底,有近80万美元的设备被宣布为剩余物资,用了18个火车车皮把这些物资从维哥运走。10个9万升的发酵罐被留了下来,后来被查尔斯・A・波菲泽公司所使用,工厂先是租后又卖给了该公司。

维哥工厂基本上实现了它的目标,它使人相信任何未来工业生产规模的生物武器计划是可行的。1945年6月和7月所进行的炭疽菌激化物生产试运转表明,工厂在理想的工序条件和对操作人员最大的安全保护条件下,一次运转可生产价值8000英镑的浓缩炭疽菌激化物浆。

1945年的裁员和项目缩减使得生物武器计划看似一去不复返了,但战后不几年,当生物武器的使命被重新定位为对付冷战威胁时,有足够的科学家留了下来为化学师团工作以重振这一计划。

1945年,美国用于研制生化武器的经费大约相当于研制原子弹经费的五分之一,两者都处于同样严格保密的范围。为了验证原子弹的威力,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战争突然结束了。与原子弹相比,美国当时的生化武器水平还到不了大规模生产的水平,因此,当原子弹在日本证明了巨大的威力,美国、英国的生化武器研制开始面临疑问: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做下去?美国生化武器试验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美国还没有下定决定采取活人试验。美国人一共用了50万只动物做试验,试验了十几种病菌,炭疽炸弹也即将完成。因此,当原子弹暴露在世人面前的时候,生化武器还是一个绝对机密。

二战末期美国所取得的成果

到“二战”末时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花费了4亿美元,这与耗费了20亿美元的原子弹项目相比不算什么,但这种投资在历史上已是空前的。像其他战时的武器计划一样,生物武器计划的花费主要是用于研究和开发而不是工业生产。

默克在1945年9月送交作战部部长的一份备忘录中对结果作了一个总结:病原体的试点和大规模生产的工厂;用做炸弹填料的炭疽菌和毒性普鲁氏菌的批量生产;1.8公斤重的马克1型炸弹的标准化和生产;集束炸弹兼容装置和弹壳;新集东炸弹SS的研发和实地试验;农作物特别是水稻的感染媟介的试点和大规模生产的工厂摧毁农作物和使叶子脱落但不伤及人的化学药品的开发和使用;A型和B型肉毒杆菌毒素免疫类毒素的开发。“

备忘录中还提到对空气传染媒介和炭疽热、野兔病、普鲁氏菌病等的发病机制的了解取得“巨大进展”。感染后的治疗(医治炭疽热的青霉素、医治野兔病的链霉素及医治鼻疽病的磺胺嘧啶)是另方面的进展;研发计划使得对致病有机物、空气传播疾病及植物疾病有了更多的了解;开发了两种家禽疾病及牛瘟的免疫疫苗,这种疫苗后来在中国控制这类疾病中发挥了作用;首次分离出一种纯菌毒素。

美国的生物武器设备为研发危险病菌的技术防御及安全标准提供了基础。实验室的工作人员需有防护措施,美国的工程师为他们研制了轻型零渗漏的面具和特制的防护服,它们是今天的危险物质防护和高污染实验室所用防护服的原型。

国务院的一份机密报告透露,默克和另外三名生物武器官员对于未来生物武器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深信不疑。人们已有足够的经验认识到,生物武器成本不高,毒性易于增强,但与原子弹相比其研发难于控制。“另一些人则认为,虽然有资源的国家都可以制造破坏性病菌,但只有那些科研力量和工业设施基础雄厚的国家才可能研制和保存生物武器。

1944年10月两位顶级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和詹姆斯・科南特预见,除非美国把它在世界上垄断的秘密解除,否则将出现一场生物武器竞赛。在致斯蒂姆逊的一封信中,他们指出美国政府应带头把所有有关生物战的资料置于一个能够控制和监察的国际组织的监管之下。在1945年2月的另一份备忘录中,布什提出要求联合国监控入侵行为,使任一热爱和平的国家不必“为另一国的科学活动感到担心”。斯蒂姆逊看来没有把这一构想转告罗斯福,他自己也没有予以认真的考虑。布什和科南特向临时原子能委员会提出了同一看法,他们已经看到美英两国在有关原子弹的研制和使用资料方面是如何避开苏联的。他们天真地幻想把苏联纳入一个反对全面战争武器的联合共同体。

这两次诉求都未奏效。不出几年,冷战使美国的秘密生物武器计划复活,更比照核武器的摧毁力来定位自身的破坏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继续生物军备合作,但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英国、加拿大放弃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美国则单独继续其生物军备直至70年代。

1945年战争结束后,同盟国发现,希特勒虽然研制了化学武器,但始终反对研制生物武器,因此,关于德国的生物武器情报,事后被证明是一个错误。然而,日本的情况令美国大吃一惊。美国发现日本有一支专业细菌部队,其核心就是731部队,负责人是石井四郎。石井四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曾经到欧洲考察过各国生化武器的研制情况。回国后,便开始推动日本的生化武器研制,并将研究基地设在了中国境内。

冷战时期美国的生物武器与生物计划

1947年与日本生物科学家进行谈话的美国官员很快便意识到,美国所取得的成果在技术上领先于石井四郎将军的计划。到“二战”结束时,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计划对于空气传播媒介感染和生物媒介的多样性已经有了很多了解,对某些媒介的防御手段也有了提高,炭疽炸弹已接近批量生产。原子弹和冷战的出现预示着美国生物武器计划的重大改变。对有意传播的疾病规模,已被设想为可达到与广岛和长崎的破坏相等同的战略攻击水平,以及苏联及其同盟的潜在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多年里,细菌武器的倡导者努力想使其达到所设想的战略攻击力的目标,并力图说服军方特别是空军和海军采纳这些新式武器。美国政府内对这种扩展攻击能力的努力所知者不多。在计划内部,研究加速了,生产能力扩大了,对平民的病菌攻击模拟规模更大、更精确,已接近可用于实战的水平。 在美国战后的生物武器计划秘密地朝着接近核武器的规模发展的同时,国内和国际公众,包括一些科学家,正在公开地辩论核武器的威胁。后来,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化学武器及其对平民的威胁成了广泛争论的问题。而在生物武器方面,美国战时的研究只有很短时间是公开的,在随后20年中便再见不到公开的讨论。1947年陆军参谋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下令禁止对进行中的生物武器计划活动进行披露。此后,国防部部长詹母斯.弗雷斯塔尔1949年在一-次新闻发布中只强调了美国防御性的生物武器研究。他的看来已为公众所接受的论点是,生物武器的存在是为了保卫国家对抗苏联的威胁。2而公众所不知道的是,这种防御性的计划实际上是以进攻为日的的。由于美国不受《日内瓦议定书》的约束,军队中的生物和化学武器提倡者便力主享有首先使用权,这将使得可以开展完全进攻性的生物武器计划的研究。 1951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报告总结了生物武器在战略及暗中破坏等方面使用的军事潜能。'报告首先指出与常规武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相比,生物武器的成本较低,这是它的一大优点。但相对弱小的国家也可能获取这种武器却未被考虑到,而当时的猜想是,只有工业大国才有资源发展生物武器,就像核武器和一般的化学武器一样。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重点是以苏联为敌国,提出了一些从欧洲和亚洲战场经验中所得的“二战”类型的可能方案。第一种方案提出,作为原子弹轰炸之后的后续手段进行所谓非致命性疾病攻击,以便进一步削弱所攻击地区的敌国平民。报告特别主张在特种军事行动中使用生物武器,所针对的是了无所知的平民:“生物武器最有吸引力和最有效的方式可能是在秘密的军事行动方面。在敌人后方活动的特工人员或游击队,可以把少量的生物媒介准确地投放在能够产生最大效果的地方,这是一种极有杀伤力的方式。秘密使用的另一个好处是,以这种方式使用生物武器其结果很难与疾病的自然暴发相区判,因此可在正式军事行动之前使用,以削弱敌人实力。” 在技术方面,军方的第一要求是这种新型武器必须具有可靠的杀伤力。指挥官们只有一个目标——赢得战争,因此他们不愿意在战争中对细菌武器进行试验。1952年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备忘录作了两点指示,一 是指示陆军化学师团应对生物武器进行实地试验,二是指示三兵种应通过对有关人员的教育或“教化”使之接受生物武器: 参谋长联席会议想强调指出,虽然可供利用的生物武器有在多种场合使用的潜在效力,但只有当军事行动指挥员确信有关武器对于完成其任务具有优势时才得使用。因此通过试验以确定生物武器的实战性能,以及通过教育传播和建立对于试验结果的信心是必要的。巳授权陆军部部长负责实地试验计划的协调工作,三兵种应在其协调下进行实地试验,其规模应足以确定备选媒介弹药组合、其进攻性使用和对其防御手段的军事价值。叉,各兵种应通过新武器指导小组、教育课程、在职培训等适当方式进行生物武器的教育工作,应以可能的方式相互协助与合作。 尽管进行了大力研发与试验,在那一时期生物武器始终没有被纳入正规军的思想和计划中,美国及其合作伙伴——英国、加拿大及后来的澳大利亚也都没有实际使用之。

有两次战争提供了机会,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朝鲜战争的参与者是美国领导下的联合国多国部队,这使得很难想到使用生物武器。再者,美国的计划仍处于致力研制更有效地散播炭疽孢子等病菌的生物炸弹阶段,没有什么可靠的东西可提供。不过,中国和朝鲜曾于1952年指控美国在作战中利用飞机散播受感染的昆虫、羽毛及其他病菌载体,在技术上相当于日本计划的水平。

在越战期间,美国在战争中使用化学药品特别是防暴媒介引发了国内和国际上的争议,这表明如果使用了生物武器,不论是隐秘的还是公开的,都将会引起激怒。20 世纪60年代,实地试验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希望。那些传播热带疾病、在没计上能穿透丛林屏障的生物武器,对于当时为越共游击战所苦、不惜使用一切攻击手段的军事策划者来说会是有诱惑力的,但美国政府的政策没有改变。

1946年5月,基于海军预算秘密听证会上透露的消息,美联社发表了一篇有关细菌武器的耸人听闻的报道,谓其“杀伤力远远超过原子弹”,“只一次打击即可毁灭数座大城市和全部农作物”。‘但在数小时之内美联社又撤回了这篇报道,称这种武器并不存在。诸如此类的事情使得公众开始把生物武器视为一种新形式的威胁。美国新闻界随之开始暴露在已过去的“二战”中的生物武器研制计划,而陆军和海军在办助其事时则侧重所研发的防御性武器。例如,海军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报告其在加利福尼亚奥克兰的研究单位曾利用50名圣民廷监狱的犯人进行有关淋巴腺鼠疫的医学研究,以研制防御药物。《纽约时报》、华盛顿的《时代信使》.《新闻周刊》、《民族》、 《科学举隅》( Science Ilustrau-ted)等多家出版物翻检了德特里克营战后发表的研究资料,刊载了有关生物武器的可怕战略潜力的报道。《科学新闻信涵 》--则报道的标题是《比原子弹更强劲的生物战进展》Germ Warfare Advances More Than A Bomb )。 1947年,正当与日本科学家的赦免交易在谈判中而冷战开始的时候,美国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其中把大规模杀伤武器界定为:“原子炸药、放射性物质、致命化学和生物武器,以及在未来研制的任何在杀伤力方面可与原子弹或上述其他武器相比的武器。”这种把效果未经确证的生物武器与化学和原子武器归于一类的见解,为后来的历届政府所奉持,不论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

随着冷战的加剧,政府面临的一个明显的问题是,苏联是否构成一种生物武器威胁,对之西方特别是美国须以防御能力来回应。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的评估承认,这种战争将对苏联经济及平民的健康具有摧毁性的效力。西方和苏联在技术上有着公认的差距,特别是在抗生素的生产和在工业发酵方面。苏联具有发展核武器的手段和意图,但他们是否也志在研制生物武器呢?对于苏联生物武器计划的疑虑盛行于华盛顿。例如,1948 年美国参议员埃德温.约翰逊告诉媒体说,他有权威的证据表明,“苏联人已经完善了这种散布瘟疫和细菌的武器”。

苏联1949年8月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美国的军事分析家们猜测,生物武器将是其下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虽然有关这方面的情报是很贫乏的,1951 年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报告确认, 苏联拥有生物武器,并且用人体进行实地试验:“苏联对生物武器的兴趣由来已久,未经证实的报道表明,他们在这方面已经投入了大量精力,而且这种努力仍在继续。我们必须持这样的看法,不这样认为是愚蠢的,在生物战方面苏联已经拥有了防御能力。我们可以确信,苏联人在致力于获取有关他们的生物武器媒介和弹药的确定资料时会毫不犹豫地用人体进行大规模的试验。”

1946年,美国化学作战部的预算从战时的最高点240万美元缩减到99.3万美元。1947年随着冷战的开始,其拨款回升到战时的水平,达275万美元。战后所发现的西方原来不知道的德国神经毒气,使化学作战部开启了新的研究方向。生物武器是另一个增加预算的原因。在化学作战部主任怀特的领导下,负责生物武器的人员对他们的研究进行了精减,集中探索已知的病原体和毒素,以及把它们装入炸弹和气雾发生器的方法。在国家科学院全国研究委员会的协助下,合格的青年科学家被招聘到计划中来。现有的记载表明,战后研制计划曾经历了困难的时期,主要是技术方面的问题,直到1954年才变得较为稳定。

陆军战后的生物武器研究、开发和大规模试点生产计划的基地设在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营,此外在纽约州的普拉姆岛设有动物研究基地。德特里克营还参与了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海军实验室的项目以及各种秘密的情报收集项目。实地试验则集中在设于犹他州的杜格维试验汤。研制计划的一项任务是从非军方的承包商那里收集空弹壳,填入生物媒介或无害激化物,将其运送到试验场地。生物武器计划还利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周边场地进行露天试验,与加拿大合作使用那里的场地,在实地试验方面与英国合作。当化学师团要求以新的生物媒介和弹药生产设施替换战时的维哥工厂时,国会批准了对设于阿肯色州的派恩布拉夫X一201 工厂的建设投资。这座1950年动工953年建成的10层楼高的设施耗资9000万美元,最终雇用了1700名员工。

英国唐港的计划在向战略目标转移和扩大实地试验方面看来要比美国的计划进行得顺利。费尔得斯的副手亨得尔逊接手了主任职务,延聘了内行的费尔得斯、斯坦普爵士、汉基等做顾问,这也保证了计划的延续性。英国拒绝公开其战时的研制活动,但仍引起了恼人的媒体的注意。像美国一样,英国也志在使生物武器发展为与核武器规模相当的作战手段。由于正式承认了《日内瓦议定书》,英国尽力不使其研制看起来完全朝着进攻性目标发展的做法更为明显。计划的领导者多次声称其所为完全是防御性的,或者看起来它们只限于作为特殊军事行动的配合。但是如果说生物武器有前途,那只是作为在大范围内攻击的进攻性手段。因此战后英国在唐港的计划与美国的一样,是朝着两个目标发展的:在实验室中大力开发新的可能媒介和对病原体、毒素及其激化物进行大规模的实地试验。

1945年,唐港的生物部改名为微生物研究部。尽管1948年时英国的经济不景气,建筑材料缺乏,在唐港还是为兴建一座庞大的设施而破土动工,那是当时欧洲最大的一座砖结构建筑。亨得尔逊认为实验室的中心工作是加深对吸入性感染的了解,他主持修建了一座供扩大气雾试验用的炸弹爆炸仓。之后不久,美国人在德特里克营建起了一个世界最大的高达12米、455万升的霍顿实验球,这使得可以在仓内引爆炸药,使关在笼内的动物通过孔口吸入。

寻找为唐港工作的科学家是件难事,根据广告应聘的人很少。科学顾问们认为是战后媒体评论起的作用,它们使公众或许还有一些本来可能成为工作人员的人反对这一计划。"不管是什么原因,原计 划招聘130名科学研究和技术人员的唐港实验室实际只雇用了72人。但是这一项目还是吸引了一些高水平的研究人员从事防御生物武器的研究。例如1948年到唐港工作的生物化学家哈里·史密斯发现了炭疽菌生成的三种毒素,这一发现后来成为制造抗炭疽热疫苗和现代抗毒素的基础。

大规模生产也是唐港的计划内容之一。微生物研究部得到了修建另一大型设施和两座附属发酵试点厂的经费。据测算,如果与苏联开战,唐港须每天生产35吨媒介,以填充每月进行4次攻击的500架飞机所使用的1.8公斤重的炸弹。但英国内阁和政府中的其他文职领导人不久对建设规模进行了限制,使这一目标未能实现。

早在1945年11月,英国参谋长会议就设想了生物武器在未来10年里与核武器的对比发展。作战指挥部的一份备忘录对生物武器持乐观态度,指出如果再提供一些资助,有关计划就能生产出一种炸弹,一颗就能杀死城区中8平方公里内半数以上的人。

1946年,英国参谋长会议承诺使国家作好使用三种武器的准备,即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在一项由一个空军参谋机构领导的名为“红色旗舰”的研究计划中,唐港被指派在1955年以前制造一种针对人使用的炸弹。该空军参谋报告说,尽管对发起生物攻击存在一种厌恶情绪, 但是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需要制造一种450公斤重的集束炸弹,一种包含许多“子”弹的“母”弹,以覆盖广阔的范围。根据前一年试验所作的估计是,200 吨这种炸弹可导致一座260平方公里的工业城市中人的死亡率达到50%。高空炸弹被认为效果较好,为此唐港需要开发一种准确的天气预报手段,并使病菌媒介具有抗严寒的能力。报告中还提到如果研究者们要提高炸弹的瞄准度,可使用喷雾发生器。

在炸弹能产生可吸入性气雾的机械效能方面以及对气雾的剂量反应方面,尚没有进行过足够的试验以使得可作出精确的估计。在战争的最后年代改进的炭疽炸弹不断受到技术方面的困扰,此时依然如此。由于没有可靠的抗生素方面的治疗,科学家们只能对动物进行试验,从中推算出人的剂量反应,即吸入多少剂量的某种媒介可导致所攻击的人群中多大比例的感染。

美国空军在开始时对生物武器的潜力抱乐观态度,但不久这种乐观情绪就减低了,英国空军参谋部也是如此。到1950年时虽然有大量的资助,生物战科学家们仍然无法制造出完善的1.8公斤重的马克I型炸弹样本,于是决定把重点转向装0.9公斤弹药的集束炸弹。1951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把生物武器列入第一类战略武器,并责成空军发展在世界范围内的作战和防御能力。20生物武器计划仍然没有能研制出一种有效的炸弹,这对于不及等待炸弹试验就预先下了订单的空军无疑造成了很大的失望。生物武器计划所研制的另一种炸弹M33型炸弹只能覆盖很小的面积,其载体设计对于高性能的炸弹来说已经过时。空军生物武器计划的官方史学家多萝西.米勒写道:“研发未能实现原计划的估计,未来也很难有实质性的改进。”

参与生物战计划的空军参谋机构在组织上是分开的,一个机构负责研发,另一个机构负责后勤和培训。前机构对生物武器的技术前途没有把握,而后勤和培训方面也跟不上。对于生物武器如何操作和运输以及出现事故该怎么办,军队中的人所知者甚少,甚至连炸弹如何从化学作战部运到机场去安全装载和弹药运到海外后由谁负责都不知道。米勒评论说:“弹药的后勤支持是场噩梦。”培养100名生物武器医务和科学领导的计划宣告失败;化学作战部对空军所能说的只是:那是人们的一种猜想。

在这个摇摆不定的时期,有关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传言成了在联合国中辩论的国际问题。1952 年初,中国和朝鲜政府指责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从日本人那里学来的生物武器战术。

朝鲜人和中国人认为国际红十字会偏向西方,要求由国际和平委员会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1952 年6月,国际科学家委员会前往中国和朝鲜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对有关传言证据的评估。委员会与见证者和医生们以及四名作证美国使用了生物媒介的美国战俘进行了谈话。委员会的领导人是着名的英国化学家和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派驻中国。曾在1949年哈巴罗大斯克审判中任主要医学专家的苏联生物学家N. N .朱可夫-弗雷兹尼科夫( N. N. Zhukov-Verezhnikov)也是成员之一。

委员会虽然自身没有进行调查,但得出结论说美国进行过生物战,主要是空投细菌媒介和被感染的物质。委员会汇编了一份700页的报告,详细记述了所称的50例事件。该报告中包括解剖报告和给病人进行过治疗的医生们的证言,以及被俘的美国空军人员支持声明的直接影印件。这份通常被称为“李约瑟报告”的文件还暗示日本人在中国使用过病菌媒介,并称美国政府还在继续保护日本免受犯罪追究。报告中还援引了战后美国生物战科学家们发表的文章,作为美国进攻性计划的证据,并提醒读者美国没有批准《日内瓦议定书》。

美国政府否认了有关使用生物武器的指责,这种否认得到西方国家的普遍支持,一些着名科学家也予以支持,他们对“李约瑟报告”提出质疑。这一说法仍然是一个有待调查研究的问题。例如最近一位日本记者声称看到过有关苏联的文件,表明朝鲜战争中的细菌攻击证据是假的。上述争论表明,在可疑疾病暴发的事件中,要想把证据和意识形态分开是困难的,同时也再次表明了这一论断:战时的情报很可能是有误的。两个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在交战中,可信的独立调查,即让科学家们能够提出质疑和独自收集资料,看来是不可能的。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秘密研究计划内,科学家们在为生物武器的有效性提供证据方面遭遇了困难。或者是因为炸弹试验得不出可靠的结论,或者是那些看来有希望的结果向空军人士传达得不够,后者始终未能信服。对于生物武器计划要依赖于动物试验,空军官员们已经越来越感到不耐烦。他们希望有医学上的准确性以提供更好的炸弹。但要用媒介对人体进行试验,只有在受到侵染后能够得到迅速和可靠的治疗,否则在伦理上是不可能的。

1953年4月在全空军的部长一级进行了通报,建议取消与生物武器计划的订货协议。一份备忘录称这一计划为 “不必要的奢侈”。空军人员不但没有增强对生物武器的信心,反而认为对其的支持会出现“大起大落”的不稳定情势。对有才能的军官来说,它也不如规模更大的常规武器和核武器计划更有事业前途。

空军对生物武器的信心低落,但陆军则继续予以支持。1954 年3月5日国防部作出新指示,生物武器研发计划只限于长期研发活动,辅之以实地试验。生物计划将只研究改进的弹药,重点是“从高速飞机上空投的针对人的致命炸弹,以及从高速飞机和气球上空投的杀灭农作物的弹药”。以前的热心支持者所体验的“强烈失望”导致预算削减。28空军对生物武器的投资从1953年高峰时的570万美元减少到1956年的100万美元。在空军与生物武器有关的其他方面,包括从化学作战部购买以人为日标的生物弹药,也出现了类似的减少。

生物武器计划有两条增强对其武器的信心的途径,有关科学家在这两方面也都作了努力。一是改进实地试验,包括用真实的病原体进行海上和陆上试验,以及对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城市目标进行激化物试验。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才能改进对在各种环境、各种天气状况下气雾散布的方式、媒介存活率及其毒性的估算。随着规模的扩大,实地试验也成为获得实施战略攻击作战经验的一个途径, 它有别于在现实世界中引发疾病及对战争和社会造成重大影响。

第二个提高人们对生物武器的信心的途径是进行人体对病原气雾反应的试验。“二战”后由于有了抗生素,可在受感染后特别是对野兔病进行治疗, 进行人体试验已成为可能。对剂量反应的计算是关键之点,至少要有约摸的了解才能确定对弹药性能的要求,才能进行有关攻击某种目标需要多少弹药量的估算。对空军来说则需要知道多少炸弹才能造成所希望的对目标的轰炸效果,从而计算需要多少飞机。英国和美国用激化物和真实媒介所进行的露天实地试验,就是检测这一庞大计划的可行性。

在生物武器计划努力寻求稳定的时候,一种政策上的改变使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摆脱了因美国默认《日内瓦议定书》所受的束缚,使得有关这两种武器的决策与核武器一致起来。与此同时,美国的核政策规定最终决策权在总统,但国防部在可能的首先攻击的策划方面也有很大的权力。核或慑在核政策中起着一定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未使用化学武器,这其中威慑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而生物武器的威慑作用就含糊得多了。美国没有用使用制造疾病的武器去威慑苏联,相反,它是在秘密研制一种新型的战略武器。军方对这一计划的拥护者和少数批准过化学作战部预算的国会议员希望在生物计划上不受约束。

1950年美国的生物武器政策是与《日内瓦议定书》保持一致的,使之只作报复之用。这种政策被描述为是“临时的”,意即随着武器的改进和重新估价,可能发生变化。1954年5月,美国陆军参谋长要求对只报复性地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进行重新审查。如米勒所记述的,有关这种限制的争论由来已久。陆军认为“ 生物武器进展上的一大障碍是,军方不愿意把时间和资源投在一种可 能永远不能使用的武器系统上”。如果有首先使用的选择权,就可能出现全速发展和军方的采纳,即美国能够选择时间、地点和攻击的条件,而不仅仅是对攻击作出反应。攻击将不只限于对苏联,也可以进攻任何敌人。军方的批评者认为,细菌武器是完全不能与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竞争的,这项计划的存在只是出于要具备对苏联进行报复的能力。

改变政策的决定最终提交给了最高层的安全顾问们,后者决定使陆军免于只报复性地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的限制,其理由是新的苏联生物威胁的暗示。这种担心源自苏联的朱可夫元帅(他领导的部队曾是1939年日本生物武器进攻的目标)2月20日的讲话。朱可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宣称:“未来战争,如果他们发动的话,其特点将是空中力量、各种火箭武器、各种大规模摧毁手段如原子武器、热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大规模使用。”安全顾问们把他的话看做是苏联拥有生物武器能力及在未来战争中使用它们进行大规模摧毁的证据。

1956年,一个重新修改的生物和化学武器政策得以制定,大致内容是:在一次全面战争中,美国将使用这种武器以提高其军队的效率,这种武器的使用决定权在总统。”那一年美国的陆军守则《陆战祛》(The Law of Land Warfare) 中删除了“只作报复之用”的字样,转而宣称:“美国没有参与任何现行的有关禁止或限制在战争中使用有毒或非有毒气体、烟雾或燃烧材料及生物战的条约。”在为各军种规定规则的美国陆军准则中,明确申明了总统的最终决定权:“美国军队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的决定权在美国总统”,但在核武器等的进攻性研发权上却给军方留下了余地。这一政策变化的一个重要影响是探究生物武器作用的计划扩大了。大规模的模拟变得更为重要。在杜格维,2800万美元被投资于改建输电系统和气象网,以使得可以进行大规模的空中轰炸和喷雾试验。在1955年举行的一次美、英、加三方会议上,美国政府宣布了它的“大面积概念”新战略,其做法是由飞机或军舰散播一条不是精确对准目标而可能影响整个地区的病菌线。一个重要的前提假设是:可以预测攻击的气象条件,另一个是空气传播的细菌可较长时间地存活。

1957年,为了测试第一个假设,英国科学家进行了一次实地试验,试验中一架在目标地区逆风飞行的“飞机散播发荧光的硫化锌镉微粒。第一项测试是在北海上散播一条480公里长的微粒线,然后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收集空气样本,以跟踪所作的散布。试验发现数百万人可被生物气雾感染。1957年,作为“LAC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军队也同样在一条从南达科他到明尼苏达的路线上散播了硫化锌铬。1958年2月,在杜维格试验场重复进行的一项试验表明, 一条近1000公里长的散播线可对数百万人产生影响。用活激化物所作的进一步试验表明,一些病菌事实上可以在这些试验中存活。

在美国,空军希望有一种“预测武器效果和估计弹药经费的更好的系统方法,而要获得这种方法就需要能预测气雾在目标上空的散布。这一要求是有道理的。1951年化学师团意图把气雾研究置于最重要的位置,预计在1950年至1954年期间将为此花费四百多万美元。技术目标是能均匀地散布宜于人吸入的直径为1到7微米的微粒,由此导致比如炭疽菌感染。这项战后研究是与工业衔接的,由独立承包商研制了几种不同类型的气雾发生器。

根据空军的要求,德特里克营的科学家们成立了一个“圣乔弹药消费计划小组”( St Jo Munitions Expenditure Panel)。小组的任务是从1953年起对城市目标实行炭疽菌攻击模拟,所选择的三个近似苏联城市的北美城市是:圣路易斯、明尼苏达和温尼伯。自1月到9月,试验者们通过位于城市不同地点装在汽车顶上的气雾发生器散布激化物云团,预计攻击的假定条件是这样明确说明的:“所得出的各项最后费用数字将指所攻击的人群完全没有准备,在生物云团散布的整个过程中均暴露于城市露天。”

在40年代末英国就已经进行过对城市目标的试验,当时是在位于唐港附近的城市索尔兹伯里散布激化物,试验后曾仔细计算过气象条件对云团散播的影响。1950 年美国船只曾散播过炭疽激化物bacillus globigi 和serratia marcescens ,借风力传播到圣弗朗西斯科湾地区上空。

“圣乔计划”在攻击模拟研究中运用了各种新获得的科学知识。最初的试验融入了德特里克营科学家们得自各方面的资料:德特里克弹药试验和动物对剂量反应的研究、杜格维试验场使用炭疽激化物BG的露天试验,以及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和私营承包商联合承担的气象学研究。主管科学家们利用了来自英国索尔兹伯里和化学作战部所作的化学药物散播的有关资料。该计划还得到国家标准化局计算机程字员们的帮助。1954年8月圣乔小组发表了长达101页的有关系统方法的报告,附有从城市试验中所得的气雾散播模式图以及几十个严密论证的数学公式,它们是预测炭疽剂量和生产这些剂量所需的炸弹经费的。在空军看来,“圣乔计划”体现了在生物媒介组合测试观念方面的一个重要进展。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在不同的气象和地理条件下,对目标空投的炸弹数量和方式是如何影响炭疽菌气雾造成的伤亡产出率的。

“圣乔计划”小组的报告中包含若干科学上的怀疑和告诫。例如报告推算,8 000枚炭疽炸弹将感染在露天的50%的人群,但附有告诫说,这一数据只是根据猴子的研究数据所作的推算。报告指出,E61R4 炸弹的气雾效率是有限的。有效的气雾是释放直径1至7微米的颗粒,而E6lR4所造成的气雾成分中只有2%属于这一-范围。增加炸弹数量或媒介的毒性将能增加伤亡率。

“圣乔计划”通过显示气雾和炸弹的潜力给生物武器带来了所需的新的希望,只要技术障碍能得以克服。这使得空军对那些技术细节产生了兴趣,例如试验如何以干燥媒介取代浆液媒介以增强毒性或改进气雾。另一方面,空军要求加强对“ 致残”而不很致命的疾病如普鲁氏菌病以及天花等强感染性疾病的研究。

实地试验对计划来说仍是很重要的,这种试验的数量增加了。从1950年到1954年共进行了79次炭疽激化物BG试验,包括在弗吉尼亚、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海岸附近的海上试验。在杜格维试验场、德特里克营、埃尔金 空军基地、阿拉巴马州麦克莱兰港、弗吉尼亚州的贝尔弗港、莱特一帕特森空军基地、缅因州的洛林空军基地、新墨西哥州的基尔特兰空军基地等处进行了陆,上试验。1955 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主要国家公路上进行了气雾散播试验。从1950年到1955年在杜格维进行了25次病菌媒介的露天实地试验,使用的细菌包括炭疽、霍乱、普鲁氏菌、Q热及野兔病病菌。有些试验,例如1954年进行的B炭疽热菌试验,为期长达数月。斯坦福气象学试验的结果发表以后,用荧光微粒测试在公共场合的风力散播大大增加了。除了在明尼苏达和圣路易斯进行的“圣乔计划”试验和海湾区试验,还在得克萨斯州的科珀斯克里斯蒂、 莫哈韦沙漠 以及在落基山以东的未指名地区进行了露天试验。1959 年到1960年期间在得克萨斯州北部和中部的未指明地区进行了13次试验。进入60年代后,这些活动的数量大大增加了。

“圣乔”系统方法报告中的一个关键提法是:不使人体实际接触炭疽菌气雾而要证明人对剂量的反应是不可能的,而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这等于放弃了测算对于人的致命炭疽菌剂量。但野兔病细菌媒介( Francisella tularensis) 与炭疽菌不同,它可以通过早期使用抗生素而得到迅速可靠的治疗,因此用它来作人体研究是可能的。野兔病细菌虽然没有被吸入的炭疽菌那样高的致命性,但可导致使人致残的疾病,同时依所使用的种类不同也可导致高达50%的死亡率。

1952年,正值美国怀疑苏联不道德地用人体进行实地试验时,美国军医处派到德特里克营的医生便想到开始野兔病的研究。最初想用基地的军人作试验引起静坐罢工。后来考虑用七日基督复临会的教徒作试验,他们因宗教的原因而拒绝当兵。从1953年起,在与七日基督复临会的领导签订了一项非正式协议后,医疗队开始对教会的志愿者进行一系列各种项目的试验。开始阶段代号为CD-22,有91个自愿者参加,他们被置于有Q热菌气雾的环境中,Q热是可以有把握地被抗生素治愈的。在CD-22试验成功的基础上,1954 年德特里克营开始进行“白衣计划”。

美国陆军的一位军官和一位教会长老一年两次去往得克萨斯州休斯顿的萨姆堡,那里有一些因宗教原因而拒绝当兵的人在接受医务助理培训。他们在那里只招收七日基督复临会的教徒作为“白衣计划”的参与者。在计划进行的整个过程共有2200名教徒参与。从1955年到1957年,试验是在注射巴斯德野兔病病菌的基础上进行的。1957 年9月一位项目负责人开始了一个名为“吸入挑战”的系列试验,即让受试验者接触病菌气雾以测试剂量反应。一些志愿者在经过抗生素治疗后仍然有几个星期的虚弱期,另一些则恢复得很快。试验还研究人在受了不同剂量的感染后进行简单工作和数学计算的能力。

“白衣计划”对近200人进行了人体试验。1963年到1966年是该计划的高峰期,主要试验的病种有野兔病、委内瑞拉马脑炎和皮肤性炭疽热,它与吸入性炭疽热不同,是完全可以有效地接受治疗的。1967年到1969年,在计划结束期转向对热带病的研究,主要研究对象是沙蝇热、黄热病、裂谷热霍乱和一种叫做Chikungunya的蚊子寄生病毒。“白衣计划”于1973年结束,人员招聘也随之终止,不过陆军的历史记载显示,有些试验一直进行到1976年。

“白衣计划”的参与者在身体上都得到了很好的治疗,从陆军多年的检查来看,没有出现长期的健康问题。这里的问题是,他们对试验的目的一无所知。教会领导所知道的是,该计划是为了防卫的目的,是为了寻求对野兔病的最大可能的防护方法。然而计划的主要目标却是进攻性的,是为了确定人体对野兔病病菌的剂量反应,以便进一步研制进攻性炸弹,之后又被采纳作为战略进攻的生物武器。

工业是人体对生物武器反应资料的另一来源。为了进行有关炭疽疫苗的控制研究,陆军把科学家派往毛棉纺织厂和其他一些被认为炭疽孢子感染率高的工厂里去。1957年在新汉普那曼彻斯特市的一家制毡厂中,五个未接种过炭疽疫苗的工人患了吸入性炭疽热,其中四人死亡,其原因可能出自一批进口的受到高度感染的动物毛。对死亡者的调查结果包括尸体解剖补充了日本人的资料。随着职业健康标准的提高、纺织业的过时或转移到海外,研究炭疽热的工厂环境也不复存在了。

像在大多数生物战研究方面一样,英国人首先进行了海上试验和对城市地区生物媒介散播的研究。1948年至1949年期间在加勒比海的安提瓜岛和圣基茨岛附近进行的“马轭行动”,是英国发起的第一系列试验。美国尾随其后继续进行了多年海上试验。“选择在海上进行试验是由于担心对土壤造成污染(特别是炭疽热,它曾对格林亚德岛的土壤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为公众所知和对当地老百姓可能带来的危险。不幸的是,加勒比海的大风迫使试验在海岛的近处进行,“周围有许多小渔船”。)

美国科学家对“马轭行动”予以了配合,提供了一些病原体和炸弹、起爆药和改装的引信等。炸弹是现场装填的,然后利用下垂的引信在距海面30至45厘米处引爆,让气雾向小舢板上关在笼中的动物散播。试验动物包括豚鼠、绵羊和从印度进口的猴子。这是第一次用豚鼠和猴子进行炭疽菌气雾试验,后来这两种动物在研究中经常被使用。在为期约两个月的时间中,进行了27次细菌试验,包括一些由气雾发生器进行散播的试验。亨得尔逊后来报告说,在计算中存在着严重的误算,计划是在仓促中进行的,所得成果不多。虽然他相信如果计划得好,海上试验是能够改进的,但他提出对气雾要有更好的科学研究方式,他甚至称海上试验是一种获得有关气雾散播过程的知识的“蠢笨方法”。英国当局的结论是,要进行更多这样的试验,后来也的确进行了几次,但实际进行了数十次这样试验的是美国,复杂性和精细度越来越高,后来美国把注意力转向城市地区的空中试验,英国也进行了这样的试验,由之又扩大到更广阔地区的模拟。

对每一项计划的历史调查者们都很关心,国家首脑在何种密切程度上被告知了生物武器计划。美国战后国防部范围内的生物武器计划规模不大,未引起高级文职官员的注意。在1960年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艾森豪威尔总统,有关首先使用方面是否出现了政策上的变化。在军方看来已经出现了这种变化,但艾森豪威尔总统回答说没有人向他正式提出这种变化,并接着说道:“就我的直觉来说,这样的东西不应首先使用。”

961 年约翰。F .肯尼迪总统就任后不久,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开始进行机构改革,集中和精简五角大楼的领导。其中一个结果是生物武器计划在化学师团的管辖方面有了较多的自主权,它被隶属于陆军材料指挥部内新成立的弹药指挥部。其改名为德特里克堡的中心仍掌管着派恩布拉夫试验场的运作。只有陆军有权进行有关高度感染性媒介的工作,空军和海军保留了它们的研究和调拨计划,估计占全部化学和生物武器花费的35%,这一数字在后来几年中达到每年3亿美元。国防部还成立了一个联合技术协调委员会,以审查有关的计划,但这些审查都不是高层的。

60年代生物武器的实地试验步伐加快了,越南战争的升级使军方对武器研发有了更大的权力,化学作战部得到了这种放宽的好处。这一时期在以平民为目标的模拟攻击的种类和规模方面都有很大的增加,由人体试验所得的更准确的剂量反应资料,以及从各个大学和私人承包项目中所获得的研究和技术上的提高,加强了模拟攻击的试验。例如,从1962年11月到1967年4月,杜格维试验场几乎不间断地进行着有关P.野兔病病菌的大规模实地试验,同时也进行一些以防御为目的的试验。1965 年,在华盛顿的国家机场和灰狗长途汽车终点站散播了BG孢子。1966 年在纽约市的地铁,1968 年8月至9月在加利福尼亚沿岸,圣克利门蒂附近也作了这种散播。1964 年至1965年在得克萨斯、密苏里、明尼苏达、爱荷华、内布拉斯加及南达科他等州的六个主要畜牧场进行了“针对动物”的模拟攻击,但是这些攻击大多数都是为了显示地区攻击的设想模式。从1961年6月到1969年9月期间,在政府公有土地区如南卡罗莱纳和明尼苏达州的国家森林、印第安纳州的韦恩堡、得克萨斯州的科珀斯克里

在731部队的营地,有杀人试验室,有神社,还有电影院和妓院,日本人就是这样把他们的神,同娱乐,同杀人毫无缝隙地结合在一起。在731营地,试验对象绝大多数都是中国的汉族人,针对性非常明确。所有的实验对象全部死亡。即便没有当场死亡,或者有被治愈的,最后也都没能活命,原因有二。一是不能留下任何活口,二是要将这些人做活体解剖,建立档案。活体解剖的目的是让生物组织尽量保持新鲜的状态。这种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文字,全部都是科学术语。西方的科学很容易为了所谓科学而抛弃一切道德、良心。

附录3: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生物武器与生物计划

冷战结束后的美国

就在美国的生物武器的实地试验水平越来越接近实际使用的时候,一种旨在使一切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成为非法的政治力量也在活动。1969年尼克松声明美国放弁生物武器,1972年《生物武器公约》制定,由此自20世纪20年代起始于法国的国家可以用以牙还牙的于段进行报复的合法性遂告结东。1975年,随着公约生效和美国最终正式承认《日内瓦议定书》,反对国家支持的生物武器计划以及限制拥有和使用生物武器的全面的国际法准则得以形成。

在英国,这种从生物战计划转向的做法早在1959年就开始了,当时唐港宣布结东其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只从事防御性的研究和开发。英国1930年签署了《日内瓦议定书》,只保留报复的权力。英国对条约的签署构成了其把生物和化学武器纳入战争计划的障碍:为什么要研制一种永远也不会被使用的武器呢?与核武器相比,生物武器在作为一种威慑手段方面起的作用不大。从技术上讲,它们没有在战争中检验过,尽管进行过大规模的模拟,其结果仍可能是,有意制造的疾病流行的效果需要相当时日オ会出现,而且是不确定的和地理上不精确的。1952年,英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使它具有了一个新水平上的战略和威慑能力。法国1960年在撤哈拉沙漠进行了首次核试验之后,也走上了核大国的道路,它对生物战的兴趣也随之迅速降低。英、法的退出使得美国和苏联成了仅有的两个意图并且有能力用非常规武器作战的国家。60年代时西欧国家曾非常担心它们自己会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使用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作战的战场。

军方的自主权

美国军方无视《(日内瓦议定书》的约束,这一点在越南战争中得以显示,当时控制骚乱用的媒介被有意地在战场上用做武器。在那之前,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军方就极力要求有使用化学和生物媒介的自主权。在1960年举行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及其内阁的些成员听取了国防部有关催泪弹及一些低致命率的生物媒介包括委内瑞拉马脑炎、Q热、裂谷热等病菌优点的简要报告。五角大楼利用所搜集到的情报资料,对苏联作了如下描述:致命的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储备量比美国大75%,有数千名训练更精良的化学和生物作战军人。在2月的吹风会上,提出了共产党人在敌方军人和平民混合或平民被操控的地区实行接管的三种前景。报告没有具体说明,但暗指的地点是在进行游击战的非工业国家。对于每一种困境的军事解决方案都是大规模地散播“非致命”媒介。虽然1949年《日内瓦公约》禁止对平民进行攻击,国防部的官员们却认为,使用导致能力丧失的毒气和致病武器在战争情况下可能对生命已经受到威胁的平民起着保护作用。

这次吹风会的总结显示,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使用这种导致能力丧失的媒介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他强调说,军队必须对敌人可能使用致命性化学和生物武器进行报复有充分的准备。最终是由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出面作这样的说明:生物武器总的来说是不被世界接受的,但催泪弹是在警察行动中广泛使用的导致能力丧失的媒介,因此可以“体面”地使用。'这种评价也为后来肯尼迪和尼克松政府所坚持,那期间美国曾在越南第一次使用了控制骚乱的媒介CS,但却坚持没有使用美国已在露天试验过的生物武器。作为1961年时的总统候选人,肯尼迪和尼克松被一个称为科学的社会责任的团体要求表明他们在化学和生物武器上的立场。肯尼迪答复说,他将寻求解除军备的国际性方案。尼克松则回答说,国会和国防部在有效地捍卫国家。

然而当选后不久,肯尼迪就定义了一种基于“有限和灵活反应”的军事政策,这种政策最终对五角大楼有权制定首先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的计划予以支持。21961年在对国会的第一次讲话中,肯尼迪要求在武器研制方面有所创新,以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他举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为例,说明在那样的地区美国有可能卷入游击战。”化学师团对此的回应是建立一个拥有从摧毁作物的媒介到致幻的失能毒剂BZ等多种武器的化学武库,此外它还研制和试验了各种生物武器。

在1961这同一年中,肯尼迪政府批准在越南使用使植物脱叶和摧毁庄稼的植物生长抑制剂。第二年,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有些飞机上装备了喷雾罐,显然是为了准备散播从未批准的委内瑞拉马脑炎媒介。1963年,美国军事顾问要求并获得了更广泛地使用植物抑制剂的许可,他们还询问政府是否支持在越南使用的骚乱控制媒介。国务院的回答是肯定的,如果这种媒介只限于平息平民动乱及类似的目的。

与此同时,肯尼迪政府新成立的军备控制和裁军机构(Arms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ACDA,该机构直接向总统报告)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对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条约限制。到1962年3月时,军备控制和裁军机构已在起草有关成立两个国际专家调查小组的文件,其中一个小组将视察核武器储备,另一个小组视察化学和生物武器储备。

1961年在美国和苏联的发起下,一个十八国裁军委员会( Eight-een Nations Disarmament Committee,ENDC)宣告成立,由两个大国任主席,其中包括一些不结盟国家。委员会的任务是就签订军备控制协议以减少冷战威胁进行谈判。在美国政府内,在总的裁军的日标以及有关条约遵守的国际监督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分歧。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意任何条约谈判中泛指大规模杀伤武器,以免使美国在化学和生物武器战术使用权上受到像核武器那样的过大限制

1963年10月,军备控制和裁军机构主任威廉・福斯特向白宫建议进行一次彻底的跨机构的生物武器政策审査。11月5日,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同意进行此事。11月12日,福斯特向各方面提出,建议成立一个跨机构的有关国家化学和生物武器控制和裁军小组。"10天之后,在尚未开始采取行动的时候,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约翰逊宣誓继任。军备控制和裁军机构的建议被搁置起来。在约翰逊任内,化学师团保持和强化了其进攻性目标,继续进行112项目和大规模的攻击模拟。

植物抑制剂与骚乱控制药剂

1965年《组约时报》从西贡发回的报道透露,美国对植物抑制剂的使用已升级为对大面积植被的摧毁,美国飞机对森林和农庄进行广泛的破坏。美国在越南进行植被破坏播撒落叶剂有两个目的,一是扫除战略公路和改军转战集结地的浓密的树叶覆盖,二是破坏敌方粮生物武器食生产区的庄稼。化学灭草剂和杀虫剂在美国是日常使用的东西,但自1962年出版了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之后,这些药物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影响,诸如致癌物质、导致染色体破坏、水源污染、植物和动物物种灭绝等,成了新环境运动的说辞。”植物抑制剂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有关全面战争理论的问题:使敌方平民挨饿与对之进行轰炸有何区别?哈佛大学营养学家、后来成为尼克松顾问的吉恩・麦耶指出,在战争中没有东西吃的是最弱势的平民群体 老人、妇女和儿童,军人是有东西吃的。“再者,越南是一个农民经济的国家,缺乏食物储藏和运输手段。

对催泪弹CS的使用的增加也出现了争议。1964年和1965年期间,美国军队协助南越人在平民集中区使用骚乱控制媒介。美国国防部认为,用催泪弹协助越南当局平息平民骚乱与在其他地方的类似场合为同样目的合法地使用没有什么不同。所使用的气体是非致命的、市场上有供应的,世界各国的政治统治者都在使用。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认为,气体的这种使用是不受《日内瓦议定书》限制的,他说:“我们不期望毒气在通常的军事行动中使用。”

1960年在艾森豪威尔参加的一次会议上,五角大楼也提出,骚乱控制气体媒介是为了人道的目的使用的,是为了解救平民人质。

为了支持这种说法,五角大楼举出一件曾经发生的事情,其中一位美军上校用CS手榴弹把暴乱分子从洞里驱赶出来,他们在那里扣押了平民人质。对这种事情是否发生过是有争议的。“不管怎么说,尽管有腊斯克的保证,CS气体不久就被成规模地使用,到战争结束时共使用了4500吨。

1966年初《组约时报》报道,陆军发明了一种初级化学弹,种容量为250升的鼓形容器,附有一个引信,装入CS或者其他催泪气体或媒介后可引起恶心和呕吐。这种鼓形容器由直升机和飞机空投,作为B-52轰炸机轰炸、凝固汽油弹空中打击及炮兵攻击的前奏,其后是步兵攻击。"'在这一新式武器之后又出现了二十几种其他类型的供在空中或地面投放的CS弹药。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敌军不久就有了包括使用防毒面具在内的防护策略,他们还用缴获的CS弹药攻击美国及南越部队。

美国在越南使用化学药品的行为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批评。尽管美国认为《日内瓦议定书》不适用,但参与辩论的大多数国家和美国的一些着名法律权威不认为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普遍接受《日内瓦议定书》的情况下,化学媒介的使用是不多的,而那些使用往往是工业国家对没有反击能力和防护的弱国或弱势群体使用的。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曾在1935年至1936年间在埃塞俄比亚使用过泪瓦斯和芥子气。据报道,日本1938年以后曾对中国使用过毒气。1967年2月,当有报道说美国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时,国际红十字会证实,埃及曾对也门的保皇分子使用过化学媒介。美国在越南使用的化学武器看来也符合这一非对称模式,即敌方没有防护或反击手段。

如所预料的,苏联及其盟国对美国进行了谴责,而美国的欧洲盟国则越来越担心,美国违背化学武器准则可能影响国际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努力。尽管有国务卿腊斯克不使用毒气的担保,美国対化学药品的使用仍然引起人们的疑问:赢取越战胜利的使命是否有损于约翰逊总统执政的权威。

科学家、媒体和国会

公众和政策上的压力最终导致五角大楼在开展化学和生物计划方面自主权力的缩小。在公众方面,科学家、记者、国会议员界定了主要问题的性质。包括微生物学家、化学家和热带植物与疾病专家在内的各类科学家建立了一个专业网络,具有对这一军控领域的技术和政治问题作解释的权威

从科学上倡导反对生物武器在战后已建立了很强的组织基础。1946年成立的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是化学和生物武器计划始终不渝的反对者和美国承认《日内瓦议定书》的推动者。在有关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问题的争论过程中,会员们要求美国澄清其政策,向世界保证“美国无意在已经让人生畏的世界武库中再加进生物武器"。

1957年成立的国际组织帕格沃什会,旨在把西方和苏联的科学家们集中在一起讨论减少核威胁,后来曾努力寻求签订限制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条约。”该会1959年召开的第五届会议的主题即防止化学和生物武器战争。“会议主张制订一个比《日内瓦议定书》更广泛地解决武器发展与生产问题的条约。出席帕格沃什会议的科学家们一致认为,很难保证对这样一个条约的遵从,除非各国排除围绕生物和化学武器的“不良的秘密氛围”并努力使生物和化学知识用于造福人类。1966年该组织在四个政治背景不同的欧洲国家进行实验室视察演习,这也许是这类演习中的头一次。同一年,新成立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SPRI)也把注意力转向化学和生物武器。“该研究所最终出版了经典性的六卷系列丛书《化学与生物战问题》( The Problems of Chemical and BiologicalWarfare)及其他有关书籍。

20世纪60年代有六个其他科学组织,包括具社会责任感科学家和物理学家联盟(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and Physician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抗议美国在越南使用化学物。一些知名的科学家个人也抗议美国在越南使用化学物。但他们的建议遭到尼克松政府的冷遇。1966年9月,耶鲁大学的阿瑟・盖尔斯顿与其他11位着名的植物生物学家致信总统,对在越南使用植物抑制剂将造成的生物后果提出警告。该信并没有表明对战争本身的立场。国务院的简短回信否认对环境或平民造成了任何损害,声称平民在必要时已被转移安置。”对生物抑制剂的现场调查不断受到五角大楼的阻挠。科学家之间对政府的政策的意见也不一致,在包括很多来自政府与工业界的科学家的美国科学发展协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内,进行独立现场调查的动议两次都未能通过。

吉恩・麦耶和公共健康专家维克多・西德尔等人没有因此而退缩,他们在专业会议及国会听证会上力主禁止生物武器。21942年罗斯伯里和卡巴特报告的写作者之一、曾在德特里克营担任处长的罗斯伯里公开阐述生物武器对平民的威胁。他在1949年出版的《和平还是瘟疫?》( Peace or Pestilence?)一书中预见到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变得明显的军方保密和政府“倒行逆施的公共卫生”政策。

1966年曾在肯尼迪当政期间任军备控制和裁军机构回的哈佛大学生物学家马修・梅塞尔森及其同事约翰埃迪萨尔在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协助下散发了一份致约翰逊总统的请愿书,要求重新审视美国在化学和生物武器方面的政策。美国全国有5000名科学家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其中包括1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127位美国科学院院士。”像盖尔斯顿的信一样,请愿书也没有对越南战争发表意见,而是提出了三点措施:最高领导对美国的有关武器政策进行重新审查,停止在越南使用针对人和农作物的化学武器,禁止对化学和生物武器的首先使用。事先得知了这一请愿的约翰逊总统的科学顾问唐纳德・霍尼格建议总统公开闻明美国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政策。美国支持联合国有关确认《日内瓦议定书》原则的表决,但又认为骚乱控制媒介不在条约禁止范围之内。事实上,《日内瓦议定书》并没有列出具体的媒介,只是提出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公正地受到文明世界普遍置责的”,“使人室息的、有毒的和其他气体,以及类似液体、材料或器具”。霍尼格向总统建议,美国政府应强调对于它所界定的化学和生物武器它将坚持不首先使用的政策。

1967年2月14日,梅塞尔森、埃迪萨尔和其他几位科学家向正在召开记者招待会的霍尼格递交了5000份签名及请愿书。此后不久,约翰逊总统要求国务院起草一份“宣布对生物和化学媒介武器不首先使用”的政策的公开声明”。“在白官,约翰逊的国家安全顾问之一斯波尔金・基尼起草了声明,宣布美国无意发动化学或生物武器战。但声明把骚乱控制媒介和植物抑制剂排除在“化学武器”的范畴之外。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反对由总统亲自宣读这份声明,因为它可能为对军队的限制提供依据。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决定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其在战时拥有充分自主权的要求。

国会的领导

来自威斯康星州的众议院民主党议员罗伯特・卡斯滕麦尔,是最早主张白宫确认《日内瓦议定书》关于禁止首先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要求的人之一。他的部分论点是,美国正在失去道义上以及在中立国家展开的与苏联的宣传战的可信性。和美国国会的其他一些议员一样,卡斯麦滕麦尔是时代的先驱者,他们们随后开始寻求对化学师团的制约

在美国,1967年到1969年期间,装备化学武器军队的活动给公众带来的直接威胁感急剧增加,这给国会的调查和行动打下了基础。有关危险媒介特别是VX神经媒介的秘密试验被曝了光,人们还知道美国陆军正打算进行的把数万枚过时的神经毒气弹及火箭用火车横跨国土运送到大西洋去填埋的危险计划。

1966年3月14日在杜格维试验场进行的试验中,美国空军的喷气式战斗机意外地把数十升VX神经媒介泄漏在私人牧场上。媒介被从发生地吹到100公里以外的斯卡尔谷地,致使那里数干只牧场上的羊死亡或患病。陆军迅即否认了责任,对媒体声称当时并没有在杜柊维试验场进行露天神经毒气试验。但不出一星期,犹他州议员弗兰克·莫斯的办公室公布了国防部有关3月14日在杜格维试验场进行户外神经毒气试验的文件,但国会听证用了一年的时间才使这一事件的细节曝光,这使得媒体把它与在格林亚德岛进行的炭疽弹试验及其对附近居民造成的潜在威胁相比。

此外,1968年初美国在太平洋进行的致命牛物武器媒介实地试验的曝光引发了公开的争论。“诺贝尔奖获得者乔舒亚·菜德伯格在《华盛顿邮报》上评论说,参与任何这样的试验从定义上说都是对公众安全的不负责任的冒险。当时的美国生物武器机构生产和储存了数百公斤致命媒介。作为一位对生物武器进行条约限制的要求的强烈支持者,莱德伯格问道:“有谁有权来摆弄这些旨在点燃“受控的瘟疫”之火的火柴吗?”

1969年初,纽约民主党众议员理査德・麦卡锡受电视上有关斯卡尔谷事件的报道触动,敦促五角大楼在化学和生物武器方面对公众有更多的交代。麦卡锡在他写的有关这一活动的书中表述了他的主要目的,即要求消除危险的和不必要的保密,推动公开的讨论:“有迹象表明,对我们在这一领域中活动的保密既是为了军事安全的目的,也是为了阻止美国公众发表他们对这些事务的看法。能够而且必须明确地画出一条可以而且必须讨论的公共问题的界线。核武器的技术方面像其他任何武器一样被严加保密,但其使用和研制自广岛轰炸以后已成了有益的公众辩论的焦点。对化学和生物武器人们有着更多的要提出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许多记者写了有关化学和生物武器问题的评论,在这些文章中,西摩・赫什1968年出版的《化学和生物武器战:美国的秘密武库》(ChemicalandBiologica Warfare:America'sSecretArsenal)一书对公众产生的影响最大。其揭示了“二战”后的研制计划并公布了60年代加速发展的资料。

他举出财政预算比上一个10年有大幅度增加,称生物研究有了“长足发展”,包括抗药媒介方面,这些发明是在一项大规模的秘密化学和生物武器计划中取得的,是在六个军事基地和七十多所大学以及私营公司和承包商参与下进行的

麦卡锡也谈到对于生物媒介对环境污染的担心,但生物武器计划试验地的事故和气体排放带来的威胁,从来没有像斯卡尔谷VX神经媒介泄事件那样被大规模报道并引起环境保护者的共鸣。“当曾经参与计划的工作人员向媒体报告有几个工作者因炭疽菌感染而死病菌媒介引起过数百起实验室感染、瘟疫可能从实验设施泄漏时,并没有引起很大的震惊。

同时,化学武器给公众带来的威胁看来会蔓延。由斯卡尔谷地事件造成的恐慌使得丹佛地区的居民要求把储存在附近落基山武库中的化学武器移走。武库中液体废料的地下深埋处理已经引起了环境问题,其中包括不断出现异常的小地震。作为平息地方抗议的举措,在没有与内政部和国务院商讨的情况下,陆军作出安排,把2.7万吨化学媒介和武器用火车运到新泽西州的伊丽莎白,装到老的自由号船队上,再按照CHASE行动计划把这些船只在长岛以东凿沉。

这一计刘引起了麦卡锡的警觉,他要求国会审查这样做对火车沿途居民区的危险性及转储化学物对海洋环境的影响。调査发现国会是支持这一计划的,陆军在此之前已经进行过11次这类弹药转储,其中3次包含毒气。

化学武器的运输是在其危险性陆军能够接受而公众不能接受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国会听证会上,国防部的官员们否认了可能出现火车碰撞、铁路道口事故或破坏的可能性。就在作出这种否认后不久,一辆载有向越南运送的催泪弹和弹药的火车在内华达州发生了爆炸。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的情况下,陆军要求国家科学院对其化学物转储计划进行审査。由前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科学顾问、哈佛大学化学家乔治・基斯蒂亚科夫斯基领导的科学家小组对所提出的铁路线路、储存的武器和媒介以及在新泽西的载运船只进行了检查。科学家小组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化学武器和媒介的大部分可以就地拆卸,经化学处理后可消除毒性。“陆军认为铁路运输和海上转储是处理这些化学药品最安全的方法,科学家小组的看法与之相反,认为运输和转储对于居民有严重的甚至灾难性的危险,并可能对海洋环境造成破坏。前几年曾有一艘弹药处理船在沉没后五分钟就爆炸了,另一艘在汹涌的浪涛冲击下不知去向。科学家小组所揭示的一个特别的危险是,沉船的爆炸可能释放大量神经毒气气雾,这些气雾可能被刮到东海岸的居民稠密区。

生物武器尼克松的议事日程

尼克松1969年担任总统之后,任命基辛格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从而建立了一个独特的行政当局审查防卫和国家安全政策的关系。作为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批评者,基辛格试图把肯尼迪时代的知识狂热与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秩序结合起来在前一届政府的末期,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加之越南战争升级,这使得尼克松政府不愿意与军方对立。在他任职的末期,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tategicArmsLimitationTreaty,SALT)以及参议院对《核不扩散条约》(NuclearNonproliferationTreaty)的批准陷入

僵局。“对于尼克松来说,这种僵局是他争取国际影响的机会。他反对于五角大楼生物和化学武器政策的支持,大力推动国际军事控制。尼克松和基辛格绝不是什么鸽派,他们所认同的是“确保摧段”,根据五角大楼1968年时的定义,这指的是苏联人口的五分之到四分之一及苏联工业的一半,以及大力增强美国的陆基和海基战略核能力。他们还确信,如果超级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受威胁最大的不是亚洲而是欧洲。

对基辛格来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了一个重要的权力基础,作为其高级审核小组的主席,他有权决定什么问题应当提交以及何时提交给总统。作为一个组织高手,基辛格组建委员会并掌控之。其一是1969年7月成立的掌管军控谈判的核查小组另一个是负责联邦调査局和其他隐秘活动的四十人委员会。在前一届政府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预算是70万美元,有46个助手。在基辛格领导下,1971年时预算为220万美元,拥有多名员工。

1969年美国国内和国际反生物和化学武器的活动汇合起来。国会开始在参众两院举行有关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听证会。进行调查的记者们揭发出曾经出现过的危险的军事事故和过失。此时的联合国成了许多国家抗议美国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论坛。美国也在准备与苏联进行高层双边军控谈判,这形成另一种压力

麦卡锡众议员及其他一些人开始指出,组合于化学帅团内的美国化学和生物武器计划从未受到过高层的彻底审査。自50年代末期以来,其预算的增加是混在一般的拨款议案中由少数国会中的支持者批准的,而国会中的其他人、国务院和总统等并不知情。1969年3月,麦卡锡要求就化学和生物武器举行两院联合公开听证会,当五角大楼对此加以抵制时,麦卡锡向国防部部长梅尔文・莱尔德、国务卿斯泰特・罗杰斯,基辛格及其他高级官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这些武器的尖锐问题。曾和麦卡锡一起在国会中工作过的菜尔德的回应是,4月30日向基辛格提交了份备忘录,要求对化学和生物武器进行审查,并建议立即着手进行必要的调查。

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建议他同意莱尔德的要求,为此他在5月9日的一份备忘录中作了这样的表示:“我完全同意你对美国有关化学和生物战政策的考虑,不日将着手调研,以便国家安全委员会可早日开始考虑此事。

5月底,基辛格代表总统向国务脚、国防部部长和其他政要发出一份备忘录,指示他们开始进行有关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政策、计划和作战观念的研究,9月初将结果报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应包括对“美国的政策和计划、这些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案”的考察。

生物武据6月份,基辛格要求他以前在哈佛的同事梅塞尔森起草一份有关化学和生物武器立场的文件。梅塞尔森和哈佛的化学家保罗・多蒂(PaulDoty,他曾是肯尼迪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之ー)组织了个秘密会议,对华盛顿正在考虑的一些重要政策问题进行讨论。

参加会议者包括一些高级科学家,同时也有一些担任审査工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梅塞尔森在1969年9月提出的“立场”报告中敦促美国批准《日内瓦议定书》。”报告简述了战略生物武器对平民的威胁,并论述说美国不需要这类武器。他的结论是“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使其他国家不要获得这种武器”。

总统已指示过,有关化学和生物武器计划和政策的研究要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内的政治军事小组进行。”该小组对有关政府部门和机构所作的研究和评估进行了协调,将其概括为一份48页的报告,签署日期为11月10日。在对现有计划的实际情况作了总结和对国外活动作出评估之后,报告列出了对一系列存有争议的军事、政治、法律问题的正反两方面的意见。

在各部门和机构提交给科学家小组的研究和立场文件中,只有少数是可以公开的。总统的科学顾问委员会建议美国政府放弃生物战,销现有的生物武器库存,并保证以后不再储存任何这类武器。委员会还建议生产新一代二元媒介生物武器,认为它比现有的库存安全。国防部部长办公室所属的系统分析处所进行的另一项详细研究则对化学和生物武器对于美国的价值表示怀疑。“报告的起草者认为,致残类化学武器价值不大,因为其效果有限且不确定,同时还会引起敌方的战争升级。他们指出,化学武器第一次使用后突袭

效果会大大减少,因为面罩和防护服将提供有效的保护。但是穿戴上这种防护设备将使作战速度减慢,因此美国应当保持致命性化学作战能力,以便对发动化学战的敌方造成类似的负担。系统分析处的评估者认为,生物武器即使能研制也是与原子武器相重复的,并且更难于控制。

在“非致命性”化学武器的问题上,国务院认为对《日内瓦议定书》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该条约禁止所有化学药品在战争中使用,但不禁止广泛用于国内控制骚乱目的的使用,化学物只能用于人道的目的,而不能与其他武器一起合用来系伤敌人。国防部不同意这种解释,认为“议定书”不包括当时在越南使用的那种化学武器。

在是否放弃生物武器这个关键性问题上,参谋长联席会议始终不愿意放弃选择。国防部部长菜尔德主张保留化学战计划,但是像他在机构间互传的备忘录和对《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曾说的那样,他有可能同意把生物武器计划缩减为只作为国防研究。

1969年11月1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尼克松总统召开会议,讨论化学和生物武器问题。会上只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人主张保留生物武器,只同意不首先使用的政策。尼克松在会议之前已经宣布,他同意在日内瓦召开的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生物武器条约的问题。英国提交的条约草案已经得到1968年联合国大会的认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表示同意。1969年7月,尼克松亲自向日内瓦通报,他同意条约草案的原则以及其他基于“许多国家的智慧、建议和知情的考虑”而提出的战略武器控制方案。他指出,“化学和生物战的妖魔引起全世界的恐慌和憎恶”。

尼克松的声明

11月25日尼克松在白宫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放弃生物武器并限制化学武器的进一步生产。他说“这是在总统层次上第一次对这一问题所作的详尽审査”。他在后来的讲话中又提到这一审查是“前所未有的”。自1954年以来甚至跨部门的审查也没有进行过,虽然自1961年以后计划的支出和范围都有大幅度的增加。“尼克松在那一天的第35号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中指示道,今后美国政府将放弃使用生物战的“致命性方式”及“其他一切方式”,使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只限于“以防卫为目的的研究和开发”。

有关化学武器方面,备忘录“重申”了美国放弃首先使用致命化学武器,并进而放弃了致残化学武器。报复性使用化学武器的政策使得化学师团得以继续二元武器的研制,这种武器直到使用之时可以保持化学前体的分开,从而减少运输和储藏的风险。鉴于骚乱控制媒介和植物抑制剂仍在越南使用,备忘录对它们网开一面,并许诺将另作一份决策备忘录。1970年底,停止了植物抑制剂在越南的使用,但允许继续使用骚乱控制媒介。虽然尼克松把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提请参议院考虑批准,但五角大楼始终拥有在越南使用骚乱控制媒介的自主权,这成为在未来五年中批准的障碍。

在放弃生物武器的讲话中,尼克松进一步论述说:“人类手中已经掌握了太多自我毁灭的种子,我们今天做出了一个榜样,我们希望这将有助于创建一个所有国家之间和平与理解的气氛。”这之后不到一个月,美国与苏联开始了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最终导致了限制布置战略武器协议的签订,1972年又签订了《反弹道导弹条约》(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毒素

在尼克松1969年的放弃演说中,他没有具体提到可由细菌或其他有机体产生的毒素,由于这些毒素是物而不是有机物,因此也是一种化学毒剂。总统咨询委员会在其报告中像世界卫生组织一样把毒素定义为化学物,虽然这并非出于签订条约的目的。°被生物武器计划中止所困的美国陆军,迫切希望保持这个化学性定义,因为它们不愿意放弃毒素计划及其有关的设施,如派恩布拉夫兵工厂。

梅塞尔森在1970年3月致基辛格的一份备忘录中强调说,毒素与美国政府已经研制和储存的化学武器相比有许多缺点。不管毒素是活的有机物还是化学合成物,将其作为一种军事选择将会削弱总统决策中意在传达的反对生物武器的强硬路线。的总统为什么要为了一个不足道的军事项目而损害大的方面的、在象征意义上更重要的国际姿态。1970年2月20日,尼克松把毒素纳入了美国放弃生物武器的决定中,不管其是以何种手段生产的。

朝禁止生物武器迈进

与尼克松放弃生物武器的决策相连的还有两个对有关条约的决定。一是总统将在参议院的建议和同意下,批准《日内瓦议定书》另一个是美国将支持英国有关禁止所有生物武器的研发、生产、拥有和储存的条约草案,该草案于1968年夏季提交给了 八国裁军委员会。英国支持了美国对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所作的区分。在英国最初提交给十八国裁军委员会的工作文件中,号召签订一个新的“禁止微生物方法战的国际公约,以之补充但不取代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

尽管美国和英国政府对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作了区分,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苏联,希望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美国在越南使用毒气和植物抑制剂激起了国际上対美国不承认《日内瓦议定书》的抗议,该条约既适用于化学武器也适用于生物武器的使用。苏联不愿意美国在新的条约中把化学武器与生物武器分开。

1971年,苏联反对把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分开的立场使得关于英国条约的第一次会议陷入僵局。1972年的会议也面临着同样的威胁。但苏联突然发生了转向,同意把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分开,对禁止生物武器予以支持。苏联与有关国和英国一道成为条约的三个存放国之一。的苏联是否在那个时候已打算建立一个秘密的进攻性计划是无从知道的。所签订的条约由于缺少遵守措施,如现场视察和核査的规定,使得苏联可按其意解释或无视之。从表面上看来,苏联1972年显示了它忠意加入未来的军事控制协议。作为美国外交上的一个让步,条约的第九条要求条约签署国“以诚信”承诺,将继续进行谈判,以达成一项禁止研发、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的条约,这一目标1993年在苏联解体之后得以实现。

1972年4月,尼克松代表美国签署了《禁止研发、生产和储存细菌和毒素武器及其销毁的公约》松放弃生物武器的决定制止了美国正在扩大之中的军事试验、媒介生产和实地试验,否则它们可以对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早期发现以及后来生物技术方面的巨大突破加以利用。通常所称的《生物武器公约》遵从了尼克松的决定,切断了西方微生物学与国家的生物武器计划的联系。1975年当《生物武器公约》开始生效时,尼克松因“水门”丑闻受到弹劾的威胁,辞去了总统职务。

批准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

《日内瓦议定书》的批准问题1925年未能在参议院通过,70年代初再次受阻,因为时值越战,美国军方想保留使用骚乱控制媒介和植物抑制剂的选择权。

但是美国陆军使用植物抑制剂的日子不会太长了。人们曾担心橙剂( Agent Orange,美国在越南使用的三种主要植物抑制剂之一)可能引起胎儿缺陷,为此国防部1970年4月下令禁止这种媒介的使用。同年美国科学发展协会批准和资助了一个试点项目,对在越南使用植物抑制剂的效果进行调查。梅塞尔森是该调査小组的负责人,成员包括物理学家约翰・康斯特布尔和林业学家亚塨・威斯汀。调査小组得到在越南的美军的合作,返回时带了一些从空中拍摄的照片和其他资料,显示植物抑制剂对红树森林有极强的破坏力,摧毁农作物的目的原打算只限于破坏敌方军队的食物供应,但实际破坏的是老百姓的庄稼。调査小组对越南农村的母亲进行了采访,但没有发现植物抑制剂造成胎儿缺陷的明显证据。调查小组1979年12月向美国科学家协会汇报其发现的当天,白宫宣布它已下令中止植物抑制剂在越南的使用。

1971年3月,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举行了六天听证会后提出了美国批准《日内瓦议定书》的问题。"国务院支持军方希望保留在战争中使用骚乱控制媒介的选择权。反对方的观点是,骚乱控制媒介的使用已经升级,需要全面禁止,以作为一个“防火墙”,阻止扩展到其他类型的弹药及使用。时任福特基金会主席的麦克乔治・邦迪作证说,美国目前在军事上使用化学媒介的效力与长远的影响相比相差太多:“我们把未来的影响称量一下,秤就会打翻。未来将出现别的植物抑制剂一一别的骚乱控制媒介别的毒气 在别人手中。比催泪瓦斯和植物抑制剂的任何局部战术好处重要得多的是,需要建立一个防止未来毒气战的尽可能坚固的国际壁垒

1975年,福特总统与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达成了在未来战争中限制化学药品使用的妥协,由此在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公开签署半个世纪之后,美国参议院同意了签署,总统予以批准。

余波

1969年,尼克松构想使防御性生物武器计划成为全球性流行病免疫的世界领导,人们所知的德特里克堡将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而不是生物战的准备之地。正如建立这样一个有独创性的、现已被放弃的计划是前所未有的一样,这样大规模地单方面地放弃整类武器也是空前之举。徳特里克的转向开始进展缓慢,受到官条主义繁文缛节及国会、白宫和联邦机构之间缺乏协调的羁绊。为加速过渡,一些对转型十分关键的机构需得到白官的指示,而这些指示总是姗姗来迟。

1969年尼克松签署了他的另一份遗产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政策法》(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该法要求负责生物武器项目的官员以书面报告表明他们的处理符合环境安全标准。有数百公斤媒介,包括干燥炭疽菌和野兔病病菌、7.3万公斤麦锈菌和900公斤稻瘟菌,以及数万枚装填的炸弹需安全销毁。干燥炭疽菌被解毒、与军火分离并进行变性处理。生物武器设施需进行净化,设备予以拆除,这一切都要依法进行 份报告记述道:“通过随时公布的一系列简报、新闻发布会和闭路电视,以及在整个处理过程中对非污染地区的走访,新闻界进行了广泛的报道。”

还要进行其他的变更。商业和学术合同被取消了,所有的农作物疾病研究被转到农业部,有关侦察设备和防护服的研究被转到埃奇伍德兵工厂和化学师团。杜格维试验场的防卫试验大幅度缩减,生物武器研发的经费削减了一半,一些项目负责人匆忙改写计划,把进攻意图改为防卫性意图。

甚至在《生物武器公约》生效之前,一个新的冷战阶段已经开始,随之而来的是新一轮的保密和互不信任,这促使生物武器在苏联扩散,而很少有人想到苏联会发展这种武器。美国在放弃生物武器,而苏联却在暗中违背公约,其目的可能在于国防,但它从秘密生物武器中能得到什么却不清楚。苏联肯定猜疑美国在继续进行某种形式的进攻性计刘。在尼克松作出决定以后,中央情报局保留了少量炭疽菌和贝类动物毒素,以及一些野兔病、布鲁氏菌病、委内瑞拉马脑炎和天花的培养菌。这种无视总统权威的做法在1975年举行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被揭示出来,可能引起了苏联的注意。”美国情报部门也可能利用其在苏联军事部门中的双重间谍故意引起苏联对美国秘密计划的猜疑。“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很可能增加了军方在它已经拥有相当权力的政府中的自主权。

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苏联故意违背了《生物武器公约》,而这种秘密违背的做法一且揭示出来,条约的信用便遭到破坏。在西方大国拥有了核武器而放弃生物武器之后,苏联不久开始了自己的秘密计划,像此前的计划一样,它是针对平民的。

美国是承认曾拥有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的5个国家之一。承认自1941年至1969年曾有过进攻性生物计划,此后仍有防御计划和活动。战后美国迅速成为超级大国,其生物军备也在与苏联的竞争中成为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超级军备。w

在731营地,活人试验和活体解剖的“试验品”,总数估计在1万人左右。具体数目不精确,是因为731部队所有的档案最终都到了美国人手里,至今没有公开。而在731营地之外,日本试验和使用生化武器造成中国的死亡和伤残人数,远远不止这个数字。731部队的几位主要负责人说,如果没有731的生化武器,日本在中国的战争,撑不了八年。日本在中国向平民百姓使用的生化武器种类繁多,包括炭疽、伤寒、鼠疫、霍乱、痢疾等。

系列未完

之所以要稍微详细说一段731部队的情况,首先是要说明,日本疯狂发展生化武器完全来自欧洲的启发,其一切技术手段和理论也来自欧洲。同时,731部队的非人道、反人类行为,与纳粹集中营相比,毫不逊色。任何有正义感的人,都应该将731部队的主要人物处死。但是,美国为了获得日本生化武器的研究资料,与石井四郎作了一笔人类历史上最肮脏的交易。

参考资料:

《合成生物技术的应用伦理研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研究生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合成生物学的伦理问题及其反思》—— 武汉理工大学

《合成生物学的伦理研究》—— 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

《合成生物技术伦理问题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

《 NEXTGENERATIONBIOWEAPONS:THETECHNOLOGYOFGENETICENGINEERINGAPPLIEDTOBIOWARFAREANDBIOTERRORISM》——(Michael J. Ainscough Colonel 着)USAF Counterproliferation Center

《疾病文图史:影响世界历史的7000年》—— 金城出版社

《生物战史》—— 时事出版社

《枪炮,病菌与钢铁》—— 上海译文出版社

《生物事件应急管理》—— 科学出版社

《瘟疫与人》——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生物武器》—— 三联新知文库

《突发事件与灾害中的 卫生对策》——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验室生物安全》——人民卫生出版社

《ADVANCED DISASTER LIFE SUPPORTTMCOURSE MANUAL》——(Richard B. Schwartz 着)

《BASICDISASTERLIFESUPPORTTMCOURSEMANUAL》——(RAYMOND E. SWIENTON ITALO SUBBARAO 着)

《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制人新种病毒基因武器》——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BIODEFENSEINTHEAGEOFSYNTHETICBIOLOGY》——(CommitteeonStrategiesforIdentifyingandAddressingPotentialBiodefenseVulnerabilitiesPosedbySyntheticBiology 着) CommitteeonStrategiesforIdentifyingandAddressingPotentialBiodefenseVulnerabilitiesPosedbySyntheticBiology

1947年5月,石井四郎第一次接受美国生化武器专家的审讯。石井四郎提出,以他掌握的人类试验资料为条件,要求美国撤除对他本人及其下属的战争罪起诉。1948年3月,美国与石井四郎达成了交易。在德国,集中营里的医生都被判处绞刑;而在日本,731部队没有一个人受到起诉,在中国发生的细菌战仿佛没有发生过。原因除了美国想要获得日本的研究资料外,还有一个不能放上台面的因素:在德国,受害的都是欧洲人,在日本,受害的都是中国人。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美国独家秘密获得了日本731部队的全部档案,等于间接参与了残害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罪行。

从在世界范围禁止生化武器的角度来说,审判日本731部队是最好的时机,美国为何那时候不做?因为,一旦起诉审判日本731部队,美国就无法独享731部队的人类试验资料。而且,全世界舆论一定会同声谴责这种极为残忍的反人类罪行。在舆论的压力下,美国国内的生化武器研究即使依然保持绝密状态,恐怕也很难继续下去。为了自己尽快掌握生化武器的技术,美国宁愿让731部队人间蒸发。这就是号称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美国。

从事后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上研制生化武器的国家,大概只有日本、德国、英国和美国。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初的时间段内,全世界研制生化武器的大概只有苏联和美国。而且,美国的研究步伐越来越快,甚至到了用活人做试验的阶段。原因很简单,核武器成本太高,生化武器便宜得多。那么,美国为何会在1975年宣布禁止一切生化武器呢?明天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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